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贵族等级特权的削减

从彼得一世到尼古拉二世，俄国政府面临双重任务——既要努力缩短俄国与西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差距，还要警惕西方事物对俄国君主专制体制和等级制的过分冲击。

在18世纪，这一双重任务解决得很顺利，国家大力推动技术、文化和行政的西化，同时加强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

到19世纪任务变得无比复杂，西方许多国家由等级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由君主独裁统治的国家成为了民众掌权的民主国家，俄国政府对此趋势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侮辱性失败后，俄国政府希望提升国家的实力，确保国家安全，被迫极其谨慎地开始实施经济、军队现代化变革。

俄国政府虽未放弃传统的君主专制体制和等级制，但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政府在现代化的要求下，不得不采取随机应变的方式。

在不断弱化等级制原则的基础上巩固等级制，1906年又在改变专制体制形式的基础上，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等级制。

等级制原则是贵族特权存在的基础。从时间和影响性来看，农奴制的废除首次在根本上削弱了等级制。

在废除农奴制的刺激下，俄国政府又在19世纪60-7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

在此过程中，俄国贵族陆续失去他们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获得的诸多合法特权，同其他等级的法律地位日益相近。

财产权是俄国贵族最重要的权利，1861年前贵族有权拥有土地和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这是工业化前俄国主要的财产形式。

1861年改革提高了农民的法律地位，极大削弱了贵族对农民的控制权，贵族还被剥夺了最重要的特权——拥有人口稠密的土地，并从农奴的自由劳动中受益。

大改革前，贵族有权出国旅行，并在获得政府许可后，为其他同盟国服务，19世纪60年代其他阶层也有权获得护照，以供出国旅游、工商贸易使用。

大改革前，国家让贵族纳税的意图一直未果。大改革后，贵族丧失了纳税方面的特权。1863年，人头税的免税范围扩展到市民阶层，20年后该税种被完全取缔。

1863年起，贵族开始缴纳城市不动产税。1872年，贵族开始缴纳地方自治税。1875年起，农村贵族缴纳国家土地税。

1859年俄国上层人士承担的国家税额为18%，到1887年提高到41%。18世纪时，体罚被视作侮辱。

早在1785年贵族便有权免受体罚，1863年，俄国总体上废除了最严厉的体罚形式，所有妇女免受体罚，但男性在少数情况下仍要受树条刑或马鞭刑，1904年取消了全民的所有体罚。

1864年司法改革对贵族司法特权的打击更为严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审判无等级差别”是此次改革的基本原则。

此后贵族所涉案件归由泛等级法院管辖，再无权接受本等级专门法庭的独立初级审判。司法官员的等级制选举原则也被废止。

司法机构的管辖权涉及所有等级的民众，不允许法外剥夺任何公民的生命、地位、财产。

审判俄国所有民众的权利归陪审团，而且俄国所有等级的民众都可获得陪审团权利，并有权像贵族那样，在不服判决时，向参议院及沙皇提交上诉书。

大改革前俄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贵族在教育方面的特权。

19世纪60-70年代的教育改革侵夺了贵族的受教育特权，当时俄国政府被迫在学校教育方面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泛等级学校教育原则，弱化了贵族在教育方面的特权，放宽了其他等级接受教育的限制。

例如，19世纪上半叶，贵族中等武备学校同时进行军事训练和普通中等教育，大部分新军官都是这类学校的毕业生。

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所有中等武备学校根据军事大臣米留金的决定，改革为招收其他阶层学生的军事中学。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末期，国内有18所已完成改革的军事中学，其毕业生与非军事中学的毕业生一样，可以在完成两到三年的补充预备役后，进入高等军事学校，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少尉军衔。

在选官用官日益重视受教育程度的条件下，教育改革间接减少了贵族被委以重任的机会。

贵族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被削弱

大改革后的一二十年里，俄国政府严格限制贵族对国家进行监控的权利，警惕地捍卫着自身政治垄断权的不可侵犯性。

贵族团体在地方管理中的作用被弱化后，其权限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等级事务范围内，贵族在国家机构中的任职特权则受到其他阶层的严重冲击，因此，贵族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明显削弱。

