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是四川盆地迄今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分布面积约十二平方千米，古蜀人长期将三星堆遗址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并在此生息繁衍长达两千年，演绎了人类文明从孕育诞生、繁荣辉煌到走向衰落的完整过程，可历时数十年的发掘却令谜团的数量不降反增，三星堆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文化密码呢？

青铜大立人

发掘情况

三星堆遗址现已出土各类文物五万余件，其中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很多器型均前所未见，如青铜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睛（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这些器物构成了三星堆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截至目前已出土文物超万件，包括金器、铜器、玉器、玛瑙器、石器、陶器、纺织物、漆木器、象牙器、象牙、海贝等。

青铜神树

三号祭祀坑出土三百余件青铜器及象牙文物，包括铜顶尊人像、铜顶坛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神树、铜眼形器、铜蛇、铜圆尊、铜方尊、铜圆口方尊、铜圆罍、铜盆等，此外还出土了金面具、玉石器、海贝等遗物。

三号祭祀坑的青铜器和象牙

四号祭祀坑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在灰烬中检测到了蚕丝蛋白，这是三星堆祭祀区首次发现丝织物，除此之外还检测到竹子和楠木的残留物，坑中出土七百余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遗物。

四号祭祀坑的象牙

五号祭祀坑出土的文物主要是小件器物，如象牙器残片、玉器残片、金箔片、珠饰等，圆形金箔片有穿孔并呈一定规律分布，推测是附着于衣物或纺织物上的装饰品，坑中还出土其他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等五十余件，其中以大型金面具、鸟形金饰最为重要。

五号祭祀坑的象牙雕刻残片

六号祭祀坑发现一件木箱，内侧涂有朱砂，四面形状完好，但已彻底碳化，箱中检测出丝织物残留，木箱类遗存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其功能尚未知晓，七号祭祀坑因被六号祭祀坑打破而发掘较晚，较完整的象牙已发现六十余根，并有少量金器、铜器、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

七号祭祀坑的龟背形网格状器

八号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包括铜器、金器、玛瑙器、玉器、石器和陶器等，数量达三千八百余件，大型青铜器被有意破坏，中小型青铜器包括铜人头像、铜面具、铜跪坐人像、铜铃、铜贝、铜戈等，玉器包括璋、斧、凿、管以及大量玉珠等。

祭祀文化

著名的八大祭祀坑大家耳熟能详，但其实祭祀坑远不止八个，考古学家将其大致划分为三等，八大祭祀坑为第一等，集中分布于南部祭祀区，玉石器坑为第二等，多分布于遗址北部，数量众多的陶器坑为第三等。

八号祭祀坑的铜神坛局部

这些祭祀坑是各阶层参与祭祀活动的遗存，三星堆时期的古蜀国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会进行祭祀活动，因此有学者认为古蜀国是一个神权古国，三星堆人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祀”运用到了极致，将最宝贵的资源都献给了神灵，如此举国皆祀的习俗即便在古蜀国的历史中也只出现于三星堆、金沙时期，与殷墟的祭祀活动不同，截至目前还未发现人祭，兽祭也不普遍。

八号祭祀坑的金面罩铜头像

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具有独特、规范的礼制，具体表现为铜器以尊、罍为核心，玉器以璋为核心，石器则以璧为核心，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璧数量众多且体型较大，其中最大的一块直径达七十厘米，重达百斤，这种情况在其他青铜文化中十分罕见，石璧按大小顺序排列成组出现，与中原的列鼎制度类似。

族群构成

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以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为主，主持祭祀仪式的祭司、巫师等神职人员形象颇多，有别于中原商文化青铜器以礼器为主的传统，三星堆文化的神巫气息浓厚，体现出古蜀人对神灵的特殊理解，这也是三星堆被称为神权古国的原因。

青铜人面像

三星堆青铜器中还有许多动物形象，如虎、龙、蛇等，其中鸟最为常见，植物型铜器以青铜神树为代表，组合型铜器以铜神坛为代表，这些器物都是中国青铜艺术的结晶，从青铜人头像的发饰可以看出古蜀国统治阶层的构成比较复杂，应当来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显示成都平原约在距今五千年前才开始有人定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川西北高原的民族。

