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邦鲜为人知的身世：贵族之家的妾生“庶子”》一文中，三解回顾了刘邦的家世、家境，以及他在小家庭中的处境，尤其是他“庶子”的身份考证，暗合了今天的时髦词“原生家庭”。

细论起来，刘邦的“原生家庭”对他的人生规划是非常不友好的，在有限的文字记载之中，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父亲对他“不能治产业”的比较式批评，也能看到他的大嫂对他呼朋唤友“飨客”的厌恶，而刘仲和刘交，乃至于他的姐姐宣夫人的早年生活则完全付诸阙如，仿佛时间是从刘邦起兵之后才开始。

“时间”当然不会被“偷走”，但是能够被“忽略”，作为“国史”的主讲述者（不只是决定者，因为早年经历无档案记录），事迹的详略自然与刘邦本人的好恶有关，这一点蛛丝马迹，似乎也透露出了一些微妙的家庭关系信息。

唯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丰邑的三代土著，故魏人刘邦，却在一群故楚人的环绕下，在秦帝国的沛县，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人生大幕。

青年刘邦的“信陵君”之梦

众所周知的秦统一年份是在公元前221年，而沛县这个楚国大邑，早在公元前224年（秦始皇二十三年）已然入秦，此时的刘邦24虚岁，按照战国、秦、汉的标准，他早已“傅”籍，需要承担“徭”和“役”，只不过是为楚国服务或是为秦国服务的区别。

在史书中意义重大的变化——统一，似乎对于身处泗川内郡的刘邦影响不大，“布衣”的人生，生活仍旧寡淡。

见《史记·楚元王世家》：

始高祖微时，尝辟事。

这是说刘邦寒微之时，曾经躲避“事”，“事”可以解为官司，也可以解为“使”，即“徭使”，属于固定的、有频率的力役，由于没有指明为楚，还是秦，只能存疑。

而确定为“秦”者，可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

也就是说，刘邦还未为“吏”的时候，萧何多次在“吏事”上保护、回护刘邦，而萧何的身份在《史记·萧相国世家》和《汉书·萧何曹参传》中都已点明：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史记》）

萧何，沛人也。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汉书》）

注意两者的区别，那就是萧何的“籍贯”，“沛丰人”和“沛人”，刘邦的籍贯则写作“沛丰邑”，由此可知，以司马迁所知，萧何与刘邦的特殊渊源即在“大同乡”，也就是“同县”、“同邑”，而以班固所知，则只书“县名”，而未强调这一特殊渊源。

而这一信息，对于我们认识刘邦的早年经历转折，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为在刘邦懵懂的青年时代，可能对于时代的变化仍缺乏感知，所以，才有了《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的一段记载：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

以秦灭魏国，占领大梁为时间基准点，则刘邦到张耳家的时间应为公元前225年，也就是23虚岁时，当然，也可能在这之后几年，因为“秦灭魏数岁”后，秦朝才以千金悬赏张耳，则张耳、陈余这几年间都在外黄居住。

这一切都说明，青年的刘邦对于“秦制”的威力仍然缺乏认知，他仍旧按照少年时代对于“名士”的理解和憧憬，向往着信陵君时代的辉煌，因为张耳在信陵君门下得名，自己成为名士，而自己在张耳门下为客，回到丰邑也能成为名士，并竭尽全力地“奉养宾客”，哪怕得罪父、嫂也在所不惜。

萧何为什么对潦倒的刘邦一直“青眼有加”？

与刘邦相比，年少的萧何因为熟悉律令、文法，对于“秦制”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在《萧何，人杰出少年》一文中，三解已经考证过，萧何的生年，应该在公元前240年—公元前238年之间的某一年，在刘邦仍在战乱的魏、楚淮北地游荡寻找机会时，萧何应该已经进入了秦朝的“学室”，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完成3年的学业，考课优异，以“文无害”补为“沛县吏曹令史”，即“主吏掾”，此时的萧何，只有18—20虚岁。

“学而优则仕”的小年轻，对“仗义疏财”的同邑大哥充满了敬意，所以，才在“吏事”上屡屡回护他，至于具体的方式，可以参见《史记·游侠列传》：

（郭）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

这里说的是汉武帝时“大侠”郭解的事迹，他日常出入，人们往往退避，而只有一个人“箕坐”，也就叉开大腿高坐傲视郭解，因为古人的着装习惯，下衣往往无裤裆，所以，这种坐姿是极大的侮辱和轻视。

郭解派人问这人的名字，有宾客想要杀死这个无礼之人，郭解就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不尊敬我，根源是我的德行不足，他有什么错呢？于是私下告诉“尉史”，官称是“尉曹令史”，说，这个人是我的人，到“践更”的时候不要安排他。

此后，一到“践更”，也就是轮到此人服“更徭”时，就直接“过更”，也就是不安排他，而官吏也不追捕他，感觉非常奇怪，询问缘由才知道是郭解的安排，于是这人袒露上身来给郭解谢罪。

而我们看到，刘邦在“微时”、“布衣时”，屡屡避“事”，直到萧何上位后才多得回护，两人的私交或许远不如卢绾，甚至可以说，主要是萧何这个小兄弟对老大哥的照顾，但刘、萧二人的故交关系，却是确定的。

