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古时治水一为水患、二为农田水利。大禹治水十三载“过家门而不入”，治的是让黎民无处安生的水患；西门豹治水“引漳溉邺”，终使邺城富倾河内。

战国时的韩国为了耗倾秦之人力物力，派水工郑国入秦游说秦王嬴政“凿泾水为渠”，这“一不为水患二不为农田水利”的“郑国渠”却使关中沃野千里、成了当时最失败的“无间道”和最伟大的利民工程。

今日的郑国渠

由于郑国渠成因复杂(原为间谍之举)、被当世引为劳民伤财之举，汉朝建立后就并未引以为效。汉文帝时“(黄)河决酸枣”，于是汉文帝派了大量人力前去堵塞；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时，黄河的瓠子河段又决堤了，汉武帝也效文帝之举派汲黯、郑当时“发兵卒十万”前去堵塞，然而河决“徒塞之，辄复坏”，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后终无济于事。

汲黯是汉武帝的手下能臣，瓠子河就位于他的家乡；郑当时则是当时著名的治河专家，尽管这二人尽职尽责，但对于治理这水患时“是疏还是堵”没有统一意见，最终还是拿瓠子河决口没辙。

汉武帝的舅舅田蚡一直跟汲黯不和，借此机会参了汲黯一本后，瓠子河治理只好不了了之。

黄河决堤，沿岸泽国连绵、民不聊生

其后的二十年多间，瓠子河一带“乃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水患的影响导致山东泽国连绵、饥民遍地。汉武帝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呀，可是缺乏有效的治理办法，他也真是没辙！

郑当时引渭穿渠、汉武帝初尝漕渠之利

郑当时身为当时的大司农，水患纷起农业不兴，他一直都急在心里。在分析了先秦时西门豹和郑国的治水经验后，他终于拿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当时的汉武帝在治水上尚是“摸黑走路”，也就同意了。

郑当时的方案是“引渭穿渠”，采取的是大禹治水中的“疏导”之策：从长安开始，通过三百余里的漕渠将渭水引至长安南山下，沿途设置了大量引水灌溉口以疏导雨季大水。

汉元光六年(前129年)，汉武帝派水工徐伯表“发卒数万人穿漕渠”，施工三年后漕渠始成。这引渭穿渠的工程大大方便了关中平原与长安之间的漕运，沿线百姓也在“罢漕”期间获得了一些灌溉之利，当算是汉武帝在治漕工程中初次尝到的小小甜头。

“引渭穿渠”所经的长安灞河

“引渭穿渠”是我国历史上继公元前486年的“吴邗沟“、公元前330年“魏鸿沟”之后的第三条人工运河，当地人称之为“运粮河”，以漕运为主、灌溉为辅。这运河自华阴市北部的渭河开始，经华县、新筑、渭南，穿过灞河后再从西安的北郊河流入昆明池(汉代的南山附近)，为汉代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直到明朝初年才彻底干枯废弃。

潘系引汾作渠田、数万役工再度败在大自然面前

引渭穿渠后，元朔到元狩年间(前128~117)，河东太守潘系(又名番系）也建言说：“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山西省西南部一带荒瘠土地)，估计可得渠田五千顷、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

初尝漕渠之利后的汉武帝又同意了，于是“发卒数万人作渠田”。然而过不了几年，因河流改道变迁，水引不了，渠田也日益贫瘠，最后只好让迁居到此的东越人来耕种、同时减免他们的税赋(前111年，汉武帝灭东越后，令东越人全部内迁)。

今日的渠田灌溉模式，使大量盐碱地重新“复活”

潘系治水的失败并非因为策略错误，而是忽略了大自然的地理变迁力量、加上当时尚无较好的引水口技术，导致河流一旦改道就无法引水。

在其后的不久，引水口技术解决后(后文有述)，潘系的这项创举就重新被利用了起来，东越人再结合他们的山溪洪水淤灌技术，终于将山西西南部一带的灌溉搞得有声有色。

汉武帝在治水过程中屡遭挫折

不过，后期的有声有色遮掩不了当时的徒劳无功，毕竟又狠狠地“劳民伤财”了一次呀！可见汉武帝有多沮丧了。

张卬(“昂”音)通及漕，引漕失败却为后世留下了褒斜道

人们所知的张汤也是汉武帝的得力手下，为汉朝时著名的“酷吏”。张汤在身为御史大夫时也曾言及：“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因而建议开建“抵蜀少四百里”的褒斜道以便沿线漕运。

当代的褒斜道遗址

汉武帝在这方面可谓“打不死的小强”，一直是屡败屡战、永不言败，他觉得张汤的建议有道理，于是“拜汤子卬(张汤的儿子张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馀里”。褒斜道建成的意义对后世意义巨大，它大大缩短了关中与巴蜀间的交通距离，也成了我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官方公路。

不过，由于褒水急流且多乱石，漕运之举根本就行不通，路修好了，漕运只得作罢......估计汉武帝心里直暗骂：“好你个张汤，事先没做好考察就去施工，朕又得被骂一次劳民伤财呀！”

