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云江湖」民国元年，兜里没有镚子，天天无米之炊的临时政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至今我们仍然首肯其在政治上的胜利意义，即推翻了中国两千余年来的封建帝制。而这种意义也是长时间来被赋予了一层又一层的神圣光环。但它的突然成功与最后的失败，无数历史学家，政治家百年来不断的检讨着它的得失。在历史研究中，就单纯的革命而言，实事求是的说，只是推翻了一个王朝时代。此后还有洪宪复辟和张勋复辟都应该算是帝制社会的残余延续，哪怕它的时间很短。辛亥革命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时偏重于政治分析，即归咎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但让我们在历史的文牍资料中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不由得对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了切实的体会。用一句民间的俗话来说，真可谓一分钱憋倒英雄汉。

武昌一声枪响，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暴力革命的狂澜。短短月余，革命党人和那些早有异志、政治投机者一起，迅速拥有了中国南方的半壁江山。当革命党人为多年的奋斗终于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之时，膨胀的雄心和亢奋的血脉让他们不能自己。建立政权，向北讨伐，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意气风发，何等豪迈。

很快，海浪撞击上了礁石。而这礁石，并不是气数已尽的满清皇庭，亦或是各地拥兵自重，持观望或割据态度的昔日朝廷大吏们。横亘在热血革命党人面前的，让革命浪潮一次次粉碎的，正是维系社会运行的血液，钱！

需要多少？天文数字！其实至今并无实际测算数字，但我们仅举一例。1911年12月16日，孙中山对邓泽如【邓泽如(1869-1934.12.19)，名文恩，字远秋，号泽如，以号行。清光绪年间，以契约劳工身份到马来西亚谋生，逐步发展成为南洋知名的实业家。1907年，邓泽如加入同盟会，任马来西亚分会会长。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数次筹款，接济军费。1912年回国，开发矿业，1920年担任广州军政府内政部矿物局局长兼广东矿务处处长，期间为讨伐袁世凯、陈炯明大力筹款。担任过国民党广东支部长以及一、二、三、四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思想上偏右，反对与中国共产党联合。1931年因蒋中正软禁胡汉民，曾与四位监委联名弹劾蒋中正。1934年因病在广州逝世】说:“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4页】而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国穷民困，各地库存空虚。虽然，洋务运动曾使清廷迅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过度的支出，却让中国这个积弱的病体更为空虚。武昌首义的这年，清廷纪年为宣统三年。当年，收入296960000 两，支出376356634 两，亏79396634两【《清朝文献通考•国用六•用额》、赵尔巽《清史稿•食货六•会计》】。应该说，清末财政收入自1900年，即光绪二十五年，收入只有区区88200000 两【《清朝文献通考•国用六•用额》、赵尔巽《清史稿•食货六•会计》】在10 年中增长巨大，结果却是财政未能盈余，此中因由，即与各类支出规模庞大，以及各地截留朝廷税款有关。

邓泽如

而革命党人在武昌发生暴动的同时，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收入部门，海关税款，却被列强迅速控制。时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明确指示凡革命军占领的口岸，海关税款一律由总税务司接管，一毛钱也不得交付临时政府。安格联下令给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要求将税款设法汇入汇丰银行我的账内，等候事态的发展。“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去不行的”【《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8页】。接着,他又给江海关税务司墨贤理去信，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这样的，关税是外债的担保品。因此，税务司应当向有关方面说明，为了避免外国千涉，关税必须以总税务司或领事团名义暂时存储。”【《辛亥革命资料》，第72页等】

安格联

而此前，还是这个安格联，却在其一份公开的备忘录中承认过：在革命以前，各海关税务司只对他们协征的税款作账，而不经营凭单缴入代号的现金，海关银号是由“皇帝直接简派的地方官”监督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辑》，（上）第153-158页】

