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称呼父亲为“亲”的大讨论

#历史开讲#

1067年3月的一天，御史蒋之奇上书刚刚即位的宋神宗，说欧阳修与儿媳吴氏乱伦通奸。

消息一出，年近60的欧阳修悲愤交加，立即亲自上书宋神宗，要求彻查此事，以证清白。

欧阳修之所以如此愤怒，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个无耻的谣言，另一方面还因为上书弹劾他的蒋之奇是他亲自推荐为御史的，如今蒋之奇为了自己的名声，竟不惜对自己恶意中伤。

欧阳修

神宗皇帝当然没有轻易相信这种没有根据的谣言，它立即下令彻查，看消息到底从哪里传出来的。

第一个询问的自然是蒋之奇，蒋之奇毫不忌讳说他是听御史中丞彭思永说的。神宗又叫来彭思永，彭思永则说自己年龄大了，记不清从哪里听来的了，但是他义正言辞地对神宗说：“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议濮议，违典礼以犯众怒，不宜更在政府。”

宋神宗

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和儿媳是否私通这种隐秘的事情，外人不一定知道，但是他之前提议“濮议”，说明这个人一向不遵礼法，应该驱逐出朝廷。

这就让人哭笑不得了，和岳飞的“莫须有”罪名一样，不管你有没有，说你有，你就有。

说到底，欧阳修晚年会受到这样的污蔑，还是因为宋英宗朝那场持续了18个月的“濮议”。

一、

所谓“濮议”，就是关于宋英宗如何称呼自己的父亲濮王的一场大讨论。

作为现代人肯定无法理解，为什么对死去的人的称呼，会引发朝廷长达一年半的讨论，并且导致大批的官员因此获罪、丢官。

这得先从宋英宗的身世说起。

宋仁宗，也就是电视剧《清平乐》中的主角，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在位41年，努力半生，曾经有过3个儿子，都不幸夭折。直到1062年，53岁的仁宗病重，深知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再生儿子了，才立宗室子赵宗实为太子，赐名赵曙。

赵宗实也是个妙人。正常来说，皇子们为了夺取皇位往往斗的头破血流，可是赵宗实面对送上门的皇位却是一再推辞。他身体不好，常年生病，幼年时曾经在宫里养过一段时间，宫中的勾心斗角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内心对宫城是非常排斥的。更重要的是他老成持重，恪守孝道，不愿意舍却自己的家门而另就他宗。

当时，他父亲孝期刚过，孝顺的赵宗实为父守孝，哀痛不已，时不时缠绵病榻。被立为太子后，他数十次上书推脱，说自己难以担当重任。

古时候，若请人去担当重要职位的时候，那人通常会三推四阻，来来回回请个好几次才肯就职，这是常规操作。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谦逊，另一方面说明他的尊贵。但是赵宗实却似乎真的对做皇帝没兴趣，前后上书几十次，送信的马都累趴了好几只。最后，他的属下一个叫周孟阳的人劝他说：“现在天下人都知道您是太子了，您一直推脱不接受，假如让别人登上皇位，您还能平安无事吗？”

一语中的，赵宗实恍然大悟，勉强接受了皇命。临走前还吩咐家人：“一定要看好房舍，皇上若是有更合适的人选，我会立刻回来的。”

这一系列举动，说明赵宗实是个极其孝顺、重感情、内心不算强大的人。这种人其实不适合做皇帝。事实也是如此，在他做皇帝的四年时间里，前半段在生病和与曹太后闹别扭中度过，后半段在“濮议”的漩涡中翻滚。

在位4年，他似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要称呼自己的亲爹为“爹”，最后的结果是，他可以不称父亲濮王为“皇伯”，但也不敢成为“皇考”，只能含糊其辞地称为“亲”。

宋英宗

二、第一次“濮议”

1064年2月赵宗实即位，即是宋英宗，即位的第四天他就突发疾病。似乎是疯病，估计是他长久以来丧父悲痛，又被迫即位，心理压力太大所致。他生病后，由仁宗皇后曹太后垂帘。或许是生病的缘故，英宗和曹太后的关系极度恶劣，曹太后几乎想废掉英宗。后来在欧阳修、韩琪等大臣的调停下，两宫关系才慢慢弄缓和。

英宗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病情好转，但是曹太后不愿还政，韩琪等又以辞官为由，迫使太后撤帘。

其实，英宗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即位之初，他就显示出了相当的政治才干，再加上当时身边还有韩琪、欧阳修、司马光等一批大臣，如果他顺顺当当再活个几十年，说不定也是一代明君。

关于“濮议”，最先提出的人是韩琪和欧阳修等。1065年4月，仁宗皇帝两周年忌日已过，韩琪等上奏说：“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意思说濮王身份尊贵，应该给他更好的尊位，大家快来讨论下怎么称呼濮王吧。随即英宗下诏：“礼官及待制以上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就是命令大家都来讨论讨论。

