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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及科学家张衡写在《西京赋》中的一句话。

据他记载，商朝共迁都13次，其中有8次是在商朝未建立前，5次是汤建立商王朝后。

如果说商朝未建前，频繁迁徙是为了躲避夏朝敌军的攻击。那建立后的几次迁都又是在躲谁呢？

此前有不少史学家提出猜想和研究，认可度最高的是水患说：黄河水患泛滥，所以商朝百姓频繁搬家。

但如今的考古研究发现，其实商朝时期频繁迁都并不是为了躲避洪水，而是有其它原因。

一、水患迁都，可信但不唯一

在我国古代，一个国家的都城就相当于权力的中心，因此定都和迁都皆是国家大事。

统治者最希望的是政权稳定，因此对都城会谨慎选择，一旦选择后也不会随意搬家，会特别注意保持都城的稳定。

商朝是一个例外，建立前搬过8次，建立后又搬了5次，直到盘庚迁殷后才稳定下来，因此商朝也称殷商。

对于殷商频繁迁都的原因，史学家最认可的是水患说。此前研究发现，在盘庚之前，商朝的都城在如今的山东曲阜。

它位于黄河下游东南岸，时常会受到黄河水患影响。而商朝时期的人们，社会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极大。

据《尚书》记载，盘庚当上皇帝后，苦口婆心地劝解民众搬家，他的理由是：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

盘庚认为，迁都搬家是为了保护民众，也是遵循此前各先王的神意，逃避国家的大灾大难。

但其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词就是“大虐”。有史学家认为它指的是黄河泛滥给社会、国家和百姓带来的大灾大难，据此提出了水患说。

当然，也有许多历史证据和文献资料支撑这个猜想。在我国古代，黄河的最大特点就是“善淤、善决、善徙”，经常发生洪水决堤，淤泥堆积和周边民族大迁徙。

从远古到20世纪中叶这300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次数就有1500余次，平均下来，每2年就会发生一次黄河大决堤，造成洪水灾难。

在商朝，黄河决堤带来的洪水会让河口两岸的人民失去土地和家园，商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被破坏，整个王朝的统治陷入危机。

历史上关于商朝其他皇帝迁都的过程记载不清晰，但我们可以从盘庚迁殷的历史足迹中发现水患说的可信证据。

盘庚把都城迁到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带，往西是太行山，往东临近黄河，只有50华里。既有黄河水环绕，也免受洪水袭扰，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因为从地形上看，这里是一道由西向东的缓慢斜倾地带，可受黄河水灌溉之利，同时避免黄河造成的洪水灾害，是一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方。

再看之前的都城，均在黄河下游，遭受水灾的可能性极大。因此西汉史学家孔安国认定商朝迁都是为了躲洪水。

他曾说：“水泉沉溺，故荡析离居，无安全之极，徙以为之极。”这又为水患说增加了可信度。

《国语》中记载了“冥勤其官而水死”。这是一个殷商时期大力排除水患威胁，对商朝人的安全和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帝王。在水患无法抗拒时，也只好迁都。

“水患说”虽然可信却并不唯一，可以说商朝多次迁都水灾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

如今的史学研究资料发现，洪水只是商朝的外患，争王夺位的人祸内忧才是主要原因。

二、争王夺位，人祸内忧交加

商王朝由汤建立，他制定了以“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意思是皇帝死后，弟弟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如果众多兄弟都不合适，再由皇帝的儿子继位。

但在商朝的众多皇帝中，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守这个制度。据《史记》记载，商太甲就没有遵循这个原则，自立为王。

商太甲死后，商王室内部陷入了长久的权力争夺，这也是商朝频繁迁都的时期，史称“九世之乱”。这也让商王室的认可度降低，诸侯不来朝奉。

当时“兄终弟及制”和“嫡长子继位制度”同时存在，出现了商王的兄弟和他们的儿子交替继位的乱象。

前期，一两个帝王发现自己的权威性削弱了，而贵族势力膨胀了。通过迁都的方式，把贵族从自己的势力土地上迁走，凸显帝王权威。

但到了后期，这成了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尤其是对付权势滔天的贵族。因为平民和奴隶在哪里劳作都一样，但贵族离开原有的土地就难以发展。

于是，“九世之乱”中每一个新商王上任后，为了摆脱上一代的政治影响，都会将重新挑选都城，立马搬家，作为自己的重要改革举措。

商朝时期还是奴隶制社会，贵族的财产以土地和奴隶为主。一旦迁都后，贵族土地不复存在，只能靠着奴隶重新开始，其势力会极大地减弱。

因此，迁都可以看作是国内势力的一次大换血。每一次搬家后，新都城百废待兴。原有的王室贵族需要重新发展，这有利于稳固统治，提高安全性。

而且每一位新商王选择都城的时候，都考虑了作战的方便性。例如，成汤居亳，显然是为对付北方和西方的强大敌人。

这段时期，商朝涌现出九代皇帝，每一代皇帝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可见，商朝频繁迁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层统治者争王夺位，内忧不断。