黄金面具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五十七件人头像中有四十七件为辫发形态，其余则为簪发，由此推断辫发一族为统治阶层的主要族群，可能是执掌人权的王公贵族，而以大立人为代表的簪发一族则可能是执掌神权的祭司阶层，地位更高，统治阶层的复杂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文化形态的复杂性。

文化特征

三星堆是多元复合型文化，出土的陶器、石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三星堆也深受其他文化的影响，表现出海纳百川的包容吸纳能力，以金杖、金面具为代表的金器，以大立人像、人面像为代表的铜器，以及使用土坯的城墙筑造技术可能与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的文明有一定联系。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从文明发展水平、后世及周边影响力方面来看，三星堆虽不及中原地区夏商文明的高度，但其在艺术创造力、大型铜器铸造、黄金锻打与使用方面均不弱于中原，三星堆祭祀区二次发掘发现的新器物，如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人像，不仅充分证明古蜀国与中原文化的紧密联系，也反映出古蜀人在自身精神信仰及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元素进行了吸收与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区域文化，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演变过程。

超出认知

尽管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许多前所未见、超出认知范围的器物，但三星堆文化仍然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将二者分割开，引人注目的八大祭祀坑也只是三星堆两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段辉煌时期而已，并非三星堆遗址的全部，正如前文所述，三星堆是一个以土著文化因素为主导的多元复合型文化，这从遗址中大量出土的陶器、石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青铜神树

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古蜀文化不仅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也可能与其他地区的文化进行过长距离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三星堆遗址的主体年代与古埃及的新王国时期、地中海的迈锡尼文明时期大体相当，但截至目前仍未找到相关证据。

金杖

总体来说，源自黄河流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礼器制度及用玉传统，与可能源自其他文明的雕塑艺术、尚金习俗及黄金冶炼加工技术，在四川盆地这个特殊的地理单元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古蜀人按照自身意愿将其与本土文化元素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化。

戴冠青铜纵目面具

那些“不那么中国”的器物身上其实也有许多中国人熟悉的象征与元素，比如铜跪坐人像手中的牙璋，铜跪坐人像头顶的尊，一号大神树、大立人及神殿上的龙形象，此外商朝青铜器上的典型纹饰，比如雷纹、夔龙纹、兽面纹、回纹、蝉纹等也都被应用在大立人、小立人、兽首冠人、神树、神坛等器物上，这些看上去超出认知的事物是古蜀文化高度开放、极富创造力的生动体现，也是早期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盉

“蜀”这个地处中国西南地区的古国名称在甲骨文、金文中曾多次出现，相关记载并不详细且富有神话色彩，如“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让古蜀国的传说有了更高的可信度，也从侧面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

最终去向

从三星堆遗址四期（距今三千一百年左右）开始，三星堆古城逐渐衰落，而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的金沙文化在成都西南部悄然兴起，使三星堆文化得以在成都平原继续辉煌发展，有学者将该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称为十二桥文化或三星堆——金沙文化，学者普遍认为，两大遗址的兴衰更迭与古蜀国的迁都具有一定关联，但迁都的原因究竟是自然灾害还是其他族群入侵，亦或是统治阶层内讧，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结论。

玉璋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316年是古蜀文化的末期阶段，有学者根据历史文献将古蜀国的五大王朝与各大重要的考古遗址相对应，三星堆时期对应蚕丛、柏灌、鱼凫王朝，金沙时期对应杜宇王朝，新一村时期对应开明王朝。

三星堆祭祀复原场景

金沙文化于公元前八世纪终结，新一村文化的统治者向北迁都，但仍位于现在的成都市区，并在此期间与东方的巴国产生冲突，公元前316年，秦国利用巴、蜀之间的矛盾先后攻灭两国，终结了古蜀国两千年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古蜀文化余温尚存，直至汉武帝时期，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古蜀文明才与华夏文明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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