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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全部内容。

该文一出，汪精卫名为“主和”，实为“投降”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一时间，举国哗然。

远在重庆的蒋氏看完报纸后，松了一口气。看来，他安排戴笠派军统特务策动高宗武和陶希圣出走，进而揭露汪精卫真实面目的计划成功了。

可能有人会说，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不是汪精卫的死党吗？为何在跟随汪精卫叛逃后不到两年时间就“迷途知返”了？

尤其是高宗武，正是他的蛊惑才为汪精卫的叛逃提供了理由，甚至可以说，汪精卫的叛逃就是高宗武一手推动的。

这才刚过了两年时间，他们就闹翻了？

难道坊间流传的高宗武实际上是蒋氏故意派到汪精卫身边，策划其叛逃的“潜伏”人员这件事是真的？

其实，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虽然跟着汪精卫叛逃，但他们在根子上和汪精卫还有所不同。他们虽然曾经迷惑于汪精卫的“主和”，但却拒绝“投降”。

当汪精卫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的时候，这两个人在紧要关头选择了弃汪而去，并曝光了汪精卫和日本人达成的所谓《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全部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国人的抗战信念，不再对日本存有任何幻想。

高宗武是如何成为汪精卫叛逃的推手的

高宗武算是一个大器早成般的人物。

在27岁的时候，他就曾经在《外交评论》上发表过多篇很有见地的文章，也由此进入了蒋氏的视野，一时被公认为“日本通”。

1935年5月，高宗武担任亚洲司司长，此时年仅30岁。

也可能是少年得志吧，高宗武变得狂妄起来，对中日之间的一些商业和关税问题毫不在意，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外交上的小事情，不是他应该管的。他要做的是大事，他的愿望是在他的努力下能够实现中日之间的关系由针锋相对变为友好相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氏召见高宗武，让他这位“日本通”谈谈对当前局势的看法。高宗武侃侃而谈，认为如果由他出面与日本军部沟通，就凭借着他对中日两国局势的理解和分析，定会说服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让日军从中国撤军。

一直以来对高宗武非常看重的蒋氏虽然认为高宗武的热情是可取的，但想法却是幼稚的。

不过，蒋氏也没有打消高宗武的热情。

可就在当天晚上，汪精卫紧急召见了高宗武，对高宗武的想法大加赞赏，并表示大力支持。

得到鼓舞的高宗武立即通过关系联系近卫文麿，可却没有任何回复。

而此时，淞沪会战爆发，越来越多的日本飞机空袭南京，高宗武开始悲观了。他们一小撮悲观分子认为，中日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要是再打下去，中国必败。

他们的想法是，趁着中日战争还未分出胜负的时候赶紧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以外交方式结束这场战争。

作为“日本通”，高宗武被推举出来为“和平谈判”奔走。

高宗武夫妇 图片来自网络

高宗武认为，实现自己平生抱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向汪精卫请缨，愿意亲赴上海与日本商谈停战一事。

这正是汪精卫心中所想。

为了争取蒋氏的同意，汪精卫把高宗武的构想亲笔形成文件交给了蒋氏。可蒋氏却不以为然。

在蒋氏看来，高宗武的计划根本就不可行，日本岂会放过即将到嘴边的“肥肉”？为今之计，与其“求和”，还不如坚持抗战。

蒋氏的否决让高宗武大失所望。

1937年11月，南京即将陷落，高宗武离开南京来到武汉。

对于一个外交人员，在国与国之间的利益面前，是不应该有自己的语言的。既然蒋氏已经否决了高宗武的提案，那他就应该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可高宗武想要表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强烈了，来到武汉不久，他就秘密派员去了上海，联络日本官员，仍然想要通过谈判来解决日本对中国发起的侵略战争。

可随之而来的一份声明却击碎了他的幻想。

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一份声明：

日本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日本和国府之间没有任何商议的余地，日本将要一直打下去，打到国府崩溃为止。

这就是那份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

蒋氏看后大怒，立即下令召回中国驻日大使，断绝和日本的外交关系。

可如此一来，自认为是对日外交干才的高宗武就没事可干了。

可他并不死心，就找到了周佛海商量如何才能打开中日之间的谈判大门。

周佛海当时在蒋氏身边很吃香，具有直接面见蒋氏的资格。他趁着机会向蒋氏建议，把高宗武这个人才闲置太浪费了，不如把他派到香港去搜集日本的情报。

蒋氏被周佛海忽悠了，他还以为周佛海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同意了周佛海的建议，给了高宗武一笔经费，让他以军事出差的名义来到了香港。

