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山兽之君也。状如猫而大如牛，黄质黑章，锯牙钩爪，须健而尖，舌大如掌，生倒刺，项短鼻齆，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声吼如雷，风从而生，百兽震恐。”——《格物论》

关于虎的起源之地，中外文献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几个较流行的观点分别为：亚州东北部、亚洲东部（长江下游）或中国南部之说。但无论具体的地点是哪里，我国作为虎亚种分布集中的地区而拥有大量的虎化石，因此是主流观点认可的老虎起源、发展之地。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老虎，可划分为6个地理亚种，分别为： 指名亚种（即孟加拉虎）、东北亚种、华北亚种、华南亚种、西北亚种（新疆虎）和云南亚种。然而除了分布于东三省的东北虎，新疆地区的新疆虎，云南的印支虎以及西藏南部崇山峻岭间为数不多的孟加拉虎外，我国绝大部分区域内的野生老虎往往被民间统称为“华南虎”。

华夏文明中的虎文化

作为亚洲大陆山地森林中的旗舰物种，食物链最上层的顶级猛兽，老虎以其力大勇猛并能够捕杀其他的掠食性动物而闻名。除了出没于人迹罕至的山林间外，华南虎与我国的古人们亦有着频繁的接触并成为古老华夏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老虎的勇猛善战无疑在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八星宿中的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又称“白虎七宿”，由“四象”之一的白虎执掌。在神话传说中，西方属金，居于此方位的白虎为战争、杀伐之神，它既是古代军队的象征又是不少袍带书中武将在人间的化身（如《薛仁贵征东》中的薛仁贵就是白虎星君转世）。

执掌战争、杀伐的西方白虎星君

传说西周时，姜太公曾仿照虎的形象制成了可以调动千军万马的虎符，而虎符不仅是君主授予臣下指挥调动军队的凭证，更是古代军权的象征。公元前257年，秦将白起率大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赵国求救于魏，但魏国将军晋鄙却慑于秦军军威而不敢参战。魏信陵君魏无忌乃与魏王所宠爱的如姬设法偷到魏王之虎符才取得了军队的指挥权并击退秦军，此即“窃符救赵”典故之由来。西安南郊杜城村曾出土秦惠文君时期的秦错金杜虎符，符上有调兵之铭文，曰：“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即非有万般紧急之军情，调动50名以上的披甲士兵须凭虎符。

作为自然界中百兽之君的虎有时也会被用来指代人类世界的皇族。明成祖永乐年间，因成祖皇帝迟迟不能选定接班人而导致太子之争异常激烈而漫长。成祖长子朱高炽与次子朱高煦背后各有拥戴自己的利益集团，二人也都渴望登上太子的宝座。作为文官集团的一员，大才子解缙自然是站在皇长子朱高炽一方。为打动成祖皇帝，解缙借《虎顾从彪图》作五言绝句：“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深受触动的朱棣遂决定立朱高炽为太子。可见对虎的尊崇不仅流传于民间，甚至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亦受其影响。而世居我国西南边陲的广大彝族同胞更是在其创世史诗中描绘了开天辟地之初，天神以猛虎的腿骨与肩膀支撑天地，并分解虎尸制造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及世间万事万物的故事。

古代用来调动军马的虎符

虎患

除了正面积极的文化影响外，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中，人虎之间亦不乏激烈、血腥的冲突。孔子过泰山侧，见有妇人哀哭于墓前而留下了“苛政猛于虎”的千古名言。周处杀虎斩蛟除三害，恶虎操纵伥鬼捕食人类的故事都是基于老虎为祸民间而出现的记载和传说。虎患之烈，亦见于正史及地方志。据《华阳国志》所载秦昭襄王时，秦、蜀之地常有猛虎出没，“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后汉书》载九江郡“多虎暴，数为民患”，乡民制造陷阱及捕兽机捕杀老虎。五代及宋代的文献中则有虎乘夜入城，捕食人民的可怕记载。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大规模的土地开垦，人虎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

“为虎作伥”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传说

虎之力，于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无之，又倍其力焉。则人之食于虎也，无怪矣。——《说虎》明·刘基

虎性凶猛而力甚强，拥有猫科动物中最强力的爪牙，擅长捕杀各种中大型兽类。在不使用兵器工具的情况下人力无法与之抗衡，因此在双方正面冲突中，人往往被虎杀伤。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有虎从河中游入浙江杭州湖墅夹城巷北，先抓伤一名脚夫，后窜入知州凌煜家。虎困于凌宅楼中，城中二十余名猎户擒之无策，只能先投石灰袋迷其眼目，再以长枪刺虎口而杀之。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江西上犹县“虎灾连年，群虎遍扰，各乡伤及死者五六百人”。神宗万历元年（1573）福建古田、宁德，猛虎白昼间横行村落中,“人被伤者四、五十，猪狗无算，行路必数十人持械乃敢行，入山樵採亦必结众鸣锣鼓噪乃往”。清世祖顺治七年（1650）四川营山县，昼夜皆有虎行，饿虎“攫人于广众之中”。圣祖康熙年间，福建安溪县虎患猖獗，虎于夜间入城吞食家畜，民众不敢夜行，“计数年之内，十八里男妇老少，死于虎者不下千余人”。高宗乾隆四年（1739），四川庆符县虎食人，县令召集民间弩手射虎，猎得数十余只老虎。据专家统计，苏、浙、皖、赣、闽东南5省在明代有文字记载的虎患多达205起，到了人口数量更为庞大的清朝，这一数据跃升至309起，其中不乏伤亡千余人的恐怖记录。

