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体系冲击下，古典大国纷纷解体，为何中国仍能够维持统一

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在前两篇文章中（点击查看），我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

即随着工业化与近代化的推进，绝大部分传统多民族大国，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

其内在逻辑也很简单，古代国家信仰宗教，于是君王标榜自己统治民众的权力，来源于神。

而近代国家，无论政体如何构建，各派力量一般都会宣称，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

一、近代化冲击

于是当传统的古代多民族大国，遭遇了近代化的浪潮冲击后，崩溃的种子便会逐渐萌芽。

因为你宣扬“君权神授”，那么在辽阔的土地上，即便存在许多文化习俗差异巨大的民族。

他们也是能够在共同的宗教信仰加持下，心甘情愿地团结在神圣君主周围的。

而当大多数人被“主权在民”理论吸引后，这种古典的统一模式，也就完全无法维持了。

毕竟你说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那么谁是人民？

推翻封建王权、神权后，新建立的国家，总不能把全世界所有人，都当做本国人民吧？

最终，以法国大革命为起点，近代国家多以民族为基础，划分人民的边界。

这就是民族主义诞生、发展的底层逻辑。

也是哈布斯堡、奥斯曼这些传统古典大国，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分裂瓦解的根本原因。

好了，上述观点，我在前面的文章（点击查看）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这里之所以再单独总结一下，主要想是以此为基础，引出一个新的话题。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毫无疑问，也属于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传统多民族帝国。

那么中华文明，又是怎么在近代化变革的巨大冲击中，继续保持统一的？

纵观世界近代史，如果排除那些迄今为止，仍旧笼罩在浓厚宗教氛围中的落后国家。

近两百年来，前有奥斯曼、奥匈、沙俄，后有南联盟、捷克斯洛伐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凡是主动或被动迈向近代化的大国，几乎没有能在民族体系的冲击下，保持完整的案例。

所以说，中国特殊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力量，构筑了近代华夏统一的基础？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感谢近百年来，前赴后继的伟大革命家与先烈。

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华文明的再次复兴。

不过凡事都有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前辈的努力与牺牲，属于主观原因，而本文接下来要重点论述的，则是客观因素。

二、地方自治

所谓“客观因素”，从上文语境出发，无非就是要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历史惯性、近代化节点等要素，与其他文明相比，究竟有何不同？

以至于可以帮助我们，在民族秩序的冲击下仍能维持自身的统一与完整？

这里先来讲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

对此，各位读者或许需要先绕个弯子，再次回到本文开篇的论点，进行深入思考。

大家知道，“主权在民”思想，肯定要比“君权神授”先进的多。

那么既如此，古代为什么还要信仰宗教？民权思想，为什么要等到近代，才逐渐普及开来？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既然古代各地区文明的意识形态，长期、普遍地蕴含“君权神授”相关因素。

那么此类上层建筑的存在，肯定是有一定必然性的，是和当时的生产力基础脱不开关系的。

具体而言，各位也许能从一些史料中，找到这种关联性的端倪。

比如让很多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的，圣贤王阳明“卧治庐陵”的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根据《大诰三编》、《皇明条法事类纂》等典籍的记载。

历来是文献之邦的江西，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大明开国以来，诉讼众多，民众特别爱告状。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地的官员腐朽昏庸，或者封建朝廷压迫有多残酷。

按照史料的描述，江西人打官司，多是因为邻里纠纷，总之，案子都是些琐碎杂乱的小事。

而等王阳明到任后，为改变此类风气，他立即发布《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

告示先是把大家都批评了一通，指出动辄诉讼，是非常可耻的事。

随后又下令，从此辖区内非人命关天，迫不得已之事，不要来找衙门。所谓：

“今与吾民约，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

那么民间普通纠纷要怎么办呢？处理方法也很简单，让德高望重的父老乡贤去约束教化。

最后的结果，是庐陵在几个月内大治，成了历史书上的典范。

看完这些，大家有什么感想？

有没有人觉得王阳明，是标准的不负责任、懒政，还串通官绅，给自己的行为涂脂抹粉？

其实不是的，现代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对历史的评价标准，都过于脱离古代实际了。

大致就是觉得朝廷越郡县越好，帝国越集权越好，官府从中央管到地方才是先进，基层但凡有豪强出现，必然代表着腐朽堕落。

朝廷出任何问题，都是豪强的问题，官府有任何功绩，都是打击豪强的成就。

由此推论，王阳明不去乡间明察秋毫，反而让乡贤代劳的行为，当然是不称职的、偷懒的。

这种观点的谬误在于，人们往往只称颂现代国家，将组织架构建立到农村基层的伟大壮举。

却很少意识到，现代国家之所以能把力量延伸到农村基层，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工业革命后的技术进步的。

