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谋漫长的职业生涯证明，他自己能在清朝独特的政治文化中，尤其是在省级官员群体中，游刃有余。

孔飞力曾经将这种由省级官员构成的小圈子称为"高等俱乐部"，它在任何时候都是由一些三品以上的官员构成。

他们都有一套自成习惯的理解和贯彻政策的方法，同样也有一套应付上司和下属的策略。虽然陈宏谋在其信件中多次用“吾辈”这个词来指代所有文人，但它常常仅指这个"高等俱乐部"。

经历告诉他如何对待"高等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像别人一样，但也许比别人要更加虔诚，他仔细查阅了“高等俱乐部”的内部刊物——《邸报》，了解别的省级官员采用的策略及内幕新闻。

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政治风向是在官场上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邸报》同样也是一部掌握官场流行词汇的入门书。

陈宏谋这样的实用主义官员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获得认可的词汇，例如“尽地力”、“藏富于民”。由于这些词汇反映了朝廷当前的态度，因此对它们的引用很有可能使陈宏谋的提议得到批准。

尽管他经常受到沽名钓誉的指责，但在官场上陈宏谋好像一直真诚地避免自我张扬，并将公众的赞誉视为官场生存和办成事情的手段。

一、周旋于清廷官场文化

在1752年到1753年间，陈宏谋第一次到福建省任职。福建省是被官员和朝廷公认为难以治理的省份，但是陈宏谋在那里重新建立了"吏治"。

显然，他的策略是尽可能多地让大家一起努力，而非给人留下单枪匹马反对现行体制的印象（可能被称做“海瑞综合症”）。

首先，陈宏谋尽可能多地与总督喀尔吉善亲密地合作，他们共同签署了许多文件以便推行新政策。

他时时显露出对喀尔吉善管理能力的敬佩，常常赞赏地提到喀尔吉善在他到来之前采纳的一些改革措施。

事实上，喀尔吉善在这个职位上很多年，却明显缺少一种主动精神和意志力去独立处理好事情。

喀尔吉善很愿意与陈宏谋共同分担一些政治风险（例如，提倡增强海上贸易），但需要陈宏谋提供动力和先见之明。

为了帮助贯彻其实用主义的政策，陈宏谋精心选出一些下属作为自己的亲信。这些人当中有著名的现任布政使德舒和前任布政使顾济美。

陈宏谋非常欣赏这两位的才能。同样，他也知道必须有他的推动，他们才能按自己的意愿办事。福建的税务腐败是臭名昭著的，它是省级下层官僚与地方私人利益相勾结的结果。

顾济美在任期内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并且做了一些清理工作，但效果不大。在陈宏谋和德舒到达之后，情况有所好转。

陈宏谋到福建时，顾济美已被解职，但陈巧妙地说服皇帝允许顾留在福建，并任命顾济美为按察使，兼任地方粮食督导和邮政督导。

陈宏谋令其继续全面追查先前省财政机构内的腐败现象。顾济美和德舒知道陈宏谋在监督着他们，希望他们能互相鼓励，行动更加积极。

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做的。后来，升任学政的冯铃也成为喀尔吉善和陈宏谋的亲信。陈宏谋认为与他的前任相比，冯铃是一位大胆、谦虚的官员。

陈宏谋授权冯铃查处一切腐败行为。在新的省级官员全部安排到位后，陈宏谋最终才将精力转向地方管理不善的问题上。

尽管在与朝廷打交道时，陈宏谋必要时会表现出固执。但在与上司喀尔吉善的交往过程中，他却带有一种更加外交性的特点。

以下是一段轶事，可能不可信，但至少说明了别人是如何看待陈宏谋的工作方法的。陈宏谋任天津河道的时候，他和上司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上司喜欢的工作方法很幼稚和不切实际。

陈宏谋先退一步，避免与他直接交锋。他称赞上司的计划是一个“目光长远的策略”，特别是其不切实际的那些部分更是“了不起”。

上司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很不实际，就采用了陈宏谋的方法。在与一般同僚们的交往中，陈宏谋宽宏大量的名声显现出重要性来。

在官场中，宽大对待其他官员的缺点是一种明智的举止。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他能够在清朝这个险恶的官场中长期为官。

