文|木木

编辑|观星

至崇祯年间，明、朝宗藩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当属朝鲜贡道改易一事。

崇祯元年，督师袁崇焕为统一事权而奏裁登莱巡抚一职，之后借由登抚被裁，袁崇焕进一步奏请改朝鲜贡道于觉华一线。其实最早提出更改贡道的是登抚孙国祯。

后金南侵，朝鲜被迫与其订立盟约，之后虽向登抚说明情况，但依旧引起了时任登抚孙国祯的警觉与猜疑，“朝鲜由登进贡，虽为慕仪，但迫逼虏酋，未必无观望之意”。

并奏改朝鲜贡路，“计惟有速改贡道，由旅顺越双岛，逾南北汛口，直走觉华，入芝麻湾，扣关而入，不失祖宗防微杜渐之意”。

之后消息传到朝鲜，“伏见登莱巡抚孙国桢题本，其一条，议改我国贡路，冬至使宋克讱今将发行，若到皇京，问倭情则呈文痛辨，问虏情则据实言之似当”。

一、使团的看法

使团到达京师后意外发现，新任督师袁崇焕竟也和登抚持相同的立场，使团随即呈文礼部：铁山嘴乃海流所汇处，惊涛骇浪，险恶无比，往在辛酉。

陈慰陪臣朴彝叙，进香陪臣柳涧康昱，书状官郑应斗及丁卯冬至书状官尹昌立等，皆淹死于此，伏愿老爷俯谅此间情节，勿为改易贡路。

使臣在呈文中备陈“山海天津水路险恶，难以得达之状”，礼部官员回答“袁爷乃外皇帝，皇上言听计从。你等贡路勿改之请，虽用累千合，决不可谐”。

登抚和督师都主张更改贡路，尤其是新任督师袁崇焕更是对皇帝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使团意识到此次阻止明朝改易贡道的任务绝难成功。

议改贡路的建议经由登抚初提，后获督师支持，最后被朝廷采纳，终将贡路由登州改至觉华一线。袁崇焕担任督师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统一事权。

崇祯元年袁崇焕趁登抚孙国祯离任之际奏请裁撤登抚，“有事则以山东抚臣移驻登莱”，获崇祯帝允准。

紧接着袁崇焕以“登抚既裁，东道无主”为由，请改朝鲜贡路，也获批准，袁崇焕又进一步将东江的饷道由登莱改至宁远。

日本学者松浦章认为，袁崇焕更改朝鲜贡道主要是为了“显示出明朝的巨大威信”，孙卫国认为“是因为改江东饷道由登州而变为宁远，朝鲜贡道因而连带受到牵连”。

究其根本原因是袁崇焕出于统一事权的考虑。贡道，特别是江东饷道的更改招致毛文龙的激烈反对，袁、毛矛盾进一步激化。

袁崇焕遂于崇祯二年六月在巡视海岛之际，处死了毛文龙。之后向朝鲜通报处死毛文龙及更改贡道的缘由。

在得知毛文龙已死的消息后，朝鲜于崇祯二年七月遣谢恩使李忔、冬至使尹安国出使明朝，借机请改贡路。

李忔一行经由觉华岛附近海域时，尹安国等人所乘船只于海上倾没，“同舟五十余人一时俱作长平之卒”，在上岸后又逢后金南侵明朝，因此耽搁行程直到崇祯三年三月底才抵达京师。

之后使团呈文请开登路，“极言觉华路险，所经铁山嘴诸处，波涛汛急，绝无岛屿依泊，乞上奏天朝，改觉华之路，仍由登州”。但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明朝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故。

后金南侵、袁崇焕下狱继而被杀，以及后金回撤后诸多善后事宜需处理，已无暇顾及朝鲜贡路一事。

此时明朝海上局势也为之一变，先是登抚裁撤、接着毛文龙被杀、最后袁崇焕亦遭诛，朝鲜在请改贡路一事上，一时失去了来自明朝海疆重臣的助力。

在朝鲜使团尚未返程时，东江刘兴治发动叛乱，明廷接报后，很快就有官员建议复设登莱镇。

之后山东巡抚也上言“登州距德千里而遥，文移往来。军机恐有漏泄，须驰至登门，亲为料理。”应对这次兵乱，驻德州的山东巡抚难以遥制，表明登莱巡抚一职亟需恢复。

当年六月明廷任命孙元化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东江等处”。登抚的复设让朝鲜君臣看到了将贡路改回登州的希望，崇祯三年七月朝鲜派郑斗源到明朝请改贡路。