国家收入另一主项，盐税，从来都是清廷的一个重要财源。 当时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控制了中国最大的两淮盐场，但它的销购地区分布于长江中下游，而这一带正是战事进行最激烈的地区。形形色色的官吏军阀都视淮盐为自己的钱袋子，各自强征苛重盐税，致使销售渠道大多阻塞，税收锐减。而当时被革命政府推选出来担任两淮盐政总理的张謇，更是与那些控制盐路的旧官吏各色新军队苦斗，苦不堪言。盐款最终也未能如数上缴南京临时政府，这位张季直自己也萌生去意。【同前《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辑》，（上）第153-158页】。这样，南京临时政府想要收取两淮盐场的盐税款，以此来缓解财政困难，也成为了不可能。

张謇，字季直

​一个揭竿而起却又穷的叮当响的‘革命政府’，外交？笑话！

安格联提出的攫取中国海关税款的方针，其实际就是按照英国政府的旨令而提出的。不仅如此，当时各国列强纷纷与之响应。11月23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正式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报告说：“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所引起的一些附属间题中，一个已经吸引而且继续吸引我密切注意的问题，就是处理各口岸所征收的海关岁入，以便保存它不被挪用，供偿还它所抵押的外债之用。”他还继续说：“在一座已辟为条约口岸的城市行政管理权一旦由清政府手中转入革命军手中所征收的税款便听任革命军支配；这些税款有被用来支持起义军的政府军事行动和满足其他紧急需要的危险。”在朱尔典的鼓动下，外国公使团公然要求：“把全部海关岁入置于总统务司的控制之下，那些岁入不仅包括清政府已失各口岸，而且包括清政府仍然控制的口岸岁入在内”。并决定由外国在上海的各银行组织专门机构，负责接受这些税款【《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辑》，（上）第46页】。

朱尔典

起义并且已经夺取了地区领导权的革命党人，对列强攫取中国海关税款的行为，当然不会无视。10月22日，革命党人在长沙起义成功的当天，就以湖南军政府的名义照会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海关、邮政局应归本军政府管理,所有徽章旗帜由本军政府即日派人来更换,务希税务司并执事等人,一概仍旧办理,悉听本军政府命令施行”。【《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辑》，（上）第187页】

但这个照会立遭列强坚决抵制。安格联随及命令伟克非向湖南军政府作出答复：“海关收已指抵外债,为了避免与列强发生纠纷，最好暂将税收交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辑》，（上）第188页】胁迫湖南军政府放弃了接管长沙海关的打算。

英国公使朱尔典更同时急电英国驻长沙领事，指示他同海关视务司合作，“听候海关总税务司或领事团的命令。”声称：‘应采用的论据是，该岁入确系各国债券持有人的财产。如果革命军擅自挪用，可能会引起同列强的纠纷。”当时的长江沿岸，不仅有着西方列强的武装力量，江面上还停泊着各国军舰。虽然，革命党人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始，就单方面宣布了废除清廷与各国列强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然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都是靠实力说话，革命党人无奈只能作出了让步。先“建议税款有在汇丰银行，军政府和税务司都不得动用。”但仍遭拒绝,后改为“将税款存入汇丰银行，但是要用军政府名义，未经军政府许可，不得擅自动用。”一样遭到了列强的否决绝。为了迫使革命党人屈服，列强的军舰驶抵长沙，卸下了炮衣，黑洞洞的炮口直接对准了长沙市区，以此进行武力恫吓。在这样情况下，湖南军政府被迫“同意将税款以总税务司名义存入汇丰银行’。其它口岸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如汉口和长沙一样。

汇丰银行上海老照片

在上海， 11月7日上海光复的第二天，朱尔典就向英国驻上海领事发出“起义军政府不得动用任何款项，如海关税入，它已被指定用来偿还外债”。这样以来,武昌起义后,凡是海关税收，都无例外地被列强完全控制和攫取。所以，朱尔典十分得意地向英国政府报告说：“所有各口岸的海关岁入现已完全置于海关税务司的控制之下，供偿付和赔款之用。”12月27日安格联在一份电报中也说：“各地革命政府都已确认自己的义务，把关税全部汇解总税务司账内，清政府也把北方各口岸税收交给税务司管理。”

