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曾经在家生孩子，大量的人群围观，非常可怕，甚至可能致命！

1661年11月1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西班牙妻子玛丽-特蕾莎王后临产。王后的宫缩一开始，她那安静的宫室里就挤满了公主、公爵和伯爵夫人。

皇室宝宝的诞生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需要“目击者”:女王经常在大量观众面前辛苦生产，这一因素只会增加他们在分娩时的恐惧和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朝臣们蜂拥而来是为了确保一个活着的婴儿不会代替一个死去的孩子，一个王室女婴不会被替换成一个心仪的男孩。

宫殿外弥漫着狂欢节般的气氛。安东尼娅·弗雷泽在《爱与路易十四》一书中写道:“西班牙演员和音乐家们在王室的窗户下跳芭蕾，用竖琴、吉他和响板，让玛丽·特蕾莎想起她的祖国。”人们希望这些西班牙语的声音能转移可怜的王后的注意力，她一直用自己的母语哭喊着:“我不想生孩子，我想死。”

她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分娩对妇女和她们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可怕而致命的折磨。感染是常见的;在法国，三分之一的婴儿在一岁之前夭折。玛丽-特蕾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给国王一个在世的男性继承人，从而确保波旁王朝的继承权。

经过12个小时的痛苦，王后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他的名字叫路易·德·法兰西。内室的侍臣们把帽子抛向空中，以此向外室的人表示胎儿的性别(如果胎儿是女孩，则双臂交叉)。华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国王向窗外挤满院子的臣民们喊道:“王后生了一个男孩!”

对许多王室女性来说，婚礼一结束就面临着生孩子的压力。《让我出去:从伊甸园到精子库的分娩史》一书的作者兰迪·赫特·爱泼斯坦说，16世纪的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非常渴望怀孕，她找来民间医生，医生告诉她“喝母马的尿，把她的‘生命之源’浸泡在一袋混合着牡鹿鹿角的牛粪里”。

一旦怀孕，就即将成为王室成员的母亲，会受到持续的密切关注。也许没有人比1778年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第一个孩子出生更让人期待。尽管她的母亲玛丽-特蕾莎皇后(queen Marie- therese)已经废除了奥地利的公共生育制度，但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却无法改变凡尔赛宫根深蒂固的传统。12月19日清晨，王后按响了一个铃，表示她的分娩开始了。

弗雷泽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旅程》(Marie Antoinette: the Journey)一书中写道，凡尔赛宫很快陷入混乱，“狂热的观光客”匆匆向女王的公寓走去。人群“主要局限于外部的房间，如画廊，但在普遍的混乱中，有几个进入了内部的房间。一些王室旁观者甚至“被发现栖息在高处，以便获得真正的好视野。”

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事，女王本人几乎都是事后想出来的。12小时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接生了一个小女孩，名字叫玛丽·特蕾莎，和她的祖母同名。尽管这个孩子不是她想要的男孩，但王后的房间在她出生后变得非常嘈杂，以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癫痫发作，昏厥过去。

弗雷泽说:“在经过12个小时的分娩后，她实在受不了人潮拥挤、闷热和房间里缺乏新鲜空气的压力。过了几分钟，才有人注意到王后失去了知觉。最后，密封的窗户上的木板被扯下来，带来了一阵新鲜的空气，使昏昏沉沉的女王苏醒过来。

在接下来的18天里，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直躺在床上。由于她的孩子是女性，玛丽·安托瓦内特有更多的时间和她在一起。她温柔地对女儿解释说:“如果是儿子，他会更属于国家。”“你将属于我;你会得到我的关心，你会分享我的快乐，减轻我的悲伤。”

未来的俄国伟大的凯瑟琳不会得到她的孩子的安慰来弥补她可怕的分娩。1754年，凯瑟琳发现自己被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关在皇宫的两个小房间里长达数周，“与世隔绝，没有同伴”。凯瑟琳把儿子保罗抱到一个又小又硬的床垫上后，伊丽莎白女皇立刻把这个新继承人抱走了。丈夫彼得，一个残忍的，精神疾病缠身的罗曼诺夫王位继承人，也紧随其后。

干渴的凯瑟琳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地板上颤抖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助产士回来。罗伯特·k·马西(Robert K. Massie)在《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中写道，她最终被放置在她的床上，然后连续在房间里停留了几个月。凯瑟琳看不见她的孩子，反而密谋报复。

偶尔也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尽管被误导了——是为了给准王室母亲们一个更舒适的分娩体验。玛格丽特·博福特(Margaret Beaufort)是英国亨利七世(Henry VII)坚强不屈的母亲，令人敬畏。13岁那年，她在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期间逃亡，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分娩。对《血族姐妹》(Blood Sisters)一书的作者莎拉•格雷斯伍德(Sarah Gristwood)来说，这种创伤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给她留下了不可理解的创伤(她再也没有孩子了)。

当她的儿子成为国王后，玛格丽特制定了一套谨慎的礼仪，在她所有的孙子出生时都要遵守:

公主殿下很高兴知道她可以被送到哪个房间去，同样的房间也可以用华丽的布或阿拉斯布、边沿、屋顶、窗户和所有的东西挂起来，只有一扇窗户必须挂起来，这样她高兴的时候就有光亮了。

在预产期前几周，这位皇室母亲将和她的男仆们举行最后的告别派对。她将接受圣餐，然后进入格雷斯伍德所说的“女人的世界”，在那里“女人要成为各种各样的军官、管家、裁缝和侍仆，在房间门口接受一切必要的东西。”如果她在分娩中幸存下来，这位新妈妈将被隔离在她的房间里40天。在第40天，她将被“教堂”，或净化和恢复王室。

尽管所有阶层的婴儿和产妇死亡率都很高，但王室成员能够获得普通人通常无法获得的医疗创新。专业助产士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皇室女性雇佣了当时最熟练的助产士。精英们也有机会获得一种很有前途的新工具:产科钳，这是17世纪由法国胡格诺派的钱伯伦斯(Chamberlens)发明的。钱伯伦斯是一群男性助产士，以成功解救在产道中被困的婴儿而闻名。

爱普斯坦说，张伯伦家族的休在17世纪最受争议的王室分娩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688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徒妻子玛丽·比阿特丽斯(Mary Beatrice)怀孕仅6个月就分娩了。英格兰的新教徒——尤其是詹姆斯的第一任妻子玛丽和安妮的两个继承人——对这段婚姻并不满意，甚至更担心会有一个男性继承人篡夺王位。

为了确保孩子的出生得到充分的记录，詹姆斯二世在产房里挤满了目击者，留下他说:“天意特别眷顾，没有哪个王子是在这么多人在场的地方出生的。”休被叫来接生孩子，但来得太晚了。一个名叫詹姆斯的男婴已经出生了。虽然他错过了分娩，但休还是被要求为孩子的真实性作担保。“我敢肯定，在我没有看到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一个陌生的婴儿放在温暖的平底锅里的，”他宣称。

所有这些预防措施最终都无济于事:包括安妮和玛丽在内的许多新教徒拒绝相信这个早产的孩子不是一个换生灵。这一广为流传的谣言是当年詹姆斯二世在光荣革命中被推翻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19世纪的到来，医学的进步慢慢地让分娩变得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存活。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在利奥波德王子出生时，用氯仿缓解疼痛，这让很多人震惊。尽管古老的传统在一些皇室家族中仍然存在，分娩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件更加私人的事情。

2019年，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马克尔(Meghan Markle)决定把孩子留在家中，远离公众视线，这让人想起了早些时候的王室传统，当时君主们总是在宫内分娩。然而，对隐私的期待却是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