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今探

编辑|古今探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杨虎城联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事变和平解决，蒋被迫改变其策略，接受联共抗日的要求。

同时，他释放了一批其他政党的进步人士，但对国民党内与其意见相悖者的迫害没有丝毫减弱，张、杨二人首当其冲。

前者护送蒋回重庆，被监禁54年之久；后者同样遭到无理抓捕，经历12年牢狱折磨后，遭国民党特务残杀。

杨虎城遇难57年后，其孙杨瀚专程前往河南省漯河市，拜访了一位名叫杨钦典的老人。这位老人，即当年杀害杨虎城一家的国民党特务之一。

杨钦典涕泗横流，为当初的罪过忏悔，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出乎意料的是，杨瀚并没有怪罪，反而祝福他“长命百岁”。

被迫出国考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看似一切照旧，实则被软禁。蒋介石表面不追究杨虎城及其亲信，把这些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内，以减弱他们对自己的敌意。

1937年3月，蒋托人带话给杨，希望他能主动来见自己一面。杨收到通知，立即赶往杭州拜见蒋。

当晚，蒋设宴招待杨等人。说是吃饭，实际上是接受蒋教育。席间，蒋做了长达两小时的谈话，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大骂张学良，还暗讽杨竟然跟张“一路走”，蒋批评杨道：“你对得起谁？幸好没有执迷不悟，不然，你还能有今天？”

杨对蒋的谈话既不附和也不反驳，直到蒋说完，他才简单应付道：“我记下了。”宴会散场后，杨对属下说：“蒋介石向来不懂得诚恳待人，对他不该抱有幻想。”

次日，蒋再次邀杨见面，这次的谈话时间短了很多。蒋问道：“经过事变，你继续任职，有没有感觉不舒服？”

杨还没吭声，蒋继续说：“我听说，很多人对你的所作所为不满，你继续任职，无法安抚他们的情绪。依我看，你不如先出国考察一段时间，考察结束再任职。”

杨随万般不愿意，但为了留在国内参加抗日战争，他不想与蒋闹僵，所以嘴上还是答应了蒋赴欧美考察的安排。杨计划采取拖延战术，只要等到战争爆发，便可名正言顺参加抗战。

不成想，蒋口口声声说不限制时间，却一再逼迫杨早日出发，见杨迟迟不动身，于是公开将其免职，并当众要求他出国。

蒋视杨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在催逼杨出国的同时，也试图派人将其暗杀。蒋先后派特务找了与杨有杀父之仇的褚龙吟、甄芝彦两人，均被拒绝。

后来考虑到暗杀行动，必然大幅影响蒋的威望，即便成功也得不偿失，因而取消了暗杀计划。

杨在重压之下远赴海外，考察期间他惊闻卢沟桥事变爆发，又恨又急，恨的是侵略者在我国领土肆虐，急的是自己身为军人，危难关头却不能保家卫国。

杨先后三次发电报与蒋，要求归国抗敌，但蒋却严令他留在美国，或者前往欧洲各国考察。他被逼无奈，只能继续考察之旅，每到一国，他都积极宣传抗日，以求为国内的抗战做出贡献，同时也没有放弃突破蒋的阻挠回国。

惨遭关押

1937年9月，杨收到宋子文发来的邀请，立即开始准备归国事宜。在杨看来，即便自己跟蒋有过恩怨，但大敌当前，蒋必然不敢对他下手，这显然是个错误的观点。

此时的蒋仍然没有忘记被杨关押的一幕，另外，蒋也担心杨回国后前往西北，西北是杨发迹的地方。在蒋看来，杨回到他西北的军队，于自己而言不是什么好事。因此，蒋与戴笠等人合谋，计划把杨骗至南昌监禁起来。

1937年11月26日，杨回到香港，蒋为了取得他的信任，亲自打来电话慰问。电话中，杨坚决要求参与抗战，蒋的态度异常热情，没等杨要求，他出动提出安排杨回归老部队。

如蒋所料，这个电话成功打消了杨的顾虑。此时的杨还不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向他笼罩过来。

杨高兴地跟夫人谢葆真分享了自己即将上阵杀敌的喜讯，后者有些顾虑地说道：“我们才得罪了他，防人之心不可无呀。”