可高宗武来到香港后，根本就没有把蒋氏交给他的任务当回事，而是通过一些关系联系上了日本人，表达了想要日本撤销近卫文麿的那份声明的想法，可却遭到了拒绝。

高宗武仍不死心，又想方设法联系上了日本大特务影佐桢昭，可除了得到两封语焉不详的信件之外，再无所得。

可高宗武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了日本方面的回应，算的上是不俗的成绩。因此，高宗武拿着影佐桢昭的两封信件回到武汉见了蒋氏，表示要到日本去，与日本军方进行会谈。

可高宗武的提议再一次遭到了蒋氏的拒绝。

当时，武汉会战激战正酣，如果在这个时候派高宗武赴日，消息一旦泄露，将会给抗战军民带来巨大的影响。

可既然和日本已经联系上了，这条路也不能断绝，蒋氏命令高宗武回到香港与日本代表接洽。

而此时的日军根本就无心谈判，他们在战场上正是顺风顺水的时候，哪里会放弃即将到手的利益？因此，高宗武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见局面迟迟打不开，高宗武一狠心，于1938年6月擅自去了日本，与日本高层达成了一项危险的约定：推举就汪精卫作为国府与日本沟通的代言人。

随即，汪精卫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意欲与日本“和平”相处的通电。

汪精卫发出的通电不久，日本方面就联系了高宗武，表示，日本不想与蒋氏谈，下定决心要打下去，直到蒋氏下野，汪精卫上台。

可高宗武在暗地里的举措激怒了蒋氏。

从表面上看，高宗武是为了所谓的“和平”在奔走，但在实际上，正是由于高宗武擅自赴日谈判，让日本觉得蒋氏抗战的态度开始动摇，因此才变得态度越发强硬。

因此，高宗武再一次被蒋氏闲置，但也由此，高宗武倒向了汪精卫一边。

陶希圣 图片来自网络

陶希圣的妻子是位伟大的女性

陶希圣本身是位学者，在社会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

1937年，蒋氏召集各界人士在庐山召开了 “牯岭茶话会”。在这次会议上，陶希圣在如何阻止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问题上发表了不俗的见解，从而进入了蒋氏的视野，被蒋氏纳入侍从室，从此由学界进入了政界。

抗战初期，陶希圣在宣传中国抗战上四处奔走，尤其是在国际宣传方面尽心尽力。

可随着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的失利，陶希圣陷入了悲观，也因此，他被当时一批对中国抗战不抱希望的人士拉入了“低调俱乐部”，逐渐靠近了汪精卫。

汪精卫叛逃后，尤其在军统刺杀汪精卫失败之后，陶希圣大做文章，把汪精卫描述成一位为了国家，为了民众鞠躬尽瘁般的人物。并声称，汪精卫的举措完全是为了保住国家的命脉，使民族得以延续，没有任何过错。

可随着汪精卫来到上海，大力推行所谓的“和平运动”后，陶希圣发现，汪精卫所说的和他所做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他推行的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就是在拿国家利益来换取短时间的苟延残喘罢了。

陶希圣感到后悔了。

1939年11月1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和高宗武与日本大特务影佐桢昭进行会谈，准备签订所谓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

正是这次事件，既让高宗武和陶希圣看到了日本的野心，也对汪精卫在谈判中毫无底线的退让产生的失望。

在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个插曲。

本来，汪精卫并没有直接出面来进行谈判，可由于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认为，这份协定根本就不能签，如果签了，就相当于签了第2份《二十一条》。

对于汪精卫一方迟迟未能回复，影佐桢昭有些着急，就到汪精卫的住所去拜访。

汪精卫和影佐见面后，对这份协定表示出不满，并列举其中的内容说明如果要签订就是国家的罪人之类的话。

而影佐呢？在汪精卫发表意见的时候竟然还留下了眼泪。

汪精卫认为，这是影佐有了同情之心，这份协定或许不会那么苛刻。

可高宗武和陶希圣认为，影佐留下的眼泪不过是鳄鱼的眼泪罢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汪精卫和影佐在飙演技。

