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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东京审判进程艰难，溥仪的出现竟然成为了转折点！

二战之后为清算战争罪行，1946年5月，远东国际法庭随之成立，中国检察官也应美国邀请远赴东京参加审判。此次中国检察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日军战犯为侵华战争接受相应的审判。

然而即使是面对铁证如山的现实，要想让日军战犯伏法，中国检察官也遭受到了不少困难。直到溥仪的出现，才让得以让审判顺利进行。

溥仪的出现，为何会成为推进审判的关键？在东京审判中，我国检察官，又经历了哪些困难？

肩负重任，开赴东京

1945年11月，向哲浚收到了来自当时的国民政府的一封信。向哲浚翻开那封信，目光紧盯着字里行间，仿佛要从中读出一个答案。这封信，是一封邀请信，邀请他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他想了想，最终答应了这个邀请。

向哲浚不仅是法律专家，也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法律专家之一，他早年在美国留学，拿到了文学和法学学士学位，并在华盛顿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他回国后出任司法界要职，成为了一名高等法院检察处的首席检察官。

从他受任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审判，中国代表们身上的责任重大，必须要找一个能够胜任的人来担任法官，向哲浚陷入了思考之中。

一方面，向哲浚感到在英美法制度下，要将战犯绳之以法，需要一个有丰富的法律知识的人，他觉得自己身负重担，担负着中国人民的希望。而作为检察官，可以投入到一线之中，责任重大。

另一方面，毕竟已年过半百，各项能力都不如年轻人，不如将法官的责任交到富有精气神的年轻人身上，因此他推荐了自己的同门师弟：梅汝璈，请他担任东京审判中国代表法官的职位。

梅汝璈曾说过：我不是支持报复主义的人，我不想将日本军队所犯下的罪行算到普通民众的头上。但是，我认为忘记过去所经历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难。

梅汝璈到底是何人？为什么向哲浚要推荐这样一个人担任法官呢？

说到底还是梅汝璈的法律知识面广。梅汝璈早年在清华大学学习，在他毕业之后又在美国进行学习深造，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又先后在国内多所名校担任法学教授，长期从事英美法学的教研工作，经验丰富。

在当时的中国，精通法学的人确实很多，但是想找一个既会说英语，又精通英美法国际法律的人才那可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圈子里就那么几个人，目光就一下子锁定在了梅汝璈的身上。

梅汝璈年轻有为，深受向哲浚的赏识。他的学术成就卓越，被誉为“法学天才”，曾两度获得奖学金，是学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毕业后，他到美国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成为了国内为数不多的精通国际法的学者之一。

1945年12月，在梅汝璈得到向哲浚的推荐后，迅速回到了上海，准备加入中国检察组。他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国际法、收集战犯的罪证，准备充分。

1946年2月，向哲浚一行人带着来自中国的审判者们，踏上了前往东京的路程。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曾侵略中国的战犯送上绞刑架！

一波三折，进程坎坷

1948年，东京审判进度困难，溥仪的出现带来了转机！

1946年5月，东京审判拉开了序幕，可是审判刚开始中国检察官团队就陷入了困境。由于国际法庭中一半多的法官主张英美法程序办案，而在英美法程序下，是很讲究人证物证的，还必须要求证据链齐全，才能给战犯定罪。

而日军为了避免自己在战后受到审判，早在战争中就着力于销毁证据。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刚经受过战争的荼毒，一心致力于稳固自己的权力，没有对东京审判有正确的认识，就没有把这场审判当作一个重要的事情来对待，更别提保存证据了。这给中国检察官团队带来的压力就更大了。

对证据的重视不足，导致审判开始前期一度陷入被动。据统计，远东国际法庭自 1946年5月到1947年底，中国方面所提供的关于战争罪行的证据仅占全部证据的2.3%。这在整体数据面前看来实在是太微乎其微了。

没有证据，拿什么惩治侵略国家的战犯呢？向哲浚检察官意识到了这一点，从那之后，他频繁往返于中国和日本，奔波于城市与战争地区之间，为了找寻证据，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他与增补的四人检察官一道，开展大量的艰辛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

他们走进东三省、北平、南京等饱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的土地，也走进了被查封的日本政府资料库查阅资料。经过繁细的内查外调，在国内各部门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和海外华侨的配合下，从1946年5月直到1947年2月，中国检察组找到了大量的证据，提交法庭。

和收集其他相关证据相比，找到能够出庭作证的证人，难度更大。因为中国方面的百姓，在经历过战争方面的创伤之后，多少都有心理应激障碍。在法庭上又把他们的伤口揭开，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许多证人由于担心会再次受到日本士兵的虐待而不愿意到东京出庭作证。

况且，当时的百姓普遍法律意识不高，很难抵挡得住敌方律师的交叉询问。一旦被抓住一个破绽，那么就有可能变成敌方为战争罪犯辩护的理由，会给我方给战犯定罪带来一定的困难。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检察组通过走访调查，筛选证人证言，耐心开导曾受过战争创伤的证人。最终，在整个审批过程中一共邀集了13名中国的证人出庭，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外籍证人也选择出庭作证。

