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沦陷时期辉县城内外之景貌

辉县，古称“共国”、“共城”，向以“山川秀丽”、“人文蔚起”著称。

明清之际，隶属卫辉府。民国时，府改道制，属豫北道，不久易行政区制，辉县属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之始——“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即源于辉县。

传其城垣肇自共国旧基，明景泰二年（1451年）知县方中矩重建，周围四里四十八步，高二丈六尺，广三丈五尺，有东、南、西三门。护城河池深一丈，阔八尺。崇祯五年（1632年），知县张可俭鸠工庀材建砖城，“下石上砖，高一丈六尺”，以御“土寇啸聚”之困。清顺治九年（1652年）夏雨连绵，四垣崩颓二十馀丈，至十五年知县秦长春修筑始完。

上图系辉县的城墙及其护城河，河为引百泉湖之水。据载，日军占据辉县时，城垣“至今仍蔚然完整……周围长四里十八步。”

1938年2月16日下午四时，在县长耿采章逃之夭夭、国军抵抗无力的状况下，辉县沦陷。

五时二十分，日军土肥原师团远山登第五十联队举行入城仪式，迎接这群倭兽的是徐世昌的管家袁石生（山东人，一说是袁世凯的管家）、辉县人张济宏、朱子荫等十余人。

四名日军在城门处留影。

“打倒日本复兴中华”、“抗战到底”的大幅宣传标语依然存在，说明这张照片是日军进城之后不久拍摄的。

城内并不宽敞的道路两侧，是硬山顶的民居。路上行人不多。

自沦陷后，日军实施经济封锁，加以连年兵荒，因之市况萧条。

“内城”与“外城”间充斥着民房，城楼内侧的树木和杂草说明有较长时间无人对城楼清理了。一伪军在对蹲着的女人说些什么，从一旁穿浅颜色长裤、裸露上身的男人打扮来看，此时应是夏季。

日军第十五联队的今格麿少佐，正率领其部下在“古共城坊”前行进。坊额上有“共伯□□”（后两字不清）字样。

“古共城坊”位于辉县县治前，是明隆庆二年（1568年）知县王自修创建、纪念共国开基人共伯的牌坊，后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知县游昌廷又予以重修。

辉县古县治在城中近北，创自隋，唐、五代、宋、金因之，清道光八年知县周际华重修。

日军占据辉县县城后，为实现其政治及军事目的，将掌握的伪“豫北道”政权驻地从安阳移至新乡，由新乡管辖辉县，并在辉县城内东大街上另辟一地成立“辉县县公署”。

5月,日伪辉县公署成立，袁石生任日伪辉县公署知事。1938年7月18日夜，袁石生被八路军129师386旅的侦察人员俘获、押至后方处决。

《辉县县知事白公雪亭德政纪念碑》，系民国二十八年元月一日所立，是对县知事白雪亭的“歌功颂德”。

袁石生被处决之后，日伪河南省公署在日军司令部及日本顾问的请求下，安阳人白雪亭出任第二任日伪辉县知事。

1938年9月19日，日本训练的奴才——白雪亭受命为日伪辉县知事，27日就职上任。1940年3月卸任。

在职期间，白雪亭小心谨慎、助纣为虐。此碑如留存今日，当为白雪亭之辈充当汉奸的铁证。

一站一蹲的两名日军在观赏着巍峨高大、饱经风霜的善济塔。

清道光朝《辉县志》载：“天王寺在县治后街，元至元四年（1267年）建，内有善济塔，明洪武年间重修。”

不过，清中期寺毁塔存。塔为七级六角形楼阁式砖塔，其周围林木环绕，附近的石砌平台上有石凳、石桌。

郁郁葱葱、“盘根垂荫，如盖亭亭”的“唐槐”，同样也进入了日军照相机。

唐长安四年（704年），辉县知县曹怀节为抒发其怀念共城父老之情，特于县治“三堂”堂前种植槐树以寄托之。

清道光七年（1828年），聊城知县任兰祐“题石并系以赞”。树前有神龛，供百姓祭拜焚香用。

作为日军控制下、位于城内西大街的“新民会”，在百泉内立下了“努力保护百泉名胜”的提示标牌。其意在遵奉日军所谓的“文化保护”之命令。

“清晖阁”系百泉公园（袁世凯、徐世昌命名之）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被称为“百泉楼阁之心脏”。

其兴建于元代，为私家花园，后屡经修缮。1910年，辉县女婿、时任邮传部尚书的徐世昌为“清晖阁”题写“水木清华”门匾。至1931年“百泉乡师”（全称‘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于百泉办学时，“清晖阁”又成为学校的图书馆。

“百泉之胜甲于通省”，自然也让驻防的日军在湖中的“放鱼亭”处留下了影像。

留影的同时，日军于1939年4月20日在百泉进行了煽动、欺骗性的“宣抚”活动。

说一套做一套的日军，似乎忘记了他们犯下的累累罪行：孟坟、西大庙、小叶沟、三里屯、太头村等诸多惨案，22700余人在日军占据辉县七年多的时间里遭到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