杨依旧认为，国难当头，抗日战场上正值用人之际，蒋心中万分不满，也定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更何况世人皆知，他当初发动事变，为的是国家、民族。

谢葆真见他心意已决，只得同意。

杨原计划直接前往南京面见蒋，但当时情况紧急，日军几乎已经兵临南京城下，因此，当收到蒋要亲自前往南昌与他见面的消息时，杨不疑有他，立即搭乘飞机前往南昌。

戴笠早已率领众多特务等候多时，杨刚下飞机，就被软禁了起来。

此前，戴特的抽调大约30名特务组成警卫队，专门负责杨的押解、看守工作。特务们把杨及其随行人员关押在了戴笠办事处的楼上，戴则住在楼下，以便随时掌握杨一行人的一举一动，避免他们逃跑。

被软禁当天，杨不相信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于是派下属拿着洗漱用品假装外出洗澡，不出意外地被守卫拦了下来，守卫给出的理由是：“外边危险，不便出门。”

直到这时，杨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是阶下囚。刚被关押的那几天，杨听说侵略者已经攻占南京近郊，作为军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令他无比郁闷。

他说：“我曾经为抗日救国而兵谏，如今全国都在抗战，假如我继续在海外逍遥，兵谏就失去了意义，我回国为的是杀敌，只要让我上前线，哪怕牺牲了，好歹问心无愧。”

杨被关押后，除了战事，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妻儿。当时，他们已经返回西安，可蒋还是不打算放过他们。

毛人凤招人模仿杨的字迹书信一封，寄给了杨的夫人谢葆真、杨的秘书宋绮云及其妻子徐林侠。信中谎称一切顺利，只是日夜操劳，身体有些承受不住，邀请他们来为自己分忧。

一家四口的牢狱生活

杨夫人收到信，对信中内容深信不疑，立即带着儿子前往南昌。

不久之后，杨正在院子里散步，院门突然打开，他惊愕地发现，进来的是自己的妻儿。从此，杨一家三口开始了痛苦的牢狱生涯。

1939年春，特务头子李家杰奉命，将杨一家押解至贵州息烽，关在阳朗坝看守所，这座能容纳数百人的看守所，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以及违反规定的国民党人。

这年夏天，戴笠到这所监狱巡查时，认为监狱紧挨公路，太方便逃跑或者营救，担心出意外，于是要求负责看管的特务另寻关押杨一家的地方。

特务们一番搜寻，发现了距离县城十多里远的高山顶有个“玄天洞”，经戴同意，杨一家被囚禁于此。这是一处天然岩洞，里边有五个房间，除了派特务和宪兵日夜把守外，周围还修筑了碉堡等防御工事。

玄天洞内常年不见太阳，故而阴森、湿冷，居住在这样糟糕的地方，再加上饱受精神折磨，杨经常患病。杨一家被关在这里整整8年，1946年又被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囚禁。

被囚期间，全家人承受了难以言表的折磨。即便自己身处危难之中，他仍时刻挂念国家、民族，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打听抗日的最新信息。

他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即便身陷囹圄，他依旧非常注意对儿子杨拯中的教导。但特务们担心杨以此名义，传递信息，因而禁止他儿子学习。杨再三请求，特务们才同意他买了一套读物供儿子浏览。

1941年，女儿杨拯国在狱中出生，给杨的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涯带来了光明。遗憾的是，这束光转瞬即逝。

谢葆真对特务们恨之入骨，经常痛斥他们的恶行，因而被特务们怀恨在心。特务们趁谢产后虚弱，强行把她与杨分开，并想方设法折磨，导致她的精神状态日益变差。大约3年以后，她的病情有所好转，他们才允许他与丈夫住在一起。

1946年，中共曾要求释放张、杨二位将军，蒋表面同意，暗地里却派人把张秘密转送至台湾，又把杨及其家属关押至重庆。

谢经过长达8年的非人折磨，身心健康每况愈下，特务们对她怀恨在心，所以她生病时不但得不到救治，还要被特务欺压。

1947年，谢葆真含恨离世。杨痛苦万分，整日抱着年幼的女儿痛哭流涕，他茶饭不思，身体日渐虚弱。此后，他一直把爱人的骨灰带在身边。

蒋每次听到杨的惨状，总是得意一笑。1949年，蒋苦心经营的蒋家王朝即将覆灭。蒋败逃前，特命毛人凤把渣滓洞集中营内关押的“罪犯”全部杀害，并把杨一行人押赴重庆秘密处决。