虽然并没有明说要封濮王什么称号，但是明显是要尊崇的意思。

宰相韩琪和参知政事欧阳修是执政大臣，他们提出尊崇濮王，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拍皇帝的马屁，更多因为他们看出了皇帝的心事。皇帝生性纯孝，对于做了皇帝而脱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他的心里始终有个结，或许正是这个心结导致他对曹太后排斥，并且不是生病，无法安心理政。如果能让他尊崇了自己的父亲，解开心结，那么皇帝身体应该就会好起来了吧。皇帝好就是朝廷好，朝廷好就是百姓好。这样的提议用意是好的，但他们忽略了礼法。

于是一段关于皇帝的亲生父亲到底称作“皇伯”还是“皇考”的讨论拉开了序幕。

韩琦

韩琪、欧阳修自然是“皇考”派，皇帝的亲爹自然要称为“皇考”。他们之所以提出让三省、御史的官员台共同讨论，是以为会有很多人附和，事情马上就可以施行。谁知他们误判了形势，百官纷纷反对，特别是两制官员、礼官、台谏官，反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皇伯”派认为，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合法皇位的继承向来只有两种：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从来没有侄子继承皇位的道理。英宗过继给了仁宗，就和原生的家庭在法理上做了割裂，成为了仁宗的后嗣，这也构成了英宗即位的合法性，否认这一点就等于推翻了英宗登基的合法性。

“皇考”派则认为，首先《礼记》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意思是过继给他人为子的，要为亲生父母守孝一年。欧阳修据此推论“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其次，皇帝成生父为“皇考”有先例，汉宣帝和光武帝都称他们的亲生父亲为皇考。

这两个理由都被礼官反驳。首先《礼记》中所说“为其父母服”中的“父母”是为了行文方便，并不是说还称他们的父母为“父母”，这个论据太过牵强。其次，汉宣帝是以汉昭帝皇孙大身份即位的，尊他的父亲为“皇考”，却也不敢尊他的祖父为“皇祖考”，法理上并没有乱；而光武帝虽然号称中兴汉室，其实和开国皇帝差不多，就算他自立七庙也不为过。他们的情况和英宗的情况都不一样，英宗是正式被立为仁宗太子后才继承皇位的，他法理上的爹只能是仁宗。

“皇伯”派的说法更符合当时主流的价值观。那个时代，幼儿的死亡率很高。像皇帝这种拥有高级医护团的人都不能保证皇子的成活率，更别说普通百姓。所以，民间没有后嗣的家庭不在少数。古人又讲究传宗接代，后继香火，所以政府对于无子家庭的立嗣做了详细的法律规定。一旦过继给他人，就相当于是别人的儿子，可以继承他人的财产，同时也要承担起这家人传宗接代和祭祀祖先的任务。这是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

“皇考”派的观点与这一准则背道而驰，遭到了大多数官员和民众的抵制。同时一个重要的人物，曹太后，也就是仁宗的皇后，最有资格说话的人站出来了，她严厉批评执政官员不该提出称“皇考”，她的表态，让第一次的“濮议”草草收场。

三、第二次“濮议”

第一次濮议叫停之后，英宗和执政大臣们还没来得及准备第二次濮议，礼官和台谏官们却坐不住了，他们纷纷上书，要求皇帝下诏称“皇伯”。英宗当然不想轻易妥协。于是台谏官们开始捋起袖子大写台本，弹劾韩琪和欧阳修等人，其中最为坚决的是吕诲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

面对台谏官射来的一道道利剑般的弹劾，韩琪和欧阳修也上书为自己辩解：“盖自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者也。”就是说从古自今，没有父亲哪有儿子，既然人都是父亲生的，又怎么能避讳自己的父亲呢？称自己的父亲为伯伯或叔叔，明显是有违礼法，不符人伦。

对于这一说法，“皇伯”派们反驳说，天下人都知道皇帝是濮王所生，但是血缘上的父子关系和法理上的父子关系是可以分离的，他们当然承认濮王和英宗血缘上的父子关系，但是法理上，英宗必须是仁宗的儿子，是濮王的侄子。否则他继承皇位则不合法，而传统礼法也将失去论证皇位合法性的功能。长久来说，是这给皇帝埋下了隐患。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当时的条件下，礼官和台谏官的说法不无道理的，但是英宗一心想给自己的亲爹争得一席之地。

有人说，既然皇帝这么坚持，那他完全可以下诏采纳执政官们的建议称“皇考”啊。事情也没那么简单，首先是百官的反对强烈，另一方面她在等一个人发话，曹太后。

曹太后

曹太后在上一轮的“濮议”中的态度很是令人玩味，开始时一言不发，等到礼官和台谏官们反应强烈的时候，突然表态不支持“皇考”。

她是仁宗的皇后，英宗名义上的母亲。不管是民间还是皇室，她的身份，她的意见几乎是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066年正月，曹太后突然下了一道手诏：“吾闻群臣议称，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可令皇帝称亲，乃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

