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在色雷斯的过度征兵:激化了山区部落的反抗情绪

文|辛德拉观世界

编辑|辛德拉观世界

除了罗马在色雷斯的过度征兵,色雷斯辅军将被分遣至帝国偏远各地的消息,也激化了山区部落的反抗情绪。

以往的色雷斯辅军仅在邻近地区作战,并且只服从部落领袖的命令,将他们分遣至帝国偏远各地,无异于割裂这些山区部落。这一谣言的传播,成为公元26年色雷斯起义的直接原因。

"谣传“的根据

马什认为,这一“谣传”并非毫无根据,罗马人可能计划通过派遣色雷斯年轻战士到帝国其他地区,加强对色雷斯山区部落的控制。事实上,色雷斯人在发动起义之前,曾派遣使团要求罗马方面澄清事实,承诺不复加新的征调,并以战争相威胁。

作为回应,摩西亚、阿凯亚与马其顿行省长官波培乌斯·萨比努斯(GaiusPoppaeusSabinus)并没有试图平息色雷斯人的不满情绪,反而暗自调遣军队,准备武力介入。萨比努斯的选择,至少证明了罗马方面确实企图加强对色雷斯山区部落的控制。

萨比努斯集结摩西亚军团和罗埃梅塔尔凯斯二世麾下辅军,向山区部落开进。塔西佗用长达5章的篇幅详尽叙述,突显了这场战役的艰难程度。

萨比努斯采取步步为营战术,每向起义军堡垒推进一段距离,便修建壕沟和土墙,不断收缩包围圈,同时占领山脊要道,切断山区部落的物资与水源供应。

尽管起义军坚持战斗,甚至一度击退了罗马军队的围攻,但萨比努斯的战术,已经将起义军压缩至一个彻底封闭的区域。战斗惨烈至极,山区“到处是血污、腐臭和瘟疫,使人却步”。最终,大多数起义者战死或渴死,除极少数人成功突围之外,剩余的幸存者在绝境中投降。

公元26年起义的平定,结束了提比略继位以来色雷斯长达12年的动荡局势,成功恢复罗马在多瑙河下游边境的权威,邻近部落纷纷主动归附罗马。

萨比努斯因平定有功,被元老院授予凯旋勋章。此后,在提比略剩余任期内,再也没有任何有关色雷斯的确切记载,因此,可以相信色雷斯这一阶段的局势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

公元21年与26年的色雷斯起义,虽然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爆发原因也不尽相同,但实际上都属于罗马加强色雷斯控制的结果。公元21年的起义,因罗马接管色雷斯东部王国导致,无论提比略是否有意吞并色雷斯,罗马直接统治的介入,确实在色雷斯国内引起普遍敌意。

公元26年的起义则因罗马强制征兵政策,以及试图加强对色雷斯山区部落的控制而引发。尽管色雷斯局势最终稳定,但长期战乱仍然扰乱了多瑙河入海口的正常秩序,对于罗马帝国来说,色雷斯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多瑙河下游边境的安危。

色雷斯与提比略时代的多瑙河下游边境

由于色雷斯王国国内政治复杂,古典史家关注较少,引发了诸多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根据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证据,关于提比略时代色雷斯与多瑙河下游边境体系和性质的全面情况,仍然十分难以捉摸。

奥古斯都在《自传》中宣称,将帝国边界扩张至多瑙河沿岸,并且迫使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人臣服。但就帝国初期而言,多瑙河更多的只是象征性边界。

换言之,罗马的权威与帝国形象,确实延伸至多瑙河一带,但实际的军事控制,并没有覆盖多瑙河南岸所有地区。

元首制初期,多瑙河下游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占领,罗马统治主要依靠附庸身份的地方王国和土著部落得以实现。直至公元1世纪中期之前,罗马在多瑙河下游的推进都没有决定性进展。

奥古斯都通过战争平定了多瑙河上游和中游地区,但在多瑙河下游,奥古斯都继承了马尔库斯·安东尼的色雷斯政策,继续保持色雷斯附庸王国的形式。奥古斯都希望通过扶持色雷斯王国,保护多瑙河入海口的边境地区。

至少在奥古斯都时期,色雷斯这一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拥有一个长达25年(公元前11年至公元14年)的稳定时期。然而,到了提比略时代,色雷斯国内冲突不断,起义频发。

提比略遵循了奥古斯都的色雷斯政策,但色雷斯动乱的种子在奥古斯都时代已经埋下,并最终在提比略时代引发色雷斯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罗马多瑙河下游边境的稳定。伊利乌姆(Ilium,今土耳其希萨利克Hisarlik)的一处铭文记录如下:

【市议会和人民将荣誉献给提图斯·瓦莱利乌斯·普罗库路斯,他是德鲁苏斯·恺撒的财税使,他肃清了赫勒斯滂的海盗,使这座城市免遭所有的压迫。】

小德鲁苏斯死于公元23年,因此,这一碑铭必定刻于公元23年之前,恰好处于色雷斯动乱期间。这一铭文表明,提比略时代,海盗活动重新在色雷斯海岸猖獗起来,这显然与色雷斯国内局势动荡有关,很可能属于色雷斯危机的连锁反应。

