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因为秦始皇仁慈手软，才让六国旧贵族复辟毁灭大秦帝国吗？

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由于秦始皇过于仁慈，对六国的旧贵族势力镇压不够坚决，才导致了这群心怀异志的“反动派”复辟成功，毁灭了天下一统的大好局面，甚至想要开分封制的倒车，这个说法真的符合事实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靠凭空揣测，还是要放置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当时人是怎么想的。

首先，所谓的“秦王平六国”，“平”的是六个国家的“王室”，“亡国”，“亡”的是宗庙，也就是现任楚王、齐王、赵王的小家庭传承，再放大一点，三代以内的“近支”亲贵。

而齐、楚、燕、韩、赵、魏，立国最早的当属楚、燕、齐，燕国记载较少，齐国经历田氏代齐，支族少一些，以楚国为例，芈姓公族衍生出单姓143个，复姓112个，各自繁衍，待到战国末年时，其人口多少我们不知其详数，但其规模却可想象。

春秋战国上承西周之末，是否持续为“分封制”或可商榷，自始至终为“贵族国家”性质却无疑问，那么，六国与秦国，本质上都是建立在这诸多同姓贵族与异姓贵族的联合统治之上的，只是其身份标识的法则，可以为“卿、大夫、士”的粗分，也可以是“公士到五大夫到大庶长”的军功爵细分，都是“封爵”，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直白地说，“有爵者”就是“贵族”，而未必在同姓同宗之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与田齐，孔子父亲为宋国大夫奔鲁，子姓的殷商之后给姬姓的鲁国当大夫，肯定不会有人否定他家是“贵族”，同样，田齐的先祖陈完是陈国的公子，妫姓公子给姜姓的齐国当大夫，也没人质疑他不是“贵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贵族”对“国家”的认知和我们今天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

这个鲁国临难时孔子的反应，和我们今天的“爱国言行”看似类似，就是国家危难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但其理由却是：

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

直译一下，就是鲁国是我们的父母生死都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孔子并不是站在“国家主人翁”的角度来看鲁国，鲁国这块地不是他的，是鲁君的，而他并非要为鲁君挺身而出，而为了自己与这块土地的“感情羁绊”，为了父母庐墓。

正因为如此，《论语·微子》中记录柳下惠言行：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做官三遭贬黜，有人劝他为什么不走他国出仕？他回答说：秉持直道为人臣子，去哪儿不被贬黜？如果抛弃原则而去事人，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

这段话很有意思，隐含着世上无从施展“直道”的悲愤，也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为什么要离开感情深厚的土地？但换句话说，君子从道不从君，如果有真正的“有道”之君，君子也会望风景从之。

再看孟子写孔子，《孟子·万章下》：

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孔子离开鲁国去齐国，恋恋不舍地走，孟子说，这才是离开“父母国”的正确打开方式，一方面依依不舍， 一方面决绝离去，结合后面的评价，其实就是说孔子明断，不拘泥，又有人情。

孔子、孟子的态度恰恰代表了春秋战国时代对“父母之国”最温情的态度，他们对君主的态度则坚持“礼”和“义”的互相约束，发展到战国末年帛书中记录的“君臣友道”，也就是君臣关系之“朋友关系”，合作建功立业，不合则去。

“君”和“国”已经初步分开了。

另外还有一群“功利”主导的“贵族”们，对于自己贡献智力换取富贵的“交换”完全直言不讳，对于“父母之国”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可言，更不会影响他们“转仕”他国的决心，这些人心里只有自己，连“国”的概念都不会有，比如吴起，杀妻求将在先，受魏国两代信重在后，晚年投楚国，带着楚军胖揍魏国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这种心态，颇为类似今天网上流传的“成年人只问利弊，不问对错”。

也就是说，在先秦时代，“贵族”可能会“择君”、“择政”，或许有一点对“父母之国”、“坟墓所在” 的二三温情，却绝不会有今时今日的“民族国家概念”，“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这就意味着，“六国”的存亡本身根本与当时社会上广大的“贵族阶层”无关，从思想上，臆测他们存在“复辟本国”的动因就是可笑的。

现实情况是，史书上确实记载着存在“复辟”企图并付诸实施的，只有一个人——张良。

其余在过往的通俗说史叙事中与其并列出现的“旧贵族”，比如项梁、项羽、魏咎、张耳、陈余、景驹、韩成、田儋、田荣等人，“反秦”或许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复辟”则根本是。

先来说说张良为什么“特殊”。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对比一下张良曾辅佐的“韩王成”的经历，连传记都没有，散见他人本传：

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史记·留候世家》）

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注意“韩王成”的原身份，“韩诸公子、横阳君”，前者是出身，后者是封爵，类似的还有魏王咎和魏王豹，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

《史记索隐》还特别注释了一下：

《彭越传》云：“魏豹，魏王咎从弟，真魏后也”。

有“真魏后”，自然就有“假”的，而“诸公子”在《史记》记录战国时代人时常见，比如平原君赵胜和韩非，也就是某代“国王”之子，但肯定不是六国亡国之君的正统继承人，甚至连其父究竟是哪代君王都不确定。

与之相反，张良父祖的“五世相韩”却是一一明确，这一方面是由于信息保存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六国后”的血缘身份的存疑，正因为如此，虽然韩王成、魏王咎号称为“六国后”，其在战国时代与韩国、魏国的“正统君王”的关系，都未必有张良这样的权臣之后亲近，更不用说富贵显赫了，所以，张良的“复辟”执念根本上来自于家族荣耀和传统，而非必须的义务。

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再看这些新“冒头儿”的“六国后”，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正统血脉”。

道理很简单，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对六国君主的处置并不宽容：

长期被软禁在陈县的韩王安在新郑叛乱后被处死；齐王建投降秦国后被迁居“共”地，《战国策》记载他最终饿死；赵王迁则被秦始皇流放房陵深山，《淮南子》记载他在流放地作《山水》之歌，闻者落泪；楚王负刍被俘虏后无记载，之后楚人又立昌平君为楚王，兵败自杀；魏王假在大梁城破后被俘虏，《烈女传》有“秦杀假”的说法，但无其他旁证；燕王喜则在辽东被俘，后无记载。

六国的君王后妃、王子公主当然命运不会比他们的君王更好，甚至连血缘关系较近的“诸公子”也会受到牵连，比如魏王咎就是写明为“故魏时”的“宁陵君”，秦灭魏后，“迁咎为家人”，也就是说，秦始皇是搞过“近支王族”镇压的，所谓的“宽容”、“手软”，都是无稽之谈。

而在秦末大乱之际，没有一个六国的正统王族“挑头”或者“参与”，都说明秦始皇对六国王族的镇压是切实有效的，真正的“倡乱者”另有其人，所谓的“复六国后”不过就是拉大旗扯虎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