刘邦真的是沛县的“黑老大”吗？

随着“秦制”在“新地”的落实，刘邦原本的“名士发迹”之梦，应该逐步动摇，开始“脚踏实地”地利用自己在本地的“好名声”，注意，真的是“好名声”，见《史记·高祖本纪》：

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过往的描述，往往强调后半段，就是对同僚的“狎侮”和“好酒及色”，以此为“无赖”的注脚。

问题是，作为“秦制”举吏除佐的标准，乃至于战国儒家的世风，从来没有强求“清教徒式”的私德，而往往只关注“公德”，比如厚重、廉洁、守法，而好酒、好色，信陵君这样的名公子一样是“饮醇酒，多近妇女”，连污点都算不上。

恰恰相反，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恰恰与韩信的“贫无行”形成对照，属于“有行”之人，所以，当然可以“试为吏”，或者讲“推择”为吏。

在《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刘邦》一文中，三解也考证了这个时间点——公元前218年，也就是30虚岁时，这之后，刘邦才迎来了真正的命运转折。

我们无从得知，在刘邦“试为吏”的过程中，小兄弟萧何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自此之后，刘邦的活动中心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丰邑，变成了沛县。

自公元前218年算起，到起兵时，刘邦在沛县活动了9年时间，他的日常生活，与一个标准版的“秦吏”区别很大，荀子说，秦吏出于公门，入于私门，而刘邦则是并没有那么严肃，与在“厩”中驾驺的夏侯婴交好，还因为他好“狎侮”的轻浮毛病，弄伤了对方，被人告发，惹了官司，被按下去的案子，也因为上司的复查，让夏侯婴在狱中受了经年的罪。

而刘邦“征服”夏侯婴的，恰恰是在“泗上亭”的高谈阔论，相对于沛县、丰邑的小年轻们，敢于在秦灭魏、楚的兵荒马乱之际出门“交游”的刘邦，所有的见识都是他最大的财富和资本。

除了夏侯婴这个“吃公家饭”的，一般认为有两个人应该与刘邦有老交情，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

以及《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萧给丧事，材官引强。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

同为贩夫走卒，却强调了樊哙与“高祖俱隐”，而周勃却有“比吏”的“中卒”身份，也就是“材官引强”，而没有提及高祖为亭长时的交往，这种区别，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有明确的印证：

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注意，萧、曹、樊哙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的操作者，也就是“军吏”，然后才攻胡陵、方与，而周勃的经历却是以“从攻胡陵”开始，也就意味着，周勃并不是刘邦的“旧人”，或者至少不是“从人”，而是在“收沛子弟二三千人”之中的武力佼佼者，被刘邦提拔为“中涓”，也就是拣选强兵才加入刘邦集团。

也就是说，周勃并不是刘邦的“亲故”，而是“猛将发自行伍”。

排除了周勃，还剩下谁呢？

王陵。

王陵才是刘邦命运转折的关键人物

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

王陵这个人在《史记》中属于绝对另类，他作为功臣表中排名第十二的人物，又曾在萧、曹之后任“丞相”，却没有单独立“世家”，甚至连单独的“列传”都没有，更奇异的是，他的经历与《功臣表》中的记载多有抵牾，可见另有隐情，下文将详细考证。

现在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刘邦与王陵是沛县的故交，甚至是“兄弟之义”，私交还要超过史书明言“相爱”的卢绾和夏侯婴，而王陵又与丰邑的雍齿“善”。

至此，我们可以大体勾勒出刘邦婚前在“沛县”的关系网：

（1）王陵为“兄”为长；

（2）萧何为“吏”护持；

（3）樊哙为“从”跟随；

（4）夏侯婴为“友”帮助。

至于曹参、周勃，虽然同在沛县，并无特殊的“私交”。

这个关系网中真正类似于上文中“大侠”郭解的核心人物是谁？

不是刘邦，而是王陵，通俗地解释一下，刘邦与雍齿同居丰邑，“微时”，也就是未为吏时，或许都是跟随王陵的“小弟”，而王陵此人的性格“少文、任气”，恰恰属于底层社会的“大哥相”。

但是，“小弟”刘邦读过书，又有游历的见识，与萧何这样同乡的“少年豪吏”更有共同语言，所以，王陵作为“县豪”属于沛县、丰邑的“话事人”，却与县政权的上层缺少沟通能力，而这恰恰是刘邦的特长。

所以，刘邦在“试为吏”之后，等于超越了“旧圈子”，进入了“新圈子”，尽管去喝酒仍旧会赊欠，生活并不宽裕，但也成为了“县廷”与“县豪”的中间纽带。

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迹象存在“宗族”之助的刘邦，在几年间，由“佐史”升迁至一百二十石的“亭校长”，要知道，从里耶秦简所见的“阀阅”来看，哪怕是在“新地”缺吏的秦朝，要想完成这个迁转跨越，也是需要一些“积功”的，比如“捕盗”、“断案”等等，单纯的“积劳”可没有那么容易。

而他“兄事”的王陵本身就是“县豪”，恰恰有这个势力来帮助他“上进”，又有萧何这个连监郡御史都赞赏的“豪吏”在文法上护持，或许才是他“进步神速”的原因。

也就是说，刘邦本人并不是“地方势力”的代表，甚至可以说，缺少“家族之助”的他，根本就没有“势力”可言，他的主要倚仗，是“见识”、“知识”和“体制内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