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那无可救药唯美浪漫派老爸丨人来人往

（视觉中国/图）

“谈起爸爸，能想起的形容词——伟岸，严厉，慈爱，沉默，大山……”这是某周报在一堆父亲节感言前所加的编辑按语，看了不禁哑然失笑，以老爸对我来说，这些词汇，除了“慈爱”之外，简直一个也用不上，不！连“慈爱”也不合用，根本是“溺爱”才对！虽然“溺爱”是个动词，不是形容词。

生长于许多年前的上海，自小到大，我从未尝过传统家庭里重男轻女的滋味，我没有姐妹，只有两个较我年长不少的哥哥，自一出世，就是爸爸心目中千盼万望才得来的“囡王”，闹不得，骂不得！从来只有我对爸爸发脾气，没有爸爸对我疾言厉色的时候。老爸一点也不可怕，倒是妈妈很有威严，记得有一回妈妈返乡省亲去了，那一个月，我几乎可以天天不读书，每晚跟着老爸到处串门子，快活得很！到我长大成人了，妈妈还不时提醒老伴：“这孩子，要不是我从小管得严，早就给你宠得不成样子了！”

其实，由于我自小体弱，生过几场如白喉、肾脏炎、百日咳等大病，所以父母对我特别呵护，凡事都很放任。老爸总是紧张地叮嘱：“你可不要考第一名，读书过得去就可以了，眼睛最要紧，要好好保护，千万不要变近视，你那‘桂圆眼’变成‘眯起眼’就糟了！”我在小学偶尔考个第一时，他又忘了自己说过什么，到处去宣扬“女儿老是考第一”了，让小时的我感到很难为情。

生活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虽然出身上虞乡绅之家，也没进过洋学堂，爸爸可是个十分时髦先进的开明派，不但喜欢穿西装、吃西餐，在朋友游说下投资开设新派西餐馆“金谷饭店”，还有兴趣在上海孤岛时期筹组民华影业公司，于1940年一掷千金开拍创业巨献《孔夫子》。还记得他跟电影界、戏剧界的朋友相熟，常带我出入名伶巨星的厅堂，什么梅兰芳、金少山、周璇、金焰、刘琼、石挥等名字，不停在耳边荡漾。我唯一的姑姑出嫁时，在爸爸的统筹下，排场可不小，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婚礼，不但披婚纱、奏西乐，还要来个新娘步入礼堂的洋仪式。小不点的我，担当花童重任，爸爸特地请来费穆当导演，记得费大导亲自示范，一面牵着我，一面嘴里哼着结婚进行曲：“5-1-1-1，5-2-7-1”，教我在甬道上向左右两边洒玫瑰花瓣时，记得要按照音乐节拍“走三步，停一步”！

记忆中，爸爸对美丽的人、事、物都很着重，对于物质钱财却一点观念都没有。小时候为了哄我第一次去看牙医，他给我的礼物是一个绛红色的小盒，里面装了一方别致的玛瑙印章，从来没想过给个什么红包之类的俗物。1949年从上海搬去台湾后，时代变迁，家财散尽，爸爸除了应邀出任“鲜大王”酱油厂经理之外，也曾跟朋友合伙开设了一家“城中夜花园”，园中供应冷饮，播放音乐，让人于工余之暇，在露天花园中跳舞怡情。可是在那风气闭塞， 条件落后的年代，那么一处新颖的场所，要吸引顾客光临，谈何容易？加上台北多雨，老天一不赏脸，泼下水来，那晚的生意就泡汤了。记得有一晚，阵雨刚停，园中无人，生意没了，四周的彩灯还一闪一闪亮着，在湿漉漉的地上映出倒影，像是点点繁星，老爸带着我，兴奋地教我跳华尔兹，随着《蓝色多瑙河》的音乐转圈，嘴里不停地念着“嘭-嚓-嚓；嘭-嚓-嚓”，转呀转的，一大一小乐不可支，早已浑忘生意的亏损了！

不久，台湾生意做不下去了，爸爸只身跑到香港去打拼。那些年他的辛劳我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当地为女儿想方设法跟相熟的明星讨签名照，还得附有上款，好让念北一女初中的我，带到课室里去向同学献宝炫耀。数十年后翻开重看，我还是给当年老爸的冲劲触动了，那洋洋数十张照片，包括了李丽华、周曼华、白光、尤敏、葛兰、钟情、林翠、张仲文、欧阳莎菲、严俊等，几乎囊括了当年所有炙手可热的明星，最神奇的是，居然还有主演《乱世佳人》的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传奇小生詹姆斯·迪恩（港译占士甸）(James Dean)， 以及美艳红星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的亲笔签名照，真不知道爸爸是费了多大劲，花了多少时间，通过什么样的关系，才替我一张张搜罗得来的！

老爸初到香港时，可能还想从事与影剧有关的工作，记得他曾经带我去邵氏片场看杜鹃拍摄《红娘》，去姚克家排练《清宫怨》，浪漫成性的他，曾经为了投资电影亏损无数，但是对当年无私的付出，依然无悔无怨, 毫不介怀，因为他深信，人类应走在“向上”和“向善”的路上，而电影就是“导上”和“导善”最有效的工具。

拍摄《孔夫子》时，他尊重费穆对艺术的执著，为了拍好效果，不惜让整个摄制队出外景时空耗着，只是为了等一片云、一场雪！都说拍电影是可以倾家荡产的玩意，年轻的制片家为了认同名导演，竟然可以不惜工本“烧钞票”，别人八千元拍一部戏，《孔夫子》落成时足足花了十六万！难怪如今他的外孙曾孙一说起《孔夫子》就摇头摆脑大大叹息一番：“唉！公公（太公公）要是当年没拍电影，去买下几条街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发达啰！”

