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水生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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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生于元末,出生在安徽凤阳县的一户农家。
在其成长的历程中,天灾频发,生产衰败,人民生活困顿,农民和民众纷纷造反,犹如星辰之火,熊熊燃烧。
元璋十七岁那年:
“淮北干旱,其后又有瘟疫,其双亲、兄弟相继病逝,秋季九月份,至黄明寺为行僧”。
隐居八载,于至正十二年,他投奔郭子兴,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朱元璋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起步阶段,终于在他四十岁那年,即至正历二十八年,正式登基为国,建立了建元、洪武王朝,完成了从平民到皇帝的重大转变。
虽然朱元璋身上有暴虐、专制、猜忌等缺点,但是作者相信朱元璋身上也有与之相应的自信、至义、宽宏大量等特点。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两面性与复杂性,才会影响到明朝的兴衰,让明朝从鼎盛走向衰落。
从心理角度来看,自信心主要是一种自我效能,它是一个人对自己处理某些情况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评价。
其作用机制有四个:行为成就,替代体验,言语说服,情感唤起。
概括地说,信心是对自己的正面评价。
从一贫如洗的少年到一统天下,朱元璋在他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信心。
正统十二年,他临时居住的黄明寺被元兵一把火烧了,从此他就无家可归了。
那时,幼年朋友汤和的书信及旁人的泄密,是朱元璋向郭子兴求援的外部动机。
而他内在的自我评价和对目前状况的主动探究,是他走向皇位的重要因素。
从一个穷困潦倒的少年,到成为一国之主,这种巨大的转变,让朱元璋有一种错愕的感觉,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在五微时,只是个乡巴佬,在乱世中流浪,冀能以解危难,却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朱元璋虽已成为一代明君,但早年孤苦无依,做云游僧侣的低微遭遇,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低人一等”印象。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低人一等”、“失神”,才造就了朱元璋的“敏感”、“多疑”的个性。
像影子一样的自卑感,阿德勒在他的心理学家《超越自卑》一书中说:
“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会一直处于一种被超越的状态。
虽然他这么做并不能直接回答出问题,但却能让他放松下来。
朱元璋借着皇帝的威严,试图避免因为自己的低人一等而引起的压力,因此,在整个洪武时期,他犯下了许多禁忌,出现了很多“文官”事件。
禁忌,说白了,就是一种被人忽视的自卑。
因为朱元璋是个和尚,所以,“僧”字、“生”字、“光”字都是不能说的。
“贼”与“则”字的谐音,同样会带来灾难。
朱元璋早年曾亲眼目睹过各种官员贪污受贿,视人命为蝼蚁。
所以他特别厌恶那些贪官污吏;再加上朱元璋出身贫寒,对所有的文官都是不放心的,唯恐他们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力、
所以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文官的动向,甚至在明末的时候,还专门设立了锦衣卫,专门负责监察、抓捕、审讯文官。
“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都是他在位时期所犯的重大案件,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得到好的结局。
这其中固然有官员失职之处,需要严惩,但也有可能是朱元璋心狠手辣,将数万人置于死地。
朱元璋是大一统的缔造者和统治者,他的统治手段非常极端。
朱元璋登基后,西征收川,北征定官制,立律法,明教化,兴儒学,逐渐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初步的繁荣社会。
朱元璋的统治基础日益稳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出身低贱,与他身为帝王的荣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对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对武将阶层的不信任,对文官的冷淡。
朱元璋抗元建明时期,淮西李善长和徐达等人跟随他一路东进,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由“陈东四”为首的浙东派系,更是在这次讨伐中辅佐他,运筹帷幄。
朱元璋发迹于淮西,对浙东势力庞大,家族底蕴深厚,在浙东也有一定的顾忌。
他首先利用浙东士大夫与淮西士大夫之间的冲突,逐步削弱刘基在浙东士大夫中的势力。
然而,失衡的政治生态却使得淮西诸团一统而成,对皇室的威严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朱元璋在这段时间里,对淮西的统治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
胡惟庸一案、蓝玉一案,以及一些有功之人莫名其妙的病逝,导致了明朝前期有功之人的衰败,也让皇帝的权力更加稳固。
朱元璋对昔日的文武百官虽然冷酷无情,但对有才华的青年才俊,却是宽宏大量。
李善长被处死一年之后,解缙就撰写了一份《论韩国公冤事状》,痛斥李善长叛变的罪行,朱元璋并没有因为解缙的才华横溢而怪异。
后来又对父亲说:
“大器晚成,若是让儿子回来,那就更好了,以后十年,还来得及。”
这是给儿子留下人才的意。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猜忌和自卑而造成的朱元璋残害无辜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仅仅说他残忍无情也是不合情理的。
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不但是他幼时追随郭子兴身边的“贵妇”,更是一位风雨同舟、相伴终生的红颜知己。
两人同甘共苦的感觉,深深地打动了朱元璋,到了皇帝登基的时候,又把她封为王妃,并且一再称赞马王妃的仁义。
