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由她担任，她极具传奇色彩！

1954年9月，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监察部。钱瑛任监察部首任部长，并兼任中纪委副书记。钱瑛是继何香凝、史良、李德全之后的第4位女部长，前3位都是民主人士，而她则是中共党员。作为女性，且担任纪律部门的一把手，这是很罕见的。中央做这样的人事决定，正是因为她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领导。

钱瑛，1903年5月14日生于湖北咸宁县马桥镇肖桥村，钱家在当地颇有名望。钱瑛出生前，恰逢她父亲买彩票中了头彩，被认为给家族带来好运，她虽为女儿身，却享有男子般的待遇，被称为“四叔”或“四爷”。钱瑛幼年读过不少书，她的诗词在家乡广为传颂，有“才女”钱六姐之称。她具有鲜明的叛逆精神，说服母亲不再给自己缠足裹脚。

钱瑛考入潜江县职业女校，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1922年，19岁的她长得亭亭玉立，慕名提亲的人络绎不绝。父母经过挑选后，选定一个大户人家，为女儿订了婚。钱瑛痛恨包办婚姻，又为不能继续求学而深感痛苦，因而坚决要求退掉这门婚事，结果遭到长辈们的严厉训斥。钱瑛再三向母亲苦苦哀求，仍然得不到理解，便下决心以死抗争。

她写好遗书，摸起一把剪刀，朝着自己的颈部猛刺下去，顿时血流如注。母亲听到异响后赶来，从女儿手中夺下剪刀，幸亏抢救及时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抗争的结果迫使母亲为她退了婚，但在她的颈部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1923年初夏，经过不懈争取，钱瑛最终说服母亲，负笈远行到武汉求学，如愿以偿地跨进湖北女师的大门。湖北女师是一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陈潭秋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到该校组织发动学生反对封建式的管教，主张剪发、读新书。

1927年3月，钱瑛加入共青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一片血雨腥风中，入团才两个月的钱瑛，又毅然转为中共党员，从一名反抗包办婚姻的叛逆者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1928年7月，钱瑛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担任秘书及内部交通员，在秘书长谭寿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钱瑛和谭寿林在白色恐怖中，相互掩护，生死与共，在工作中逐渐萌生了爱情，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不到百日，钱瑛接到中组部的通知，要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去苏联不久，钱瑛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她与谭寿林爱情的结晶，孩子生下来以后，钱瑛把女儿送进了一家保育院代为抚养。

1931年春，在苏联留学结束后，钱瑛就要回国工作了。此时，国内斗争形势异常残酷，他们夫妻俩将整日为革命奔波，将一岁多的女儿带在身边或送给亲属抚养，都会有很大的风险，并会拖累革命事业。钱瑛决定只身回国，把女儿留在苏联。当她临行前最后一次去保育院看望女儿时，抱着女儿久久舍不得放下。但因苏联后来也处在战乱中，她女儿不幸夭折，后来她不停打听女儿的消息，直到解放后，才得到这个确切的消息。

钱瑛与谭寿林感情甚笃，在苏联学习的两年中，谭寿林先后给她写了130多封信，平均每周一封信，1931年年初，钱瑛从苏联返回中国。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启程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突遭敌人破坏，谭寿林决定留下来善后。

1931年4月，谭寿林被捕，威逼利诱和酷刑都撬不开谭寿林的嘴，临刑前夜，谭寿林给钱瑛写下了一封信：“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死里重生的恩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你，恐怕我早就活不成了！即使活着，那亦是没有意义的，亦是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东西！有你活着，我才活着。我才是有生命地活着，我的生命是你的呵！”，谭寿林将这封“绝笔信”连同自己被拷打时留下的血衣，一同嘱托给自己的狱友，并嘱咐他如果能出去，定要把这两样东西，交给自己的妻子钱瑛。1931年5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年仅35岁。

钱瑛奉命来到洪湖苏区后，担任潜江县委书记，组建游击大队。钱瑛与谭寿林结婚3年多，在一起的日子没超过半年，甚至没有留下一张夫妻合影，令人扼腕叹息。钱瑛获悉噩耗悲痛欲绝，立志要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钱瑛率领游击队打得敌人胆战心惊，敌人悬赏数千银圆要买她的人头，人们纷纷传说她是贺龙的妹妹，传诵着这位女英雄的故事。

谭寿林牺牲后，钱瑛心中爱情之火也随之熄灭，此后，不管是热心人张罗，还是爱慕者当面表白，都被她一口回绝，终身没有再嫁。

1933年，钱瑛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钱瑛被捕，但她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四次组织狱中绝食斗争。1937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钱瑛等政治犯获释，钱瑛一共被关押了4年零5个月。此后，钱瑛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局、南京局、上海局、华中局、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任妇联主任、纪委副书记等。

钱瑛常说：“正人必先正己，己不正，怎能正人？”钱瑛从来不搞特殊化。组织上要给她派两个警卫员、两个秘书，而她却只要一个警卫员、一个秘书。有一次，监察部行政科长拿来一箩筐碗筷等炊具，通讯员李清荣代替钱瑛收下了。钱瑛回来后批评她，行政科长只好把这些炊具拿走了。

她从不私用专车。她的亲属来看她时，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带着较多行李，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议接送，都会被她拒绝，有时工作人员自作主张开车接送的，钱瑛知道后会狠狠地批评，说“车是给我工作用的，怎么可以随便让家属享用呢？”

钱瑛从来不许亲属利用她的关系，她常对亲属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国民党的官，你们对外不要谈我和你们的关系，只能在表上填我是你们的亲戚。”她还叮嘱秘书：“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就瞒着我去帮忙。”在监察部，钱瑛要求通讯员不能打她的牌子在外面办事。李清荣回咸宁前，钱瑛对她说：“你在北京，大领导见得多，回去后，一定要尊重基层领导，不能满不在乎。”李清荣觉得这句话说得对，便一直记在心里，并且照着做。

1951年，有位外国医生给钱瑛检查身体后，说她的“寿命只有几年了，不能再工作。”但钱瑛毫不介意。她说：“我不是八小时工作制，而是包干制。”她总是早起晚睡，每晚工作到12点多，在她的影响下，监察部机关都是按时上下班，没有人迟到早退。钱瑛对违法乱纪的人总是狠狠批评，对原则问题一抓到底，同时指出错误的根源和危害性，使人心服口服。

钱瑛勇于担当、敢于谏言，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有3位省委第一书记在她手里被处分。她与官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党内尊称她为“钱大姐”，群众赞誉她为“女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