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聆听史纪

编辑丨聆听史纪

引言

史籍的编纂，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在前几篇文章中做过介绍，在此不再重复。

本文所要说明的是，元代史籍编纂的难点、特点与思想，对于理解和把握其文化性质，具有一定的意义。

元代史籍编纂中最困难的是元初诸帝的建置和世系以及元初至元十五年（1280）至元二十四年（1287）两朝兴亡的记载。

这是因为元朝建国伊始，政治军事形势与此前不同，诸帝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且互相斗争激烈，而元初政局又不稳定，对前朝旧有统治集团之继承与改造往往充满波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元初诸帝各有自己的“家法”与“家学”。

当他们掌握政权之初，政治上还处于相对宽松的局面时，他们会任用自己家族中熟悉情况、了解当时政局变化情况及对其有过帮助、对其有过影响或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作为近臣以处理朝政。

如《元史》卷二二《世祖纪》下“皇统元年（1241）四月己卯，……上崩于上都宫……”注云：“皇统元年四月己卯是也。帝崩之时，群臣不敢言……是年八月甲辰……上崩于上都。”

史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特殊文献形式，它是以一定的文化形态为载体，记录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人物及其活动。

史籍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记录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不仅保存着人类历史的某些重要资料，而且还保存着人类历史的某些思想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史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早出现的一种文献形式，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结晶。

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思想观念及政治制度不同，使得各个时代的史籍记录也不同。

但从总体上看，史籍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记录了重大事件的文献材料。

元朝修前朝史所面临的难题

元朝是在金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元朝的统治不仅继承了金王朝的统治形式，还继承了金王朝所建立起的各种制度。

元朝继承了金朝所建立起的各项制度，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从政治上看，元朝建立后，承袭了金朝在政治上的统治形式和制度。

特别是对金朝在政治上采取的许多政策进行了继承和完善，比如将金朝时期设置在中央的中书省改为“枢密院”，还对地方统治机构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比如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

在中央行政机构上，金朝所建立的中书省仍然继续存在，不过其职权却有所扩大。

同时元朝还设置了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新机构，并且继续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

从经济上看，元朝继承了金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除了沿用金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军事制度外，还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一些改革。

比如在政治上对宰相权力进行了限制；在军事上对军队进行了改革；在经济上实行了一些经济措施等等。

从文化上看，元朝继承金朝所建立起的文化体制。从文化方面来看，元朝对金朝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都进行了继承和完善。

比如在军事上承袭了金朝所建立起的军事制度；在经济上承袭金朝所建立起来的各种经济制度；在文化上承袭金朝所建立起来的各种文化体制等。

元朝史籍编纂的特点

在蒙古建立的政权中，蒙古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在他们眼中，最重要的是草原上的生活方式和对世界的认识。

所以，蒙古人对于前朝史也并没有太大兴趣，他们认为这些前朝皇帝对其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很少会去了解前朝的历史。

但是他们对于前朝的历史又有着深刻的印象，对于前朝政治制度、法律、经济、军事等都有自己的看法。这种情况在蒙古人建立政权之后也没有得到改变。

因此，元朝在修前朝史时必须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让蒙古人了解前朝的历史；二是如何让蒙古人接受前朝文化。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需要进行一次对前朝历史的重新编纂。而蒙古人本身对汉族文化没有什么了解，所以这一次编纂工作并不是很顺利。

因为如果要让蒙古人了解前朝历史的话，那么就必须要重新撰写一部元朝以前的历史，但是这对于蒙古人来说也是一个大难题。

因为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已经完成了从游牧民族到农业民族的转变，他们对于汉族文化和汉地政治制度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

而现在却要重新来撰写一部元朝以前的历史，这对于蒙古人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元朝统治者便将目光转向了汉地文化。

当时元朝已经统一了中原地区，并且开始统治南方地区。这个时候就需要将前代皇帝的历史重新编写一遍，以此来证明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元朝统治者便开始了对前朝历史重新编纂的工作。

元朝史籍的编纂思想

在古代中国，史学思想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但是，由于民族的差异，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史学思想。

元朝时期的史学思想是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交流融合、相互竞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的。

因此，其史学思想既有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交流融合、相互竞争、相互吸收的一面，也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交流融合、相互吸收的一面。

首先，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融合是元朝历史发展中最重要、最突出的特点。

从文化方面来看，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属于中华文化圈，在经济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处于封建社会中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在政治上，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接受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都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从民族关系来看，汉、藏等多个民族间已经建立了相互依存、相互帮助、共同发展的关系。

元代统一后，虽然边疆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差异和经济差异；但从总体上来看，汉、藏等多个民族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共同发展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就需要进行文化交流和交融。

元朝史籍编纂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元朝的史籍编纂，继承了唐代修国史和元编史的传统，并有所发展和创新。

但元朝由于统一时间不长，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不够平衡，一些方面的发展比较突出，而另一些方面则相对滞后，其史籍编纂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元朝的史籍编纂方法比较简单。由于元朝统一全国的时间较短，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对历史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研究。

因此，在修国史时就采取了“官修”的方法。官修国史一般是由朝廷派出史官主持的。由于史官成员不多，因而所修史书也就比较少；

而史书数量多了以后，就难以保证质量。

而且，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元政府很难有力量保证编写高质量的史籍。

同时，由于元政府在文化上比较落后，因此对修史所需要的文化知识很缺乏了解和研究。

元朝统治者对修史没有兴趣，因此一般不会把修史作为自己重要的政绩来宣传。

其次，元朝的史籍编纂质量不高。

元朝前期修国史、编年史和纪传体史书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到了元朝后期和明朝初期修国史和纪传体史书都不尽如人意。

由于元王朝是在汉族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其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并不十分重视，这就决定了在修史方面很难做到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

这是元朝国史、编年史和纪传体史书存在缺陷的根本原因。

而在元代编年和纪传体史书中又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有的史书在记述历史事件时往往多有错误；二是有些史书对一些人物、事件记载过于简单；三是有的史书缺乏应有的纪传体特色。

笔者观点

元朝建立后，蒙古贵族对中原历史的研究兴趣不大，但对其他民族的历史却有着浓厚的兴趣。

元朝统治者一方面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向四周辐射势力；

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但在了解其他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元朝统治者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有世界性的意识，二是要对不同民族的历史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元朝统治者对汉族历史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不同，他们非常重视汉族文化，并且希望汉族文化能够对其他民族起到积极的影响。

例如，元朝皇帝曾经多次向汉臣询问汉族地区人口数量、分布范围等情况。

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汉文化的统治，元朝曾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很多儒学提举、教官等职务，以便让汉族人通过儒学学习来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

元朝统治者还多次派人到江南地区考察和学习汉族人在汉族地区所生活、所学习、所从事的各项事务。

元仁宗时曾派大臣到江南地区考察胡族人士。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元政府曾派人到江南地区进行人口调查。

元成宗时还专门设置了“直省”官职负责全国各地汉族人口数量和分布情况。

元武宗时还成立了“江南行中书省”（简称江浙行省）以加强对江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管理。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元朝统治者还派出了一些使臣到外国去进行学习和考察。

例如，元成宗时曾派人到中亚地区和欧洲等地学习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

参考文献

白寿彝《 中国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饶宗颐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苗润博《辽史探源》 中华书局，2020年。

刘晓 《元代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