诚然，“九世之乱”中的迁都并不都是商王有意为之，有的是被敌人恐吓，被迫迁地而居。

郦道元曾在书中写道：“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迁也”。他在游历山水时，发现了商王仲丁迁都遗址。

这是仲丁被反叛的诸侯从原都城逼退逃亡，在情形紧急之下，被敌人逼到郑亳城下，于是就地迁都，筑城而居。

频繁迁都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这会让大批奴隶备受折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旦统治时国力下降，就会出现小国和少数部族反叛。

盘庚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挑选了殷地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在他之后商朝重现了久违的复兴。

因此，有史学家猜想盘庚在劝服国内民众搬家时所用的“大虐”一词，可能指的并不是天灾，而是国内的人祸。

当时商王朝内部争斗激烈，已经威胁到了帝王统治，盘庚不得已提出迁都，立马被举国上下的贵族反对。

但盘庚发出警告：“哪个贵族不听话，妄图造反，一定会被赶尽杀绝。”而在迁都后，盘庚又说：“新都城的百姓不管与商王血缘是远是近，有功论赏，有罪处死”。

通过迁都和强制手段，盘庚提高了商王的权威，确立了商王死后弟弟继承的传位体系，稳定王朝内外，使得商王朝在他之后的273年中再没有发生迁都事件。

这种观点被史学家称为“王位纷争说”，指的是商王朝频繁搬家并不是为了躲洪水，而是躲肆虐人祸。

但也有人认为，“王位纷争说”过于片面，没有考虑到商朝的百姓特点，只从帝王角度分析，可信度不高。

因为搬家不只是皇帝一声令下，还需要百姓的配合才能完成。因此，商朝频繁迁都的真相仍是一大未解之谜，众说纷纭。

三、众说纷纭，真相未解之谜

有史学家认为，商人频繁搬家，既不是为了躲洪水，也不是为了躲战争，而是因为他们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所致。

郭沫若曾说：“在盘庚之前，商朝的民众大多都是迁徙不定的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住所，哪里有水有草，哪里就可以生活。”

而且，商朝早期过的是部落生活，农业生产刚处于萌芽期，社会民众的生产劳动仍然以游牧为主。

这就使得全国上下的百姓都逐水草而居，部落的首领更是迁徙不定。因此，商王朝没有都城的概念，更无固定的政治中心所在。

郭沫若的这种见解被称为“游牧说”，但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傅筑夫坚决反对。他认为商汤之前搬了八次家，都是在离黄河很远的高地，不存在水患水灾威胁。

他认为，商人频繁迁都的真相是因为百姓要更换耕地游农。因为商朝人农业社会刚开始，百姓发现在同一块地上种久了东西后，收获量会减少。

但商朝农民农业水平较为原始，他们并不明白这是因为地力衰竭，只能通过不断地改换耕地来维持农业生产正常发展。

也有一位美籍华人张光提出了与以上完全不同的一种猜想，子闲魏什么2023/5/24头条首发且独家，他的独辟蹊径被称为“青铜说”。

他认为，商朝人生活和生产的重要工具是青铜器。而青铜器既可以作为农具，也可以做兵器，不仅影响百姓生活，更影响王朝政治斗争。

青铜器在商朝人眼中有着重要地位，商朝人屡迁就是为了寻找青铜矿源。因为当时铜矿和锡矿都集中在华北平原山地，与他们的居住地甚远。

王室多次迁徙，就是为了不断地寻找新的矿源，满足巨大的青铜需求量，而都城是运输和提炼线路中的重要角色。

从地址图上可以发现，商朝各个都城，都在山东河南山地边缘，是一个便于采矿的好位置。因此，可以说迁都是为了寻找新矿源。

诸如此类的猜想还有很多，细细推敲各有各的道理，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证明其真实性。

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早已无从得知，商朝人频繁搬家的原因，终究成了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结语：

以往，人们都认为商朝屡次迁都是受黄河水患泛滥的影响，这是从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角度进行的分析。

而如今，随着商朝史料研究的深入，历史学家发现了从政治角度中看迁都对王朝统治者的重要作用。

多种猜想，多种假说，只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但还原历史较为困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更容易实施。

频繁迁都，商朝从上到下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王室内部争权夺位，百姓承受天灾人祸。

而盘庚之后的200多年间，从未迁过都城，王朝稳定运行。可见，都城稳定是一个王朝的命脉所在。

参考资料：

《史记》

《国语》

《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