“初，经略袁崇焕以登州海路平易，且疑毛将请禁之，遂开天津之路，至是，进慰使郑斗源将赴京，请赍改路奏本，直向登州”。

郑斗源径赴登州，向登抚孙元化面陈使团在海上覆没的惨状，“贡使朴彛叙、柳涧、康昱、郑应斗、尹昌立、尹安国等六船及跟随船接连淹没，死者殆六百余人”。

此时履任之初的孙元化亟须在登莱打开局面，因而争取到朝鲜的援助，对登抚来讲亦十分必要。于是登抚孙元化公开支持使臣请改贡路，并为其“奏请复登州之路事”。

同时派人护送使团前往京师：元化委官伴送赴京，仍为疏述其意以闻。帝谓朝鲜世守外藩，恪修事大之礼，道险漂伤，岂不加悯。但水路既有成命，改途嫌于自便。

元化如谙大义，当暂留来使，请命通书，何遽伴送前来，所司速行确议以闻。

朝鲜使臣擅自由登州登陆，登抚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护送其抵达京师，引起明廷的不满。但此时海疆方倚重登抚，其支持更改贡路的态度引起了皇帝的重视。

“圣旨答曰，朝鲜贡道事宜，已有旨了，孙元化军务方殷，着用心料理，不必引咎”。史载此次议改朝鲜贡路的结果，“帝以水路既有成命，改途嫌于自便，不许”。

对明朝君臣的讨论并未详载，而郑斗源在其《朝天记地图》一书中，对讨论中登抚、礼兵二部以及内阁的表态，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兵部咨称：辽阳失陷，改陆从海，行之七年，未见有意外可虞，身弥至觉华，海多暗礁，触之立碎，风涛一作，收泊无地，是将委君命于波臣也，且督师原疏云，登抚既裁。

东道无主，是以议改。今登抚复矣，东道有主矣，何不可复从登乎？兵部支持登抚的意见，称负责朝鲜贡路的登抚裁而复设，建议将贡路改回登州。

皇帝忧虑登莱海防，令兵部将海防相关事宜“详酌妥确，合疏具奏”。疆场事大，兵部分别移会登抚孙元化和督师孙承宗进行商议，之后复奏。

“朝鲜贡道仍从登门达京师，似为便，海上之事，一惟登抚责任，时加侦探防御，并约束朝鲜贡使往来，而中华无意外之虞”。

在与登抚、督师商议后，兵部认为改贡道于登州更加便利，且有登抚坐镇，疆场无虞，督师及兵部尚书也一致建议由登抚具体负责改道之后的海防事宜，但崇祯帝仍有疑虑。

接着礼部亦奏：登门之说则督师孙、枢臣梁，言之已祥，前此改由登门，行之七年，缘登门抚镇方设也，后再改而由觉华，缘登门抚镇既撤也。

今议贡道暂许从登者，以建牙开府之复设，惟孙元化身在海上者，能熟陈其便，一面敕令该抚备将防海通贡事宜，条上方略，恭候宸断。

此时无论是礼、兵二部，还是督师、登抚，都赞成将贡路改回登州，阁、部并推登抚负责制定具体的海防方略。但依然没能打消多疑的崇祯帝之顾虑。

皇帝非常关注更改道后的海防问题，但兵部题本中并未制定详细的规划，因而关于更改贡路一事的讨论“日月荏苒，又经一岁”，一直议而未决。

就在明朝君臣讨论之际，东江刘兴治再次掀起叛乱，此次兵乱打断了这场议而不决的讨论。皇帝下旨令使臣急速回国，通知国王防备乱兵“其贡道再行祥酌确议”。

当使臣到达登州时，东江之乱已平，而“登门、觉华贡道未定”，于是再赴登抚处，但登抚已经接到了皇帝的旨意，“近方诘戒清岛，严海饬防，贡道还着暂从觉华”。

二、登抚的许可

朝鲜使臣百般周旋，取得了登抚以及阁部官员的支持，仍旧没能将贡路改回登州，“礼部、兵部、孙阁部、孙军门，皆为之合力请开登路，而独皇上不许”。

东江兵乱，致使朝鲜请改贡路的努力功亏一篑，可见朝鲜贡道的议改和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以及明朝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请改贡路没能成功，但郑斗源在登州结识了传教士陆若汉并结交到了登抚孙元化。

郑斗源言陆若汉“进红夷炮，请讨建虏。天子嘉之，赏赐累万，送于登州卫孙军门。若汉精于天文，善造火炮，郑愿得之，则以火炮一铳及他物送之”。

崇祯四年七月，郑斗源一行返回朝鲜，并带回千里镜、火炮进献国王，使臣能够携带火炮这一重要的军事物资回国，显然是得到了登抚的许可。

不仅如此，为结好朝鲜，登抚孙元化还应郑斗源之请为其去世的家人撰写了神道碑。

在请改贡路一事上朝鲜希望得到登抚的援助，因而非常关注新任登抚的情况，使团回国后，仁祖专门召见郑斗源。

询问新任登抚的情况：“上曰：‘孙军门何如人也？’斗源曰：‘清俭疎雅，虽威武不足，可谓东门得人矣。’”

郑斗源一行虽未完成请改贡路的任务，但却带回了火炮等利器，并成功争取到了登抚支持这一重要的政治资源，因而得到了仁祖的嘉奖。

孙元化担任登抚后，在整饬、恢复登莱、东江军备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朝鲜的援助。因而其不仅支持朝鲜请改贡路，并结援督师和兵部尚书为朝鲜助力。