虎是现存最强壮的猫科动物，擅长猎杀各种大中型兽类。

即便到了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人虎之间的血腥冲突亦屡见不鲜。从1952年起，湖南屡现兽灾，记有约两千余人殒命虎口，家畜损失以万记。1960-61年，湖南省沅陵县有百余名群众为虎所伤。在这期间，当地曾猎获华南虎3头。1963年5月，虎出没于县城东南方的村落里，先后捕杀村民75人及耕牛、生猪共计67头/只。作为虎患重灾区，湖南省内的炎陵、耒阳等地都有人被虎叼走的记录。在北方，北京十三陵附近直到50年代末还有老虎出没的记载。

人虎冲突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作物产量的丰收与否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作为自然界中最强大的猛兽，华南虎因喜食破坏农作物的野猪而受到人民的尊崇与祭祀，“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民间传说中互为师徒关系的两种猫科动物曾分别被视为家宅与田园的守护神。然而随着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和田地的强烈需求，在人们心目中虎逐渐从守护神的角度向害兽转变。在人类的进攻之下，即便是最强大的猛兽也无力守卫自己的领地而不得不节节败退。人类的猎虎工具从弓弩、长枪、陷阱进化为更加高效的火枪、毒药和捕兽夹，在人进虎退的整体形势下，虎的数目和领地不断消亡。尤其是自清代中期以后，面对呈爆炸式增长的人口，朝廷鼓励民间开垦新的田地，并对一些农民免除赋税。如对江苏、福建、江西等地山势险峻，土地不多的农户“免其升科”，甚至“听民种植，无论多寡，永免升科”。大量的开垦山林造成了植被的流失，虎的栖息地被大量破坏，虎“无柴薪可以容身”，不少地方已难觅虎踪。

擅捕野猪的老虎曾一度被视为农田的守护神

但另一方面，失去栖息地的老虎或与开荒的农户发生冲突，或在被迫迁徙的过程中误入村镇而造成恐慌，又或因猎物的减少而不得不转而袭击家畜乃至人类。因此，在虎的总数量不断下降的过程中，人虎冲突的几率却逐步提升。人们在崇拜、神话虎的同时，也畏惧于它的凶猛而对虎采取了大肆捕杀的策略。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等项目造成了对森林资源史无前例的滥砍滥伐。同时，也由于某些宣传方面的原因，华南虎被定义为“害兽”，甚至被扣上了“地主的大帮凶”的大帽子。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由官方组织武装起来的打虎队纷纷成立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打虎运动。在空前狂热的“打虎”氛围之下，打虎队的队员们不仅能得到物质上的奖励，而且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为民除害”、“打虎英雄”、“先进模范人物”等美名纷至沓来，很多地方的华南虎被消灭一空。据重庆自然博物馆动物学专家胥执清估算，1950-60的十年间，全国共有约3000头老虎被猎杀，其中绝大多数为华南虎。而解放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国被猎杀的华南虎更是高达7000-8000头。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虎食人卣

秦岭之虎

华南虎为我国独有之虎亚种，作为一种体型不算很大的虎亚种，一般而言，雌雄两性的平均体重约分别为110kg和150kg。民间所言之华南虎的概念较为宽泛，就说学术界而言，有学者认为东北以南与长江以北，广大的华北及中原一带分布的老虎是不同与华南虎与东北虎的一大独立亚种——华北虎。通过秦岭虎的标本测量对比可知，秦岭虎在体长、尾长、颅长及颧宽等生理指标方面都明显大于华南虎而近于东北虎，但其棕黄色的毛皮与清晰的黑纹及短密的被毛则更接近华南虎的皮毛特征。但由于正模的缺失以及样本数量不足等因素，现今对于华北虎分类的研究很难深入，也因而留下了诸多的遗憾。

秦岭虎的体尺测量数据更接近体型较大的东北虎。

作为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的重要山脉，秦岭横贯我国中部，是昆仑山脉的分支，其主体部分位于陕西省中南部。因秦岭对南北气候的屏障作用明显，岭南的陕南气候温暖湿润，植被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岭北的关中则干燥而寒冷，植被多落叶阔叶树。岭南植被葱郁，森林覆盖面积达80%以上，生活着诸如羚牛、鬣羚、野猪、斑羚等种类丰富的食草动物，这里的大森林曾经是华南虎纵横呼啸的乐园。早在200万年前的更新世初，华南虎就已广泛分布于秦岭北麓。我国历史上最后一只秦岭华南虎被猎杀的地点就位于秦岭南麓腹地佛坪县下辖的山林中。佛坪县境内森林茂密，雨水丰沛，多山地。金水、椒溪与蒲河三条河流贯穿县内。佛坪县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自然资源。

