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在想着“跑马圈地”？游戏规则可能不一样了

导读

Foreword

从元宇宙、Web3.0到当下大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总有人在其中追逐“热点”，希望赶上风口，占住有利位置，以“稀缺”性造富。然而，这可能是一种由过去推导未来的思维，窄化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今天的文章让我们想象一种不同的范式，将目光转向常被人忽视的“公地”。当创造来自“边缘”而非主流，当成事来自“机动队”而非大机构，当快乐来自“贡献”而非占有……新的可能性正在诞生，而这或许是对当下悲观情绪的一种建设性回应。

几年前，在旧金山，一位慷慨的房东以每月1美元的价格将一个14000平方英尺的仓库租给了一群特立独行的社会创新者。该仓库位于市里位置不太理想的街区，而他们在这个建筑里创建了「自由空间」（「freespace」），一个他们描述为“持久变化的临时居所”（ “a temporary place for lasting change”），即一个促进民间创新、创作艺术、开展学习和建立社区的地方。[自由空间]欢迎每位想要参与其中并做出贡献的人，包括对自己在网络公司的工作不满的黑客，以及经常去隔壁圣文森特·德保罗厨房（译者注：St. Vincent de Paul’s kitchen是天主教社会服务处下属的非营利组织，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餐食、衣服以及爱和陪伴）的流浪者。几天内，志愿者们就清理好空间，打开了大门；艺术家们创作了美丽的作品；参与者则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课程，并在无数艺术和社区工作上寻求帮助。「自由空间」的成员制定了一套基本治理原则，并在入口显眼的位置进行展示。

「自由空间」的基本治理原则。(图源：玛丽娜·戈尔比斯)

除了重塑建筑空间本身，[自由空间]社区还发起了其他几个项目。曾经无家可归的马克·罗斯（Mark Roth）发起了“学习之家”（The Learning Shelter）项目，该项目在一个移动教室展开，为当地收容所中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培训课程。在旧金山，“旧金山黄色自行车项目”（SF Yellow Bike Project）开启了长达两天的免费共享自行车活动。与类似的城市运营项目相比，该项目的开展费用只是九牛一毛。参与者创作了壁画装置艺术（译者注：mural art installation，是一种三维作品，指在特定的地方，或临时或长期，设计建造的大型的、混合了各种材料的艺术形态，旨在改变对空间的感知）和关于该空间的纪录片。尽管几乎没有管理，没有受薪工作人员，也几乎没有花钱，非凡的事情还是很快发生了。

三年后，「自由空间」的初始创始人之一迈克尔·祖克曼（Michael Zuckerman）将他在旧金山获得的经验带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地方：一个希腊的难民营。在那里，他推动Elpida项目的开展，在该项目中帮助人们将废弃的服装厂恢复原状，并把它转化成人性化的难民收容所。与普遍采用的方法不同的是，他运用了他在[自由空间]开创的自我组织原则，让移民参与到了新空间的设计和运营过程中。

祖克曼说：“我们想尝试一些新方法。这些方法也许恰恰与当下的做法截然相反。我们不创造依赖，反而鼓励独立。就让我们看看，我们不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自下而上时，究竟会发生什么。”

▍文化空间孕育更广泛的社会转变

祖克曼是成千上万的创新者中的一员。他们开创了新的行为组合、开展了新的实践并建立了新的技术使用模式，从而推动了创造性社会与文化实验的展开。例如，皮亚·曼奇尼（Pia Mancini）作为共同创立者之一，在阿根廷创立了DemocracyOS（译者注：DemocracyOS 是一个帮助普通选民讨论并传播政治思想的软件平台。该软件旨在刺激更好的论点，以便人们更好地进行决断）和The Net Party（译者注：皮亚·曼奇尼等人成立了政党“ Partido de la Red ”，即The Net Party，网络党）。其最基本承诺在于，候选人将按照 DemocracyOS 用户的集体智慧来投票，意在让更多民众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之中；尼克·增本（Nikiko Masumoto）将艺术、社区发展和有机农业结合起来，在加州中央谷地开创了新的耕作模式；保罗·拉杜（Paul Radu）和德鲁·沙利文（Drew Sullivan）是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OCCRP）的牵头人，他们建立了一个由记者组成的分布式网络，致力于揭露大规模的全球犯罪和腐败事件……这样的创新者还有很多。