同时对于往来登州的朝鲜人员，孙元化也悉加照顾，“凡使臣之往返登州，悉蒙接济，恩礼勤笃。至于留泊船人，亦沾饷给，回程护送”，向朝鲜积极示好。

朝鲜敏锐地抓住明朝复设登抚的契机，遣使请改贡路，并在登抚的帮助下进而顺利争取到了阁部官员的支持，表明朝鲜对结援登抚这一外交策略的运用已经相当熟稔。

登抚的示好也收到了朝鲜的回馈，为交好登抚，朝鲜顶住来自后金的压力，送其铜锅、鸟铳、船只。

不仅博得了登抚的好感，也得到了皇帝的嘉奖。但继东江乱后，崇祯四年发生了历时十八个月之久的登莱兵变，对整个登莱地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登抚孙元化也因应对失措，最后被明廷处死，登抚“拥兵镇登，东门之锁极壮”的盛况不再，登莱自此一蹶不振。

登抚自设立以来，明廷及历任抚臣对登莱的辛苦经营，经此大变俱付诸东流，明朝海上局势大坏，登莱对后金已不能起到强有力的牵制，朝鲜请改贡路的希望也彻底断送。

在请改贡路一事上，朝鲜虽争取到了登抚的支持，但面对渐坏的时局，登抚也力有不逮。

虽然朝鲜并未放弃继续请改贡路的努力，但一直到臣服清朝之前，使臣到明朝进贡仍是走觉华一路。

崇祯九年十二月清朝南征朝鲜，时任登抚杨文岳得信即奏报明廷，请发兵东援属国，崇祯帝即令皮岛沈世魁、登莱陈洪范“鼓励岛众联合水师，相机出奇协图剿御”。

并令登莱抚、监“设法照应接济”，虽然皇帝“屡旨命救朝鲜”，但水师诸将“竟违命不救”，沈世魁亦主要“修筑城台，广设炮药，收集兵船，以为固守计”。

时任兵部尚书杨嗣昌认为“但论今日时势，正宜会海师以护登，不宜空各镇以填海，洪范、世魁进取即不足，退守宜有余”。

表明当时登莱实力已大不如前，以致明朝未能对朝鲜进行有效的救援，朝鲜也于此役之后臣服清朝。登莱巡抚因辽事起而设，亦因辽事息而撤。

明朝登抚称为“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东征军务兼管粮饷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登抚设立后一直到第二任登抚袁可立抚登期间，其主要的职权才基本确定。

辖区除了登莱一带，包括东江在内的沿海岛屿亦归登抚辖制，登抚麾下不仅节制了登莱镇与东江镇，同时还肩负着联络、策应属国的职责。

清朝入关后为平定登莱地方，继续保留登莱巡抚一职，清初登抚称为“钦差巡抚登莱青东江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相较于明代曾作为登抚主要职责的“赞理东征军务”，也随着清朝入关而不复存在，顺治九年清朝在山东的统治基本稳定，清廷才将登抚一职裁撤。

三、登抚的政治职能

明廷设立登抚以筹划登莱海上军务，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其政治职能亦愈加突出。在明、朝宗藩事宜中明廷非常重视登抚的意见与态度，登抚在涉朝事务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在复辽战略上登抚亟须朝鲜的军事援助，而在与明朝交涉上朝鲜同样需要来自登抚的政治援助，并为此及时调整外交政策积极结好登抚。

因此在明末的中朝关系中登抚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存在。自登抚设立直至明亡，期间虽短暂被撤，但很快复设，彰显了其在料理海疆、联络属国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更具全局意义的“三方布置”层面来看，明廷将登抚和朝鲜纳入同一共同防区，登抚不仅充当了属国常态朝贡的中间环节，更是成了明朝联合朝鲜、协调军事行动的国防支点。

天启帝曾指示“疆事当责成边臣”，因而在与朝鲜外交互动中，明朝将涉朝事宜一惟登抚负责，并非常注重维护登抚的权威。

朝鲜君臣也逐渐明晰了登抚的职权及明廷在涉朝事务中所赋予登抚的威权，进而对历任登抚的动向都保持密切的关注。

登抚身任封疆，警惕“倭情”，关切“虏情”，其向明廷提供的有关朝鲜方面的信息，直接影响着明朝对待朝鲜的态度。

在后金南侵朝鲜时，登抚成为朝鲜向明朝求援的主要通道，明廷也主要依据登抚的奏报，筹划出兵东援朝鲜。登抚的裁撤与复设，更是直接关系着朝鲜贡道的变更。

因而在对明外交以及在应对东江的侵扰时，朝鲜积极借助登抚的力量，以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

无论是仁祖请封、携贰辨诬、丁卯求援还是请改贡路，朝鲜都主动援引登抚的力量，这可视为在“至诚事大”旗号下朝鲜君臣对明朝展开的一种灵活外交。

最后议改贡道虽然争取到登抚的援助，但将贡路由觉华改回登州一事依然无疾而终。

折射出在时局日坏、登莱不复昔日辉煌的情势下，登抚应对危局的有心无力，不久之后朝鲜臣服于清，明、朝关系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