不久，《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正式出炉，涉及到损害中国礼仪的部分只字未改。而汪精卫则表示，完全同意。

这下子，高宗武和陶希圣终于对汪精卫失望了。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这份丧权辱国的条约。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深知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托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

此时二人已经有了脱离汪精卫的意图，为了留有证据，高宗武利用他可以接触到这份协定的机会秘密拍照留证。

可二人的反常表现引起了汪精卫的怀疑，他派出76号特务对二人严密监视，如果发现二人有逃跑的迹象，立即除杀。

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陶希圣夫人万冰如这位伟大的女性，她虽然是个乡下女人，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深明大义。在她得知自己的丈夫卷入了这次事件后，对丈夫以死相逼。只要陶希圣敢于参与这次事件，她就先杀陶希圣然后自尽。

陶希圣当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幸亏在妻子的激励下才得以重振精神。

万墨林 图片来自网络

高陶事件

但要从汪精卫手中逃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仅靠他二人，是根本无法在汪精卫和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顺利逃脱的。此时，高宗武想到了军统。

于是，高宗武就想方设法联系上了军统。

军统上海站不敢怠慢，立即报告了戴笠，戴笠又告知了蒋氏，这才有了蒋氏指示戴笠协助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逃离上海的命令。

戴笠得到命令后，就联络了正在香港的杜月笙，请其出面联系上海的门人协助高、陶二人。

1940年1月3日晚，高宗武在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协助下，来到了上海16铺码头。不久，陶希圣也在杜月笙门徒的协助下脱身前来。二人搭乘一艘货轮逃离了上海。

来到香港后，高宗武就把他拍下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照片交给了杜月笙，杜月笙立即飞往重庆面见蒋氏，请示是否可以发表。

蒋氏看后认为可以发表。

杜月笙提出，鉴于陶希圣的妻子和孩子尚在上海，是否等他们全部脱险后才予以发表？蒋氏表示同意。

见丈夫已经脱险，陶希圣的妻子就准备购买赴香港的船票，带着5个孩子到香港去。可却发现，他们已经无法行动了。

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就求见汪精卫夫妇，当着二人的面大骂陶希圣和高宗武是小人，并表示要到香港去劝说陶希圣回来。

对万冰如的说法，汪氏夫妇半信半疑。可万冰如接下来的话就让汪氏夫妇不得不放行。

万冰如说，要走就要马上走，不然，陶希圣和高宗武二人在香港不知道又会受到谁的欺骗，说一些不利于汪氏夫妇的话来。到那时，即使她去了，也没用了。

汪精卫害怕的就是陶希圣和高宗武到了上海后会把他与日本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泄露出来，就答应了万冰如的要求。

但汪精卫是狡猾的，他也害怕万冰如一去不回头怎么办？

万冰如也知道，如果不留下几个孩子恐怕一个也走不了，因此就主动提出把三个大孩子留在上海，只带着两个小孩子走。

这下子，汪氏夫妇放心了，就答应了万冰如的要求。

万冰如到了香港后，为了迷惑汪精卫，就给汪精卫发了一封“希圣即刻偕返上海”的电报。

接到电报的汪精卫放了心，就放松了对陶希圣三个大孩子的管束。而万墨林趁机派人把这三个孩子带走，送上了一艘意大利邮轮。

1940年1月22日，陶希圣得到自己的三个孩子已经平安脱险的消息后，立即便与高宗武在《大公报》上发表《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影印件。

此文一出，震惊世人，汪精卫假和平，真投降的嘴脸在国人面前暴露无遗。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待在香港的陶希圣和高宗武只能离开香港。

可高宗武实在是羞见国人，也无颜见老蒋，就没有选择回重庆，而是化名高其昌到美国去了。

1942年5月28日，蒋氏还特意命令当时正在美国的胡适给了高宗武4000美元，助其在美留学的费用，并保留其秘书厅的参事头衔，但实际上高宗武已经选择了避世。

从此之后，高宗武以炒股为生，一直到1994年去世。

陶希圣则在1942年2月才从香港逃离。

到了重庆后，陶希圣被蒋氏任命为侍从室第5组少将组长，从此跟随蒋氏亦步亦趋，并且在1948年12月25日“荣登”第41名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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