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有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外教,他在中国待了62年,一直到2000年去世。
他的名字叫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1910-2000),是一位有着犹太背景的英国人,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参加英国、西班牙的革命活动,后来成为国际纵队一名特工。
1938年,大卫·柯鲁克被秘密派往上海,公开的身份是在圣约翰大学讲课,但实际上他是一名特工,他的任务是监视一位外国记者。
不过在上海工作两年后,他与特工组织失联,后来去了成都担任金陵大学的老师。1948年,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后,一直待到2000年去世。
大卫·柯鲁克在上海,度过了1938-1940年两年时间,期间他最重要的只有三件事:教书、监视和拍照。由于他并非摄影记者,他的拍照是完全自由的拍摄,他特别喜欢上海这座东方城市的市井气息。
从现在的角度看,大卫·柯鲁克拍摄的上海,是标准意义上的“街头摄影”。他尤其对街头的苦力劳动者有着浓厚的兴趣:码头工人、黄包车夫、船夫、小贩、街头艺人……
上海一座私立小学的学生们,穿的衣服既有传统的,也有西式的。
街头一位老先生,正在帮别人写信,这是他的职业。
街头卖草药的小贩。
一位卖乐器的大爷,有笛子、二胡、箫、鼓、葫芦丝等中国传统乐器,不卖西洋乐器。
苏州河的船夫,风景优美如画。
苏州河边,一位花白胡子大爷。
上海街头的牙医,当时的医疗设备十分简陋。
上海街头的苦力,在用大板车运木材。
上海外滩的运粮工人。
在街头卖油条的小哥。
一位卖零食的童工。1938年拍的照片,这位小朋友已经成为老大爷了。
这位小朋友,也是一位童工,他的工作是理发师,这也太年幼了。
当时的上海人很穷,有的人家,甚至到了只能吃蟹肉、虾肉度日的地步。
有钱人家的孩子,正在坐当时的“出租车”——黄包车。
挑担卖水果的一对父子,大概生意不好,爷俩都睡着了。
上海街头的一个书摊,一位穿旗袍的美少女在看小人书。
一位年幼的报童,这让小编想起:
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一位街头医生,表情似乎很愤怒,大概不想被老外拍照。
上海街头,广告牌上写着“刘东兴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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