当年爸爸自己先来香港，随后立定了脚跟，再接我和妈妈自台来港团聚。经过多年尝试，爸爸终于放弃了他的电影梦，从事了保险行业。那年头，社会风气保守，从事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谁愿意跟外人无端端讨论自己的身后事呢？再者，当年的香港，还不像如今一般高楼大厦遍地拔起，多的是没有电梯没有冷气的唐楼，为了推销生意， 爸爸几乎天天要在各处唐楼里来来回回，奔上跑下，弄得汗流浃背，气喘如牛，好不容易才做成一笔生意。不过，天性乐观的他，倒是能屈能伸，一点也不以为苦，主要的原因是他思想先进，认为这份工作不但可以养妻活儿，更可劝人对家庭负责，对子女负责，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因此不但乐在其中，而且干得有声有色，每次推销成功，就会带我和妈妈去“雄鸡饭店”或“车厘可夫”大吃一顿西餐来庆祝，尽管我那性格保守的妈妈宁愿在家里吃餐咸鱼加白饭！

爸爸中年后的生活，虽不如早年般阔绰富裕，但他甘之如饴，而且对美的追求，坚持不懈，始终如一。他可是比他那年代走得快一步，早就意识到男士也应护肤保养了，虽然当时所用的护肤品不过是妈妈的“旁氏冷霜”而已。爸爸每天早晚都注意洗脸洁肤的程序，妈妈老抱怨他霸占着洗手间不肯出来，走到哪里又爱照镜子。老爸长年累月注意保养的结果，让他年近百龄时，脸上仍然不见老斑。老爸自己爱美，对身边至爱的女儿，当然更要灌输美的教育，维护美的尊严了。记得有一次他为了我跟裁缝大吵一架。当年，时装店仍不盛行，要出入光鲜，身上穿着都得靠裁缝度身定做的。一件衣服从选衣料、画式样、量身裁、试身、修改，到最后完成，是一套相当繁复的工序，裁缝做得不合尺寸不合心意而要大改特改，是常有的事。有一回，裁缝上门来试身，不知怎的，那次所做的衣服全不合身，他又死不认账，还要不断找借口为自己开脱，嘴里喃喃不绝：“不关我的事啦！你自己腰身长，我根据你的身材，做出来就是这样的啰！”这时，爸爸恰好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外衣未脱，听到裁缝这样辩驳，不禁怒从中来，不由分说冲到裁缝面前，指着他鼻子气冲冲喝道：“什么？你你你说什么？”我很少见过他这么大发雷霆，大动肝火的，“我女儿腰身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有没有长眼睛啊？”原来，爸爸心目中的美人必须腰短腿长，合乎黄金比例的，而眼前，这裁缝佬不识时务，竟公然污蔑他心目中完美的女儿形象，是可忍，孰不可忍。结果，裁缝给他轰了出去，从此不准上门。又有一回，那时候爸爸已经进入暮年了，有一晚身体不适，尿管阻塞，紧急状况下，呼唤救护车前来送院疏导，谁知等到救护车到达大厦时，他已经由佣人搀扶着下楼了，门口的人员正拿着担架准备上前救护，抬头一望，不由得呆住了，脱口说道：“阿伯，你做咪嘢？（粤语“你做什么”？）你伊家去饮啊？（粤语“你去喝喜酒啊？”）”原来凌晨时分，惶惶然等候救援的耄耋老人，不但衣履整齐，西装笔挺，还打了一条红领带！

老妈跟老爸性格南辕北辙，一务实一浪漫，她最看不惯爸爸喜欢干“空头事”。所谓的“空头事”，就是不为名不为利，坚持一己的信念，只求付出，不计回报的傻事。1991年我出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时，为了庆祝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举办十项活动及纪念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成立“傅雷翻译基金”，邀请傅聪来港义演一场募集款项，当时在无兵无将、没钱没势的状态下，要举办如此大型的活动，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所幸老爸一听，劲儿就来了，不但替我加油打气，还出谋献策，将当年为推广《孔夫子》的看家本领都使了出来。他说，要推动这些，首先得找人赞助，赞助人得分钻石、翡翠、金、银等不同级别，接着，他为我动员了所有的人脉，到处去说项，包括去找苏浙同乡会、上海同乡会的诸多老友等等，在他的不断努力之下，总算筹募到了推行各种项目所需的“启动资金”（Seed Money）, 使往后的一切步骤得以顺利进行。老爸当年已经八十出头，还兴冲冲地在8月酷热的骄阳下，大汗淋漓地跑到北角去，只为了替我张贴一张演奏会的宣传海报。只记得那段日子，父女二人为了这项慈善工作天天埋头商讨对策，忙得不亦乐乎，我可从来没见过老爸这么起劲去买楼或炒股票的。

如今，老爸走了十五年了，一想起他，只记得他笑口常开，知足常乐的模样，心中自有一股暖流汩汩流过，使我开怀，让我坦然。爸爸留下的不是钱财，不是权势，而是他的豁达，他的开朗，他那毫不掩饰的真性情，他那对美对善追求不懈的生命力！因为他，我学会了感恩，对于日常生活中每一桩平凡而美好的事物，心存感激；因为他，我学会了赞美，对于身边的人物，每一样杰出的才具，每一件无私的善行，衷心赞赏；也因为他，使我深深明白，为了自己笃信不渝的原则与价值，只求付出，不计回报的举措，虽然傻，却又使人内心如此富足而充实！

金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