不过，“褒斜道及漕”虽然失败了，因此而诞生的褒斜道却是功在千秋的伟大创举，因而汉武帝并无怪罪于张汤和张卬，只是在治水和漕运的策略上，汉武帝再次遭到了挫折。

严熊开龙首渠，让汉武帝跪哭的工程同样惠及后世两千年

在潘系于河东引渠灌田期间，严熊也建议开渠引洛水灌田。

他说，临晋(今大荔县)一带的百姓愿意开挖——条引洛水的河渠用以灌溉重泉(今蒲城县东南)以东的土地，如果渠道修成了，就可以使一万多顷的盐碱地得以灌溉，收到亩产十石的效益！

那时候潘系的引渠灌田初得成效，汉武帝自然又心动了，于是又“发卒万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可惜由于所掘土质均为黄土，开挖时不但容易塌方，而且渠成遇水后长期浸泡，黄土会逐渐坍塌，这道耗十几年的工程再度遭到了重大挫败，换了你是汉武帝该是如何心情？

由于在挖掘过程中出土了“龙骨”(应为恐龙骨架)，这河渠就被命名为“龙首渠”。在汉武帝时期，“龙首渠”虽没起到过半点作用，不过为了解决黄土塌方的问题，严熊首创了“井渠施工法”：“深者四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

新疆坎儿井虽为林则徐之功，最初来源却是龙首渠

这地下穿山的施工方法需要高超的测量技术，故而成了后世隧洞施工的极佳范例；林则徐在新疆修建坎儿井时，用的就是严熊的这方法。

直到今天，“井渠施工法”仍为沙漠地区的人们所广泛采用，该创举也算是真正的惠及至今了！

汉武帝再战瓠子河，终于两千年不决

汲黯治瓠子河时主张的是“堵”、郑当时引渭穿渠、潘系引汾作渠田用的都是“疏”之策；张卬通了褒斜道，却忽略了褒水完全无法为漕；严熊多项创举开好了龙首渠，最后却不知黄土会在水中塌方(渠壁没有加衬砌的缘故)。

汉武帝在多次“发卒数万人”后还是收效甚微，背上了巨大的“劳民伤财”骂名。

参与瓠子河治理后，司马迁亲著了《河渠书》

这一次，汉武帝派了汲仁(汲黯之弟)、郭昌主持该工程，执行的是早年间汲黯的“堵”策。汉武帝自己也亲临工地现场，“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窴决河”，太史公司马迁也参与了堵河劳动，最后对此感概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汉朝君臣上下都参与了瓠子河的终极治理

司马迁所说的“瓠子之诗”就是汉武帝亲作的祭河诗《瓠子歌》：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汉武帝是真不甘心历次的失败，又害怕这次再功之不成，因而亲作了此诗以悼河神。

经过君臣上下的不懈努力后，瓠子河终于被堵住了！为纪念这伟大的治水胜利，汉武帝在瓠子河决口上建了座宣房宫(司马迁所言的“负薪塞宣房”)，瓠子河从此“历二千年而不决”。1938年时因“花园口决堤事件”形成了大片黄泛区，瓠子河河谷终被彻底掩埋于地下，自此再无见天日了。

是疏或堵？汉朝终于有了自己惠及千年的治水模式

在最后一次瓠子河堵塞中，汲仁采取了“竹薪填砂石”的方法层层堵塞河床，该结构就类似于今日的钢筋混凝土，只是钢筋换成了竹薪而已。

引水口的坍塌问题得到解决，百姓治水就高效多了

获得了这样的技术提升后，一时间“用事者争言水利”，之前所建的漕渠被一一如此依法炮制，一举解决了当时引水口的坍塌问题，此法也就一直被沿用至水泥钢筋时代。

在谈及治水时“疏或堵”的问题时，汉武帝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看法：“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意思是大禹治水用的堵策太耗人力物力)，因瓠子河为祸二十年，故无奈采取了最耗费人力物力的“堵策”，但在日常的治水中，还是应坚持“宜疏不宜堵”。

根据这样的理念，太始二年(前95)时汉朝又修建了白渠，“郑国在前，白渠起后，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可见这两道河渠的盖世之功。

河渠之功缔造了富庶的汉代长安

西汉末年时，提出治理黄河“上、中、下三策”的贾让总结说：“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

贾让痛批了大禹治水滥用的毁堵之法，认为那是“堕断天地之性”的所为。在古大禹时期，由于人口农田尚少，毁堵之法造成的负面影响还不算大，但到了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这办法已不再适用了。

贾让还说，“大汉方制万里，何苦与水争方寸之地呢？假如用数年的治堵之费迁徙部分百姓，就能使河流改道加宽计划得成，从此河流就能自定山川之位、河神各安其所，彼此就互不影响了！”，贾让的迁民宽河之策为治理黄河的“上策”，此策一出，从此“宜疏不宜堵、宽河行洪”就成了指导后世数千年的治水“基本思想”。

山川河谷，各安其道

人类与大自然的水患斗争经久不绝，按汉武帝所说“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大禹是圣人才能干出那样的旷世之举；对于民间万世来说，因“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贾让言)，唯有顺应天道自然才能让河川民生各安其道了。

为让婴儿不哭而堵上他的嘴巴、“人定胜天”，其实也是我国在早年间曾有过的错误，几千年的历史教训不可不记呀！

“坊间五千年”将坚持内容100%原创(部分图片来源网络，若存疑义联系即删)，持续为大家输出选题丰富的原创文章。本号文字均亲自码出，观点为个人见解，绝无任何映射行为，欢迎订阅转发及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