至此，一个没有强力外交政策和外交实力的南京临时政府最重要的财源，在西方列强的野蛮而且强硬的干涉下被生生切断了。

如同叫花子一般，到处要钱，却没人给钱

而作为革命党人精神图腾，并被希冀于无限希望的孙中山也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应该说，过去数十年的斗争，孙中山无时不为经济问题而殚精竭虑。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给赵公壁【同盟会美洲总部纽约支部财务负责人】去信中还说:“此次事之不成,不过差五千之款”。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给谢秋的信中说:“近日省城之事告败,其原因皆金钱之不足。”数年来十数次的武装起义（暴动），虽然连连失败，但花钱如流水，其中的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在海外巧舌如簧募捐而得。而武装起义，宣传鼓动所需用的经费每一次都需要几万至数十万之数。尽管也是数目不菲，但相比治国而言，这些数字无异无疑是大河之中一朵浪花而已。更何况长期的海外募集，他几乎耗干了自己的金脉和人脉，包括他的哥哥，几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产。包括他曾所在的会党，洪门。更何况，洪门（致公堂）曾是他最大的金主，而孙文在其革命党取得了颠覆朝廷的成功后，几乎是立刻翻脸，撕毁了与洪门【黄三德，美洲洪门总舵主】之间的承诺。

洪门大佬，致公党创始人黄三德

此刻，革命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初步成功，但这个如天塌般的难题，也同时放在了孙中山的面前，并且，已经是时不我待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了。

鉴于此，面对国内急切需要他回来主持大局的呼声，他还是踏上了欧美之旅，希图为自己这个新生的政权，募得足够维持的资金。

武昌起义前的5月21日，及起义成功后的10月18日，孙中山两次赴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每次均被拒绝。当时列强对起义未及时进行军事干涉，美国标榜“严守中立”，实行 ‘关门主义’实际则采取选择代理人伺机收拾时局平息革命的方针。随后的10月31日，他再次致函美国人荷马李【追随孙中山的美国人，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首任首席军事顾问】称：“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要的。”【《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82页】一样空手而归。孙中山赴巴黎、伦敦借款，但是，革命军尚在和清朝政府对垒，胜负难明，西方的资本家此时均采取了“金融中立”政策，不肯轻易解囊。而美国金融界的喉舌《华尔街日报》在10月如此报道辛亥革命“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了货币改革，干扰了贸易，威胁着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第62页，里德（James Reed）：《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美国前国务卿费兰德·诺克斯

同月25日，孙中山自香港赴上海途中，曾对其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说:“帮助搞点钱吧！”“越多越好。”“一千万、两千万都可以。”这个数字虽曾惊得山田纯三郎目瞪口呆，但即便有此资金，也只够临时政府苦撑几日而已。

山田纯三郎

当时，呼声很高出任临时政府财长的张謇，精于理财的他算了一笔账，自觉无力解决这一难题。他认为：新政府的开支至少每年须有1.2亿两，每月须有1000万两，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将短缺 8000万两。声称“下走无点金术，虽牺牲之而无裨毫末”，不肯就职【山田纯三郎:《南京政府之正体》，1934年版，第3至6页】。

​一切希望只能寄托在孙中山身上。孙中山未到上海前，就传说他挟有巨款；一到上海，被记者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带回了多少军饷来支持革命军。不料孙中山的回答却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6页】“革命之精神”固然可以鼓舞士气，但是，口号毕竟是口号。它不是粮油米，不是枪弹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现在“库藏如洗”【《辛亥革命与华侨》，第14页】孙中山不得不绞尽脑汁，日思夜想，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找寻办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