具体负责杀害杨等人的，是特务头子陆景清。8月27日，陆密令5个特务，在自己的指挥下，将杨及其子女、杨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全部杀害。

杨钦典，就是这5个特务之一。

国民党的刽子手

1918年，杨钦典出生于河南漯河，全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即便如此，父亲也省吃俭用送他读书。22岁那年，粗通文墨的杨钦典考入胡宗南创办的军校，2年后被分配到了骑兵部队。

对他而言，参军的意义就是有饭吃，不过他也知道，参军入伍少不了上前线。他生前从未吹牛，只是说，真要打，他绝对挥刀向鬼子。

可他没有得到与鬼子搏斗的机会，而是被选为了蒋介石的警卫。1945年，他被调任白公馆，负责看守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

白公馆臭名昭著，因滥用酷刑而被称作人间地狱。杨钦典认识了被关押在这里的宋绮云、许晓轩等人。宋、许等人发现杨钦典出身贫寒，参军只为不饿肚子，于是决定“感化”他。

后者意识到，被囚禁于此的这些所谓“囚犯”，实际上都是善良之辈，非常认同他们的观点，因此不但不为难，还利用职权，为他们行传递信息、延长放风时间等诸多便利。

1949年9月6日深夜，杨钦典等6位特务奉命执行暗杀任务。

杨虎城儿女以及绮云一家搭乘的汽车行至歌乐山脚悄然停下。特务们谎称蒋介石将在两天后亲自到这儿接见杨虎城，要求他在山顶的戴公祠住下，等待通知。

杨虎城在特务们的挟持下拾阶而上，年仅17岁的杨拯中手捧母亲的骨灰紧随其后。

杨拯中正按照指示朝特务为他安排的卧室走去，特务王少山抽出匕首，狠狠地刺入了他的腰间，后者惨叫一声后倒地身亡。

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呼喊声猛然转身，没等他有所行动，早已摸到他身边的特务熊祥早同样拿出匕首，毫不留情地朝他腹部捅去，杨怒视着特务，缓缓倒下。

熊在特务杨进兴的帮助下，发疯似地连捅杨虎城数刀，确定后者已经去世才肯罢休。此时，宋氏夫妇一行恰好赶到，熊、杨两个特务如法炮制，将宋绮云、徐林侠一一杀害。

杨钦典听其余特务安排，一把掐住宋氏夫妇的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的脖子，或许是不忍心下手，杨钦典作为训练有素的特务，一时竟无法将瘦弱的小萝卜头制服。

一旁的杨进兴见状，气急败坏抽出匕首，给予了小萝卜头致命一击。与此同时，特务安文芳手起刀落，将杨拯国杀害。

刽子手将功补过

此后，受过狱中共产党人“感化”的杨钦典长期沉浸于无尽的悔恨之中，再加上国民党节节败退，他更加惶恐不安。新中国成立后，包括罗广斌在内的很多“囚犯”都劝他：回头是岸，给自己留条后路。

又过了一个多月，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实施了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当天刚好轮到杨钦典值班，晚上10点左右，由他看管的40多名“政治犯”，被专门前来执行屠杀任务的国民党人残杀近一半，余下19人危在旦夕。

危急时刻，杨钦典投诚，用锤子砸开牢房，释放了包括罗广斌在内的19人。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杨钦典在罗的带领下自首，由于杨有过立功表现，因此得到了宽大处理。政府不但没有追究责任，还按照他的意愿支付路费，送他返回家乡。

从此，曾经的国民党特务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

2004年，“11·27”大屠杀悼念活动的第二天，86岁高龄的杨钦典在烈士墓前痛哭流涕，忏悔自己的曾经的所作所为。

尾声

2006年，杨瀚不远万里亲自登门拜访，杨钦典愧疚难当，不敢与他对视。得知杨瀚这次来主要为了解祖父过往，而非秋后算账，他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告别时，杨瀚劝他不必沉浸在过去的罪恶中，并祝福道：“祝您活到110岁。”

或许是得到谅解，积压在心头的愧疚得以消散，杨钦典如释重负，2007年便去世了，享年89岁。

杨钦典当初砸向牢房的重锤，既拯救了19位正直之士的性命，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