朱元璋在其《皇明祖训》中专门设置了一条“内旨”,以避免宫廷干预政治。
但是他向马王后提出了很多关于朝事的意见,并且给予了肯定,足见他对马王后的爱有多么的深厚。
马皇后去世之后,太祖痛哭流涕,一连几天都没有在朝中更替过,这辈子都没有立过后宫。
朱元璋在早期的战争中,为了壮大自己,培养人才,他曾经收留过几个义子。
他们都是穷困潦倒之辈,马王妃对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清朝的赵翼,曾对他的政见作过这样的解释:
“当英雄角立时,大多数下属都很容易被重用,但当他们把自己的下属当成自己的亲人时,他们的名分是互相尊重的。
他们的恩谊是互相扶持的,时间一长,他们就会成为自己的血脉,所以他们比任何将军都更值得信任。”
不过,不得不说,朱元璋对自己的几个儿子还是很有好感的,所以才会这么做。
其中有一名义子,名为沐英,恩宠尤盛。
沐英8岁时成了孤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到了朱元璋并被他收养。
沐英18岁那年,随朱元璋出征,之后他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沐英于洪武十年,以“征伐西番”之功,获“西平侯”之衔,授“铁牌”。
多疑的朱元璋,能够让一个外姓人的子弟镇守一个地方,并且认为他是守护大明的中流砥柱,足以说明他对自己的重视和信赖。
按惯例,侯死后再加封侯,而在他去世之后,朱元璋更是直接将他的爵位提升到了“黔宁王”的位置上。
明朝初期,虽然已经稳定了下来,但是,在这个时期,腐败依然存在,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现在人们都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表现,希望他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将这个隐患赶走。
这一事实的需要,再加上他本来就是个多疑的人,这才导致了明朝初期的几起命案。
至于朱元璋被处死的事情,因为历史上的记载实在是太少了,再加上很多民间传说中的记载,所以很难判断其中的真假。
后人研究大明的时候,就会发现朱元璋的性格与行事方式,与他继位之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他的性格。
这个原本是一个大度的君王,在登上帝位之后,他就变得斤斤计较起来。他的性格很复杂,也影响到了明朝的兴衰。
朱元璋能够成为一代君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人、对事的宽容。
关于如何使用人才,朱元璋曾经说:
“予思英贤,犹若饥水,故应博收众策,以求大业兴旺。”
吴晗老师亦是如此说道:
“三十几年来,儒家、道家、僧人,四大教九流,无一不是为其所用,而巩同,则是为其帝位所用。在他登上皇位之路的过程中,淮西集团与他关系密切,为他东征西战,而浙东的读书人则为他出谋划策。”
另外,也有佛教高僧为其弹劾百官,道教高僧为其披上了一层神秘感。
他不但重视南人,而且积极引进北人,既重视汉族人才,又重视少数民族人才的提拔。
朱元璋在攻下都城之后,便下令:
“凡蒙古人,色中饿鬼,皆许擢为官。”
这就是五湖四海,只认人才,不认亲戚,而且,他们也得到了很好的对待,得到了足够的尊敬。
除此之外,他还能利用别人的优点,避免别人的缺点,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别人,是将别人的缺点发挥到极致,并且不会去追究别人的过错。
袁将军纳哈将军,曾两度被捕,仍然被授予了海西侯的称号。
可以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所说的那句话:
“根据人才而定,就像是一个好工人之于木,只要合适,就没有浪费,女人也是一样,有大器的人,可能没有小能,有小能的人,也可能没有大能,所以,用之人,就看他们的能力了。”
朱元璋宽宏大量,对武将和文臣的财产给予了丰厚的奖赏。
攻克滁州之后,从军队中缴获的战利品,统统分发下去。
到了正统十六年,太平城被占领,“富户陈迪献金银”,随后又被“赏赐各地官兵”。
开国之后,太祖陛下册封文武百官,王爷六人,侯爷二十八人,还有几个有功之人,可以免除死刑,名实都有。
这么大的封地,没有足够的实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与之相对的,则是朱元璋心胸狭窄,这也影响了他的前途,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首先,太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人
“四大案”将整个洪武年间的有权有势之人全部处死,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是开国元之后的功臣。
位高权重、垂垂老矣的刘善长还是被人害死了,“布衣兄弟”徐达虽然很谨慎,但还是没能幸免。
为他铲除小明王的德庆侯廖永忠终究也没能幸免。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义子的侄朱文正,因为与儒家走得太近,心中有了不满,被打了一顿。
敢与他作对之人,能全身而退的,寥寥无几。
一来是想要铲除异己,二来也是想要维护自己的尊严。
如前所述,各类禁忌词语,以及围绕着其身份的种种联想。
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人,下场都很惨,张来硕劝拿未婚妻的女儿为侍女,觉得有违常理,被凌迟处决。
李仕鲁曾向皇上进言,要弘扬朱子之术,而不是以僧人为尊。
但皇上却对此充耳不闻,便将他革职回家,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将他丢在台阶上处决。
朱元璋早年的生活,让他养成了坚韧果敢的品质,但同时也养成了他的自卑和怀疑。
随着王位的不断更替,他的人格开始多元化,形成了他重情重义和薄情重义并存,宽宏大量和狭隘并存。
这两种性格看似对立,却是一体的。
他可以为自己的皇位而忍辱负重,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后,更是不遗余力地铲除反对势力,以求帝国“永世长存”。
这样一种矛盾而又错综复杂的个性,不但对他本人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明代的兴亡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晗.朱元璋传[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孟 森.明 史讲 义[M].长沙 :岳麓 书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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