佛坪处万山中，向皆深林密箐，人迹罕至 ——《佛坪厅志》

动物常畜外，兽有野牛、山羊、熊、豹、豺、狼、狐、鹿、野豕；鸟有雉、松鸡、鸨、鸠、鹳、鹰 ——《佛坪乡土志》

猎虎记

丰富的水资源、茂密的植被和大量的食草动物构成了华南虎生存的乐园。民国二十三民（1934），书画家林散之途经秦岭入蜀时，曾留下了描述当地自然风光及野生动物生存活动的诗句：“山深有豺虎，未晚早关门。”尽管佛坪地广人稀，但人虎之间的冲突古已有之。清光绪年间即有虎入城，被猎人射杀的记载。民国三十三年（1944）和三十八年（1949），都有虎捕杀家畜而被射杀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人杀虎乃至虎伤人的记录仍时有发生。1963年，人们多次在龙草坪林场的大南沟、东沟、庙沟、大东河及附近的山头上寻觅到老虎活动的踪迹。同年，一名试图翻越秦岭的旅行者为虎所噬。随着虎迹的增多，当地人的生活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大人不敢出门干活，孩子不敢上学。

广阔的秦岭山脉曾是华南虎纵横呼啸的乐园。

1964年6月27日，佛坪县龙草坪公社社员徐桂莲早起喂猪时，发现自家养的一口100多斤重的猪“不翼而飞”，猪圈外则赫然有几个野兽留下的大爪印。打猎经验丰富的公社社长孙志尧与县委组织部干部赖光文带领猎人和猎狗循着虎迹一路追踪，终于在下午4点多，海拔2400米的竹林中发现了老虎。横卧着的猛虎距离众人仅有20米远，紧张的孙志尧立即举枪射击，却不料手中的猎枪并没有打响。幸好赖光文一枪击中老虎前腿，老虎吃痛大吼，狩猎队员连续补枪，终于射杀了这头大虎。面对这只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斑斓猛虎，众人足足等了十几分钟后才敢走上去查看究竟，只见这曾经俯瞰秦岭众生，呼啸山林之间的百兽之王已然没了气息。正是“近看千钧势未休，远观八面威风敛。身横野草锦斑销，紧闭双睛光不闪。”虽然虎尸上满是鲜血，但虎威犹在，猎犬甚至不敢靠近。

事后，众人将虎尸测量、解剖，测得虎身长1.99米，尾长0.91米，肩高1.3米（趾尖至肩），重225kg（一说190kg）。部分虎骨、虎肉被村民捡去，虎皮及剩余的骨骼上交至省厅，并被做成标本，得以保留至今并成为研究秦岭虎的重要工具。此虎体尺明显大于华南虎接近东北虎，虽最终被定为华南虎，但在学术界却引起了争议。此后的三十余年间虽然秦岭偶尔还有华南虎目击的消息传出，但因为栖息地的破坏和割裂，以及基因库的严重摧毁，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如同久已远去的新疆虎那般，南华虎最终也步上了灭绝的不归路，中国再无野生华南虎存在。

秦岭虎头骨及编号。

后记

作为一个自古以来的人口和农业大国，耕地面积紧张一直是困扰我国历代王朝的一大难题，战乱和饥荒始终伴随着祖先们。即便是到了近代，据统计，作为农业大省的山东省20世纪30年代初冬小麦平均亩产为123斤，小米177斤。而另一人口和农业大省，河南省冬小麦亩产104斤，小米产量仅为121斤。在交完赋税之后，一家人所剩的口粮和为来年的预留种子又能剩下多少呢？而据清代史料《补农书》记载，“今以人口日升计之,一人终岁食米三石六斗”，即一个成年人一年最少需消耗400市斤的粮食，吃粮的压力可见一斑。因此向大自然要耕地，拓荒垦殖是先民们谋求生计的重要工作也是历朝政府大力推行的政策之一。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不断进击的先民们与大自然中的野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

作为亚洲大陆的旗舰性物种，虎的常规猎物中并不包括人类，这种独行的大型猛兽掠食的目标偏向于大中型的食草兽，如野猪、鹿、羚等。但身为食物链顶端的消费者，虎需要食物密度较大的广袤领地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不同于个头较小，适应性强的豹，虎对于生存环境的要求要高得多，其对外部环境改变的适应性也很弱。因此，栖息地的被破坏以及大中型兽类的减少迫使一部分老虎不得不铤而走险靠近人类的聚居地盗食家畜，甚至于人类。而虎的凶猛自古以来深入人心，即便食人之虎仅是少数，但无限放大的恐惧，自然生物知识的匮乏以及某些宣传方面的失误使得人类对食人虎的讨伐扩大化了，等到人类意识到华南虎的存在对于生态文明的意义时已为时太晚。那从远古时代起就曾以闪电似的目光和火焰般的皮毛无数次在星光之下照亮华夏大地山川和林壑的猛兽最终还是远去了。而时至今日，人类与野生动物（或者说是大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仍不时见诸媒体，找到一条我们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依旧是一道难题。

虎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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