其中，一名最为重要的证人就是 “末代皇帝”溥仪了。向哲浚与其他检察官对他耐心说服，要他放下包袱，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溥仪终于同意。

从 1946年8月16日至27日，他连续8天出庭作证，引起轰动。溥仪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细数日军在侵华过程中犯下的暴行。而他早年当日本傀儡的身份，也使溥仪掌握了很多其他人不知道的证据，为中国检察官团队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也使一些潜藏起来的战犯浮出水面，得到应有的惩罚。

而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从什么时候起算，事关重大。有人认为，应当从日军偷袭珍珠港算起，在12 月 9 日，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国才对日本宣战。

中国检察官认为，早在 1937 年 7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全面侵略中国。而“卢沟桥事变”又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延长。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1928 年关东军就在东三省罪行累累，肆意制作爆炸与谋杀。这一系列事情串联起来，一步一步往前推，真相逐渐清晰起来。

最终，中国检察官说服了国际检察局同仁，最终确定，东京审判中，被告的犯罪日期从 1928 年 1月 1 日算起。

这一认定比发端于 1931年9月18日柳条湖铁路爆破事件的“满洲事变”提前了 3 年多，在此时间之后的许多战争罪行都被审判在内。 许多战犯因此无法逃脱制裁，最终上了历史的黑名单。

美日勾结，审判落幕

1948年，东京审判在美国的操作下，进程艰难，溥仪的证词成为关键！

自1946年5月远东国际法庭开设以来，东京审判事实上是美国在后面操纵，像远东国际法庭的规则就是麦克阿瑟定的。

其他国家只能提出修改意见而不能主动修改。还不仅如此，来自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有权力任命东京法庭的法官和庭长，以及更改他们的判决。

这一背景不可避免的影响了审判的公平性，裕仁作为日本的最高元首，必须对日本在战争中的侵略行为负有责任。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对裕仁进行审判。

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跟日本的利益关联，美国找个理由说《波茨坦公告》允许日本在战后保留天皇制度，所以他们认为要保留天皇制度且并起诉裕仁。

但是，梅汝璈却强烈要求审判裕仁，他认为裕仁才是最大的战争罪犯，如果没有裕仁的军国主义，日本怎么会罪行累累。但是由于麦克阿瑟的干预，裕仁最终逃过了东京审判，这也是东京审判中的一个遗憾吧！

同样，由于美国的干涉，东京法庭也没有追究从事人体试验和细菌战研究的日本 ７３１部队的战争罪行。一位法官曾评价说：“很显然，美国军队迫切想获得日本细菌战研究的情报，以增加其对细菌战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1948年1月到4月，进入法庭判决阶段，由于各国法律体系以及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存在差异，关于给战犯定罪和量刑问题存在严重分歧。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未提供具体的量刑标准，因此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全部流放到荒岛，就像当年对待拿破仑一样。

而印度法官巴尔博士则主张无罪释放所有战犯，以宽容、谅解和慈悲的心态看待战犯，而非以正义的名义进行报复。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法官支持判处死刑，但是他们主要关注那些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英美战俘的罪犯，对于其他战犯的态度则不明确。面对这种局面，梅汝璈感到非常焦虑，彻夜未眠。

他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向法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例如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采用的各种残忍的手段，主张对罪恶最严重的战犯必须判处极刑。

正是南京大屠杀的人证物证太过惨绝人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把南京大屠杀定为铁案。即便如此，日方在之前的庭审阶段，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时，仍然死鸭子嘴硬，不肯承认。

日方团队通过本人的证词，将松井石根装扮成“一生中一直致力于日本和中国两国友好相处以及亚洲的复兴” 的君子，对日军攻打南京竟胡诌为“这一行动是使中国恢复理智，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

在1946年7月到8月，梅汝璈在判决书中单列一章，专门写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每一条罪行每一个事件，证人的每一句证言，每一篇痛心疾首的回忆录，都是一把把利剑，直刺始作俑者的心脏。

在梅汝璈不断的交涉和周旋下，许多法官认同了他的观点。最终，通过投票，决定对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等7名战争罪犯判处死刑，于1948年12月23日在巢鸭监狱内执行。

1946 年 5 月至 1948 年 12 月，在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们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东京审判中，一共有28名日本战犯被判有罪，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16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他5人则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场审判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公正惩罚，而有人则认为审判缺乏法律依据，是对日本人民的侮辱。无论怎样，这场审判都铁证如山，每一个罪行都有证据支持，相信评价如何，中国人民会给出一个答案。

来自中国的检察官们殚精竭虑、艰苦努力，与其他国家的检察官共同合作，在国家间的制衡和斗争中，最大程度地保卫国家利益，伸张民族正义，终于将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 7 名犯下累累罪行、欠下无数血债的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为受到日本侵略者残害的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伸张了正义，其历史功绩是可歌可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