但是他的行为也反映了他基本的宽容精神。这种宽容奇怪地与他的清教徒主义式的严肃、无幽默感和强烈的使命感共存。

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宽容精神反映在他对那些衙门官员、被判刑的犯人、非汉族人及其他被剥夺权利的人的政策之中。

陈宏谋不可能被当地的下级官员所喜爱，因为他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监督。他另外一个令人极不高兴的习惯就是他总将自己的“养廉”补贴用于公共事业，并且希望他的下属也这样做。

正如清朝一位给陈宏谋写过传记的学者李元度所指出的，陈宏谋并不急于指控那些疏于或拒不执行他命令的人。

甚至只有最令人震惊的以权谋私和腐败才会令他予以处理。资料显示，在长达30年的任期中，他只弹劾过4～5个下属官员。

我们早已看到，由于太过于宽容下属的行为，他多次陷入困境之中。至少有一次他曾主动地为一位前任下属辩护，而且这个下属是被一位接任陈宏谋职位的巡抚所指控的（陈宏谋在《邸报》上看到了这个案子）。

他还曾为一位辖区内已被撤职的下属辩护，希望他能官复原职。至于同僚（“吾辈”），陈宏谋建议一位熟人把荣誉给别人，把责任留给自己。

这是一种高尚而明智的情操，也是陈宏谋在某种程度上严格遵守的信条。在职业生涯中，每当他到一个省赴任，并看到前任的糟糕工作时，他多少次地叹息不止，但选择了沉默。

唯独对鄂昌的情况是例外（事实上，鄂昌的不胜任已是广为人知）。正如他给一位同僚的信中所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形下告发别人是无济于事的。

当一位官员接任另一位官员职位时，"知必一一清楚，乃能起行，足见慎重，公项随处脚踏实地，克己恕人，此中已见学识。

居常谓，骨肉至亲，一经交代，互相责望，鲜能相好如初者，皆由恕己太甚求人太苛耳"。

陈宏谋内心深处有强烈的个人优越感，但为他在官场多年形成的与其他官员相互照应的习惯所冲淡，否则，他是无法在官场立足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陈宏谋既宣称自己憎恶派系活动，又证明了自己善于在积极结交权贵时避免卷入党派斗争。

他自己也没有结党营私。无疑像多数清朝官员一样，陈宏谋认为自己会识别有才华的人，并予以扶持。

他十分赏识那些尽心尽力地为他办事的下属和学术观点与他相似的人。尽管他所推荐的许多人在朝廷中留下来，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形成了一个由忠诚门徒组成的小集团。

甚至极少有事实表明，陈宏谋曾刻意庇护这些人以后的为官生涯。陈宏谋的下属中有一位是真正地获得显赫声望的人，他就是王杰。

王杰出生在陕西偏远但商业繁荣的韩城县。他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曾就读于西安关中书院（研究新儒家学说的关学学派的中心）。

1756年王杰是陕甘总督尹继善的秘书。不久以后尹继善调离该地区，他继续为新巡抚陈宏谋服务。

1760年他通过乡试，次年会试后很快升为大学士。除了好书法以外，王杰中状元是乾隆对1761年殿试非同寻常地干预的结果。

在那次考试中，阅卷大臣推选著名的江南学子赵翼第一，王杰第三，但乾隆见陕西学子一再被拒之于状元的荣耀之外，于是他授意将排名倒过来。

乾隆的介入是他为遏制当时江南士人在科举考试中占有压倒性多数的优势和军机处的大权独揽局面的努力的一部分。

经调查，发现赵翼正是军机处的官员。但是很少注意到，赵翼降级的受益人王杰是来自桂林的一位可敬省级要员的亲信。

二、友谊

如果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陈宏谋和朝廷存在的政治派别保持明显的距离，但他通过私人书信的往来发展了一些分散的却广泛的熟人关系网，他们头衔不同却都位居高官。

其中有张廷玉、鄂尔泰、张允随、孙嘉淦、黄廷桂，还有德龄。我们已提过这些人在陈宏谋的仕途中所起的作用。

更让人惊讶而值得一提的也许就是陈宏谋和方苞（1668—1749）之间的交往。同样来自安徽桐城县的方苞是张廷玉的一个姻亲。

他比陈宏谋几乎大30岁，也许表面看起来他们两个不可能成为朋友。毫无疑问，方苞是一位精英人物。

他是一位优雅的古文文风的倡导者。他认为对古文的掌握是验证一个人是否品味高雅的标准。他长期居住在南京，没有涉足过地方政治。

他的性格与政治是极不相符的。他痛恨技术统治论和任何对"实践"超越学术的强调。他的学术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朝廷任用他担任一些与文化学术有关的高级职位（其中一个就是在18世纪20年代掌管翰林院，在那里他遇到陈宏谋），时而对皇帝的决策产生影响。