这些创新者正在创造新的文化空间，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实体的）、数字化的还是隐喻意义上的。这些文化空间可供人们共同或者单独探索新的行事方式，也往往激励着人们重新思考自己和自身能力。在这里，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开始将自己看作企业家和教师；无助的难民女孩可以成为记者和讲述故事的人；风险资本家可以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政治冷感的人也可以对进程发言。

为什么现下这样的空间值得我们关注？

如今，我们的许多制度安排和观念不再适应物质现实：教育不再能保障年轻人获得稳定高薪的工作。拥有全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他们转而从按需业务或零工经济中拼凑收入，因此，许多人都没有安全感，或是没有获得福利的途径。我们愈发看到，选举下的党派和官员是大笔资金利益的俘虏，而不是人民真正的代表；我们也愈发看到，我们创造更公平的社会的理想难以和收入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相调和。在这样的时代，转型和混乱往往会导致新观念、新行事方式、新文化规范和英雄人物的出现。这是社会演化的一个关键过程，与大自然中演化产生和发展的方式类似。

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用“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一词来描述这一过程。他认为，“边缘”种群（通常是孤立的种群）能够发展出与主流种群截然不同的独特特征，是推动演化的动力。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这些独特的特征就为它们带来了演化优势，有利于它们在其他种群逐渐消亡时生存和发展。在动荡时期或“间断”时期，这些“边缘”种群就会从他们的“飞地”里走出来，进入更大的环境，增加整体的生存（概率）。

祖克曼、拉杜、增本、曼奇尼等人正是在推进间断平衡的进程。他们在边缘地带工作，创造新的文化，包括新的价值观、新的行事方式、新的世界观等。凡此种种都可以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有利基因。在此过程中，他们建立起一种重新注入活力的文化繁荣，而无论是慈善机构、经济发展机构、教育机构、公司还是政府，任何存在已久的机构都无法建立这种繁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所用工具与大多数传统组织迥然不同。

▍为可演化（evolve-ability）而设计

拉杜曾经指出，无论是营利还是非营利，任何机构都有不幸的一面，那就是它们非常容易腐败和衰落。他说：“正如一潭死水往往会滋生藻类并成为疾病的温床一样，那些在外围筑起高墙的机构也会变得毫无新意，死气沉沉。遗憾的是，在当今变化发展的世界中，无论机构规模大小，大量科层制机构都存在停滞不前的现象。包括捐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太多团体都最终都反而延续了它们最初旨在解决的问题。毕竟，这些问题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虽然经济发展、难民安置和其他社会变革工作不一定要避免建立可以长久延续的结构，但文化创新者向我们展示了用最小的结构、最少的管理、很少或没有受薪工作人员和很少的资金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未来，世界人口将达到80或90亿，到那时，文化繁荣之路已不是设计资金充裕的项目为大众服务，而是为人们发挥智慧、为人们发挥个人能力促进新型社区的出现而创造空间。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答案就是，巧妙地让各方同步开展工作。

▍自下而上的同步

共识主动性（Stigmergy）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描述了生物体之间协调行动以产生复杂行为模式的过程。例如，蚂蚁会释放信息素来向其他蚂蚁传达食物的位置，其复杂的路径网络联通了蚁穴和食物来源，促进了整个蚁群的壮大。

如今，许多文化创新者以类似的方式创造了物理结构和数字平台的（文化）空间，人们能从这些空间中了解到哪里需要帮助、他们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作出贡献，从而有效地同步开展活动。与传统的资源供给结构不同，这些方法建立了各种互动平台，使接收方能够以个人行动作出回应，这些行动又能相应地形成协调的解决方案。最耳熟能详的例子是在线社交平台，如推特（Twitter）、Thunderclap（译者注：Thunderclap平台是一个硬件/软件堆栈，用于研究计算机外围设备的安全性及其与操作系统的交互，能够发现Thunderclap漏洞并开发proof-of-concept exploits，即“概念验证漏洞”）和Indiegogo（译者注：Indiegogo是全球科创新品首发和众筹平台， 也是中国科创企业构筑全球出海品牌的第一站。2008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以来，Indiegogo以“科创无界，连接热爱”为理念，聚合了全球237个国家或地区近300万新奇酷创意项目与1500万前沿科技支持者，总筹资金额超过26亿美金）。它们让大量的人步调一致，围绕同一事业或活动开展工作。但是，除了这些通用的、人群催化的平台之外， “共识主动空间” （stigmergic spaces）正在所有文化创新者所处的边缘地带大量涌现。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就是文化创新者所处的数字空间的典型例子：世界各地的记者可以在彼此的工作基础上发展。「自由空间」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将实体的墙壁作为社区合作的呈现面貌。当我们将工作重心从管理他人转变为创造人们同步的空间时，我们就释放了大量的创造力和人力资本，供所有人转而用于手头的任务。