在贵族等级机构的政治权利方面，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政府缺乏财政资源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来履行地方政府的多种管理职能。

当时西方国家依赖贵族和资产阶级团体组织对地方进行管理，女皇效仿之，她颁布多项重要立法，确立了贵族等级在地方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1766年为筹备新法典编纂委员会，沙皇要求各县每两年选举一位县首席贵族，其职责是领导本县贵族选举县级法典编纂委员会代表，并完成最高当局赋予的地方职责。

1775年的省级行政机构改革大力吸纳地方贵族为省、县级政府官员，极大提高了贵族在行政和司法领域的重要性。

1785年的《钦赐贵族特权诏书》最终将贵族确定为土地垄断阶层，将管理农民的所有权利集中于贵族手中。

1766年成立的县贵族会议和1785年成立的省贵族会议负责从当地贵族中选举官员，或组织各种委员会来履行农村的司法、警察、税务职能。

省、县首席贵族担任当地这类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监督并管理贵族在地方治理方面的活动，任命地方的贵族官员。

叶卡捷琳娜二世希望贵族专注于地方治理机构的职务，贵族不负所望，大改革前一直在地方治理体制中牢牢占据主导地位。

这主要得益于农奴制赋予贵族对农民和农村生活的家长式控制权，然而农奴制的废除动摇了这个基础条件。

随着农奴的解放，政府在60-70年代改革了省级、县级警察、行政、司法等权力机构。贵族以往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被严重削弱。

例如，1862年，废除了贵族会议选举产生的县、区两级农村警察，该职位被省长任命的官员所取代。

1864年成立的地方自治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管理局取代了贵族会议以往选举的各种委员会，为农村地区提供更有效的社会服务。

地方自治会议对贵族等级特权造成沉重打击，这是1864​年地方自治机构改革过程中建立的唯一社会普选型机构，是跨等级的自治机构，它并非根据等级制原则，而是根据财产标准组建，非贵族出身的地主也是第一选民团的成员。

大改革后，唯一由贵族会议选举的职务是县警察局的四位代表之一，其他官员，包括调停官和县级、省级农民事务机构中贵族等级代表都是先由贵族会议推选少数候选人，然后由省长和省首席贵族共同在其中选择任职者。

这些改革促使贵族团体在地方治理方面的作用显著下降。不仅贵族团体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被削弱，贵族在国家机构中的任职特权也受到其他阶层的严重冲击。

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确定了贵族为国服务的特权，贵族在担任国家机构职务和晋升时具有优先权。大改革后，俄国政府郑重明确道，贵族等级可自愿为国服务。

在担任军职方面，1869年，俄国所有等级有自愿参军的权利，所有新兵不论等级出身，都称为后备军士官。

1874年的军事改革结束了贵族免服税民兵役制的状态，实行了全民征兵制度，且此时在选拔军官和判定是否有权缩短服役年限时，受教育程度是重要标准，并非唯等级出身论，这便促进了军官团体等级结构多样化程度的加深。

在担任文职方面，俄国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复杂化促使国家管理任务的难度和强度增加，俄国政府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高水平官员。

但贵族等级中已没有如此多的合适人选，到19世纪末，12%的贵族已经完全是文盲，他们无法补充所需职务空缺。

俄国政府以一系列资产阶级形式的改革弱化了贵族在国家管理领域中的诸多特权，不仅逐步明确要按受教育原则选拔官员干部，还采取措施改变地方管理机构中的等级成分。

如成立带有泛等级色彩的地方自治机构，其他等级的代表者在该机构中占到相当大的比重。

贵族财产特权、民事特权、税收特权、司法特权、教育特权等被国家剥夺，贵族任职特权和贵族团体政治权利的削弱自然导致贵族政治地位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