这是一封耐人寻味的手诏。开头就说“早就听你们在议论封崇濮王，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奇怪，曹太后之前明明是反对称“皇考”的，现在怎么催着“封崇”了？

第二句说“我翻阅史书，知道这种事情是有先例的。”她说看到有先例，这句话不免让人联想到欧阳修之前所说汉宣帝和光武帝，而曹太后也没说自己看到了什么“故事”。

最后一句说令皇帝“称亲”，尊濮王为濮皇，三位夫人并称皇后。这也是一种折中的办法，既不称“皇考”，也不称“皇伯”，称为“亲”。

有了曹太后的表态，英宗皇帝赶忙下诏，口气委婉谦抑，主要内容一是采纳称濮王为“亲”的决议；二是修建濮王坟园，规格低于皇帝陵园。

到这里，事情应该告一段落了吧。

四、事情还没有结束

对于英宗皇帝给濮王修建坟园，大臣们表示理解。但是称“亲”，他们还是不能接受。

因为“亲”有专指“父亲”的意思，他们认为与法理不合。

同时也有人开始质疑曹太后手诏的真实性。有传言韩琪、欧阳修买通太后身边的宦官说服了曹太后，还有传言说曹太后是在醉酒的情况下签写了手诏书，是被韩琪等骗的。

另外，范纯仁提出“母后未有诏令与朝廷”，意思是说后宫不得干政，直接质疑太后手诏的合法性。

后来，台谏官的攻击重点不在皇帝怎么称呼自己的亲爹上面了，而是集中攻击执政官韩琪、欧阳修等非法沟通内官。所谓的沟通内官就是从前面曹太后的手诏引发出来的。

后世有说曹太后无奈答应了称“亲”，但是心有不甘，故意放出风声，又在手诏里留下破绽，让百官去攻击韩琪和欧阳修等。但是我认为不是。曹太后是个隐忍、识大体的女人。年轻时她忍下来张贵妃的跋扈，年老后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在韩琪等人的劝说下卷帘，就可以看出她是个知进退的女人。

“濮议”进行了一年多，皇帝和执政大臣一边，两制官员、礼官和台谏官一边，两边势成水火，朝廷整日剑拔弩张，眼看就要被撕裂，仅仅就为了一个称呼。

台谏官这边义正言辞，肯定是不会相让的，皇帝孝字压身，骑虎难下。最大的可能是韩琪和欧阳修找到太后，取了个折中的方法：不称“皇考”，愿意称“亲”。能想到这个办法的人也是个机灵鬼呀。于是两下一合计，曹太后下了“称亲”手诏。

原以为手诏一出，“濮议”可以了结了。哪知“濮议”平息了，“清算”却开始了。

台谏官与执政大臣势不两立，逼迫英宗作出决定：要我们还是要他们，你选吧，只能选一边哦。

英宗很为难，跑去问执政大臣，欧阳修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陛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无罪，则取圣旨。”好吧，又把皮球踢给了英宗。英宗考虑再三，执政大臣刚刚为他争取来称“亲”，过河就拆桥肯定不行，那以后还有谁敢为她办事，于是决定挽留执政大臣，抛弃台谏官。想了想，又交代一句，不要惩罚的太重了。

于是，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纷纷被贬出京，傅尧俞、赵鼎等不满皇帝的处罚，自请离职，司马光上书要求英宗召还傅尧俞等，英宗不肯，也愤然提出离职，但英宗一直没有批准。

司马光

到了1066年10月，整个御史台几乎被清空。但是英宗和韩琪他们就胜利了吗？也未全胜：英宗并未争取到期望中的“皇考”称号，只能含糊其辞地称“亲”。有过了几个月，1067年正月，英宗因病去世，就连称“亲”也变得毫无意义。

文章开头所说的彭思远，就是因为在“濮议”过程中和看不惯欧阳修的所作所为，在英宗死后，宋神宗登基不久，利用欧阳修的妻弟薛良儒，炮制留言，打击欧阳修。

“濮议”之争表面上看是法理之争，关系到皇帝的皇位继承权是否合理。礼官、两制官员、台谏官站在国家法律道德的层面上捍卫法理，原本是没有错。当然，以我们现代人的立场来看，的确有点大题小做，在那个“礼不可废”的年代，“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为了坚持心中的理念，性命都可以不要，被贬丢官又有何惧呢。

深层次来看，“濮议”牵扯到皇权、相权、台谏官三者之间权利相互制约的问题。这个事件中，皇帝的权利明显受到台谏官的强力限制。这件事的影响，在接下来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时，依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