方苞是康熙晚期的一位官员，失宠于雍正统治时期，这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他十分坦率地批评了雍正的强化朝廷经济干预的改革。

但在乾隆时期，他又东山再起，被提拔担任学士。方苞重新得宠阶段恰巧也是陈宏谋官场不得志的时期。

作为一个典型的雍正"新人"，陈宏谋的一部分政治见解令方苞和高宗都深感厌恶。正因为这原因，方苞也许是陈宏谋要拉拢的极不寻常的一位保护人，如果他们之间个性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可以被克服的话。

不过他们确实存在调和的基础。尽管方苞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和高雅的品位，但与陈宏谋一样，都强烈批评精英们不得当的铺张浪费，他们都喜欢宋学而不是汉学，欣赏诸如李光地（1642——1718）等清朝早期程朱学派人物，认为礼仪制度在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不相信强制的经济政策。陈宏谋看起来是真心实意地尊敬方苞的学问。在他1754年的部分藏书目录中，170种书中至少有10种是方苞的书，他是当时收藏方苞著作最多的学者。

像其他一些长江下游地区的文人袁枚和彭启丰等学者一样，方苞很欣赏陈宏谋管理广西省的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方式。

到18世纪40年代中期，陈宏谋和方苞在信件中辩论诸如《周礼》含义以及天才的定义等问题。

陈宏谋态度谦恭，但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与家庭背景和风度举止相比，道德品质更为重要。

在陈宏谋结交的并断断续续帮助他发展仕途的许多高级官员中，有几个人特别突出。

他们极大地影响了陈宏谋在地方任职期间所寻求的主要工作方向，也影响了后来支持陈宏谋发展的特殊机构。

虽然大官僚张廷玉和鄂尔泰都用自己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陈宏谋的提升，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并没有对陈宏谋的政策形成起到多少引导作用。

然而真正起作用的是雍正的幕后操纵，乾隆的早期政策者和陈宏谋的“恩师”朱轼。朱轼的政策内容则似乎十分接近于自己门生的政策。

陈宏谋曾经称赞朱轼的文集实事求是。仔细阅读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书中所关注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反对政府对商品和劳动力采购实行限额，大力发展水利基础设施和特殊机构（例如“义学”）、社仓和“乡饮酒礼”，都在陈宏谋个人政策措施中占有非常显著的位置。

然而朱轼并不是唯一对他有影响的人。陈宏谋自己就强调他的经济观点是受在云南时的上司张允随的影响。

他从甘汝来那里学到了普及教育的实际价值和解决民族冲突的方法。在方苞的推动下，他大力实施低税收并促进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

从高其倬（1676—1738）那里学到了支持向移民和贸易开放沿海的边境地区。高其倬在1721年任广西巡抚时对陈宏谋给予支持，是陈宏谋1730年到1731年任职于江苏时的上级，任职于福建时的前任。

从他长期的思想指导者和知己尹会一那里学到了对通过制度方式对辖区内人民实行道德教化和文化改革（"训俗"）追求的支持。

陈宏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既不是独立于真实的清朝官僚政治之外而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他的庇护人、恩师和朋友影响力简单累积的结果。

比如他反对用军事方法解决边疆问题，坚持给予社会边缘群体同样的仁慈和应有的尊重，支持政府大力投资于经济发展项目和国家高水平的粮食储备，对商业交换的绝对热情。

虽然这些在他最亲密的朋友圈中都有异议，但陈宏谋却以不同寻常的热情来实施他的某些政治主张。政治活动和政治立场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

即使陈宏谋不曾属于某个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派系或者“经世小集团”，然而关于这点我们仍然可以提出另外两个适当的结论：

第一，18 世纪已有一整套确定的计划和制度，可供倡导实学的士大夫选择推行，尽管他们对其中一些计划和方案的效果和可取性有激烈的争论；

第二，尽管个人背景截然不同，对一些具体政策存在分歧，但这些精英在一点上是一致的：把实学思想付诸实施并为此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