此外,库兹库斯(Cyzicus)一则同时代的铭文记录如下:

【献给海神波塞冬,作为感恩奉献,安东尼娅·特吕菲娜,科提斯(八世)的妻子,国王们的母亲,国王的女儿,自己是王后,她动用个人资源,恢复了长期封锁的(赫勒斯滂)海峡和潟湖地区,她与她的儿子色雷斯国王罗埃梅塔尔凯斯(三世)出资,以他的兄弟本都国王波莱蒙(二世),以及科提斯(九世)的名义,修缮海峡和潟湖的沿岸地带。】

铭文中称呼罗埃梅塔尔凯斯与波莱蒙为国王,却未用国王头衔称呼科提斯,证明此时科提斯还未任国王,可以推测铭文日期应在公元37年初。

铭文用“长期封锁”一词,反映出提比略统治期间赫勒斯滂海峡曾经长期处于封锁状态,而这极有可能是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为了应对色雷斯海岸海盗猖獗的措施。

由上述两则铭文可以得知,色雷斯局势动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超国内。作为罗马的附庸王国,色雷斯不仅无法确保其国内政治稳定,更不能保证罗马多瑙河下游边境的安全。此外,公元21年色雷斯起义时,部分起义者越过巴尔干山脉,试图鼓动摩西亚土著发动叛乱。

蒙森认为,色雷斯起义肯定蔓延至了摩西亚行省,但由于摩西亚平坦的地理条件,以及维米纳基乌姆(Viminacium)驻扎的罗马军团,摩西亚动乱被迅速平息,没有持续扩大。色雷斯起义极大地扰乱了整个多瑙河中下游地区正常秩序,动荡迭起,海盗猖獗。

色雷斯局势的最终稳定,对帝国确保多瑙河中下游边境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公元26年起义平定之后,罗马在多瑙河左岸的拉提亚里亚(Ratiaria)建立了一座永久营地,从这里有一条直达摩西亚腹地的道路,与色雷斯相连。

公元33年左右,罗马在多瑙河左岸的维米纳基乌姆附近修筑了第二座营地,同样能够通向色雷斯西部边陲。色雷斯的最终平定,开辟了从摩西亚到爱琴海的道路,保卫了罗马对多瑙河下游盆地的占领。

尽管如此,提比略时代,罗马对多瑙河下游边境地区的控制仍然较为松散,边界意识与实际边界线都相对模糊。朱里奥—克劳狄王朝时期,罗马对多瑙河下游地区的边境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行省内部的全面和平。

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的主要安全问题,与其说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间歇性入侵,不如说是帝国内部尤其是边境地区的土著起义。正因为如此,罗马军队在性质上扮演着机动后备部队的角色,其主要目的是保卫境内潜在的动乱地区。

提比略统治时期,色雷斯的动荡局势,使多瑙河下游边境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罗马军事活动的焦点。但如前所述,帝国早期罗马边境的军事投资,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监督帝国内部的土著居民。

故此,提比略时代,罗马在色雷斯与多瑙河下游边境的战略目的,主要局限于维系这一地区的安定,未有全面翔实的边境规划,色雷斯也直到克劳狄治下的公元46年才被纳入帝国直接统治之下。

提比略公元14年继位时,罗马帝国小亚细亚领土很大一部分由附庸王国构成。现代学者认为,罗马小亚细亚的附庸王国体系,由格奈乌斯·庞培(GnaeusPompeiusMagnus)构建。

附庸王国体系建立在互利基础之上,即便进入元首制时代,对初创帝国的奥古斯都而言,这一制度对于维持东方行省周边的平衡仍然不可或缺。附庸王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罗马边境的军事压力,这是附庸王国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附庸王国内部局势一旦出现动荡,也会成为罗马边境的不稳定因素。

公元17年,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国王阿尔凯劳斯一世(ArchelausⅠ)、科玛盖尼(Commagene)国王安提奥库斯三世(AntiochusⅢ)与阿玛努斯(Amanus)国王佩洛帕托二世(PhilopatorⅡ)相继死亡,这在他们各自国内引起混乱。

附庸国王的接连死亡在当地引发危机,给提比略统治初期的东方蒙上阴影,罗马帝国小亚细亚边境一时间形势严峻。

参考文献

1.EdwardT.Salmon,AHistoryoftheRomanWorldfrom30B.C.toA.D.138,Routledge,2004.p.128.

2.BarbaraLevick,Tiberius:ThePolitician,Routledge,1999.pp.106.

3.Dio,54.32.2-3.

4.[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1页。

5.TimCornell,TheEndofRomanImperialExpansion,inJohnRichandGrahamShipley(eds),WarandSocietyintheRomanWorld,Routledge,1993.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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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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