▍撬动丰富的公地

经济市场是围绕稀缺性建立的，价格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主要机制。但是，文化繁荣利用的是经常被忽视的公地（the commons）。对于推动建立新文化空间的人们来说，公地提供了物质和数字资源的池子，及使用它们的能力，这也是社区本身拥有而公共或私营部门所缺乏的。守护这些资源有利于团结社区和支持新文化习俗的发展。

正因如此，许多文化创新者在开源软件风潮（open source software movement）、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ies）和数字公地（digital commons，如维基百科和Github）中大展身手。数字文化没有造成多个大型群体逐渐耗尽公共资源的“公地悲剧”，而是拓宽了公地所能提供的资源宝库，并优化了其在数字和物理环境中为每个人服务的策略。

Elpida综合体是一块空白的画布，等待着人们对它作出贡献。移民们一搬进这里，就开始自我组织起来，维护新建的公共场所，协调各种杂务和活动，如堆肥、重新种植菜地、教授语言课等等。居民们甚至重新设想了Elpida未被充分利用的救护车服务：营地内居民较少使用救护车时，它们可以在营地外被加以使用。

数字公地也教会了新的文化创新者这个道理：要规模化公地价值，并不需要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机构或大量资金。虽然大量的金钱在互联网上流动，但提高公地价值的大部分是人们的志愿贡献，无论是健康论坛上问题的答案还是YouTube上关于如何在炉子正上方安装微波炉的自制视频。这些都是丰富性资源/非“稀缺”资源的类型：时间、知识、想法、社区等，而文化变革的推动者利用这些资源来支持他们的工作。当别人问到如果有人给他一百万美元他会做什么时，祖克曼回答道：

“我宁愿要一百万人。”大规模的参与能变稀缺为丰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能创造一种社区感，一种归属感，一种从事超越自身的事业的感觉。它产生了文化繁荣之感。

▍实现繁荣的新途径

几十年来，政府、慈善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一直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也就是缓解贫困和将边缘化社区纳入全球经济中。他们借鉴全球企业的做法，寻求规模效益，使产品和服务标准化，创造市场来支持这些产品和服务，并评估投资回报。最成功的商人则努力将他们的大企业方法论用于解决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许多文化创新者追求的道路，如为非永久性而设计、增加和利用公地、自下而上的协调、不花钱就能开展工作等，与上述方法完全相反。然而，这些道路正是我们现在应当认真对待的战略。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在内的多项研究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传统的发展框架要么基本上没有取得成果，要么耗费了高昂的人力成本才取得成果。原因之一正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方法往往低估了个人和文化在促进变革中的作用。文化不是经济学家和发展专员津津乐道的事情，也不容易衡量。但是，文化可能是撬动变革触媒的最有力杠杆。

这就是文化创新者们凭直觉就在理解的：他们不会把贫困仅仅（甚至主要）看成一种经济现象。如今，个体乃至整个社区正承受着各种关系、知识、支持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和法律结构的贫困，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承受着对未来的指导性愿景的贫困。总的来说，上述一切都代表了文化贫困，而这正是文化创新者在他们推动建立的新文化空间中努力消除的贫困。

文化繁荣的创新者们并不是发展学大师或社区专家，他们只是被“放大”的个人，而且通常是在小团体中工作、拥有技术和相互联系的人。他们做着大型机构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正在重新定义繁荣以及实现繁荣的基本原则。或许，在建设与快速变化的环境同步的繁荣方面，他们就是我们的最大希望。

玛丽娜·戈尔比斯担任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有48年历史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致力于系统地思考未来，帮助组织和社区做出更好的决定。她是《未来的本质：来自社交重构型世界的报告》（The Nature of the Future: Dispatches from the Socialstructed World）的作者。

卡蒂·维安是一位作家，也是未来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在过去的10年里，她一直在领导该研究所的“十年预测项目”（Ten Year Forecast Program），为商业、政府和社区组织提供领先的预测。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 2016年11月2日

原标题：Building Cultural Prospe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