现代社会，你有网络、手机，管辖基层，汇报请示，也就是动动手指的事。

古代社会，你连电话都没有，真要设置乡级官吏，靠跑腿等批复，那一件事都别想办成。

现代社会，你碰上突发状况，打个电话，警察、消防几分钟内就能赶到。

古代社会，有急事发生，你总不能指望派人花几个时辰，跑到县里请捕快来帮忙吧？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那怎么办？

既然朝廷没办法管，就只能让民众自己管自己，也就是所谓乡贤豪绅与地方自治。

王阳明所做之事，其实就是在庐陵重建以宗族为单位的，基层自治组织。

这个问题，大家如果同时参看《大诰》，感受可能会更加深刻。

毕竟江西人爱告状的问题，从明朝初年开始就已经很严重了，地方官判得不满意，还会跑到省里，甚至京城越级告状。

朱元璋就曾对此劝诫道，民众动辄诉讼有害无益，官员就算判决公正，也得花不少盘缠吧？

很多时候衙门被大量诉讼压垮，根本来不及判决，当事人关着关着命就没了，所谓：

“如法司囚人多，一时发落不及，或审理不明，淹禁日久，死者亦广。”

最后，这位开国皇帝，还批判了相关地区的乡贤宗族不作为，并强调：

“设若被人凌辱太甚，情理难容，亦须赴老人处告诉，免致官府系累。”

所以，由此可知，在工业革命前的社会，以当时的生产力基础而言，所能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都是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本特征的。

明朝如此，更早的时代也如此，如鼎盛时期的汉唐。

当时的强宗大族，不但普遍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甚至连朝廷的主力军队，也由他们组成。

这一点我在之前的文章（点击查看）中曾详细讲过，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看。

同样的，中国如此，国外也不会例外，如普遍被人视为统一强权的波斯和罗马。

按照传统印象，波斯属于典型的集权专制王国，然而根据古希腊典籍《长征记》的记载。

波斯巅峰时期，国王任命的总督，自主权很大，总督治理的城市，自主权也很大。

比如当时总督居鲁士，曾直接和同僚提萨佛奈斯开战，而国王的态度是：

“阿塔薛西斯并不反对他们两方交战，特别是因为居鲁士还经常把他管辖的，原属于提萨佛奈斯的城市的进贡品解送给国王，这使他更不在意了。”

更有趣的是，双方开战的原因，居然是提萨佛奈斯治下的部分沿海城市，决意投奔居鲁士。

至于罗马，自治市更是其基本的行政单位，相关研究著作很多，此处就不多赘述了。

好了，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对本段开头：“古代为什么会信仰宗教？主权在民思想，为什么要到近代才逐渐扩散开来？”的问题，有所理解了吧？

任何政权的存在，都需要合法性的背书，现代国家信息发达，地区间人口流动极大。

于是人们可以轻易在语言、习俗、历史高度均质化的同一民族中寻找共鸣，产生共情。

主权在民的民族共同体，也由此得以构建，并被广泛认同。

与之相对的，古代国家信息高度闭塞，人口流动极小，基层运转也以小群体自治为主。

这种情况下，民族虽然客观存在，但你肯定不能指望一个这辈子都出不了村的人，去共情几十，甚至几百公里外的同胞。

可以想象，比起宏大的民族、人民信仰，恐怕族人、邻居才是古人能够接受的概念。

再进一步往下推论，古代社会，面对地方层出不穷、不可替代的自治团体。

传统的大国，如罗马、奥斯曼、哈布斯堡等等，要如何建立跨越辽阔疆域的统治合法性？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那就是引入能被民众普遍接受、认可的宗教因素。

最高统治者自称权力来自于神，与各地方自治势力，在神的名义下订立契约，划分国王与豪强各自的权力与义务。

三、宗教、儒家与统一

到此为止，本文用这么长的篇幅，论述了古代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自治体系，大家是不是感觉有些离题了？

其实各位理解了这些内容，那么也就很容易能够明白，传统文化因素，在近代华夏统一中所产生的作用了。

正如全文开头所讲，近代以前，传统多民族帝国的统一，几乎都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的。

然而，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为了契合辽阔疆域内，地方自治力量层出不穷、习俗各异的情况而出现的。

其只有搁置、掩盖各小共同体差异的能力，却没有破除隔阂，推动民族融合的功效。

因此对于华夏之外的文明来说，他们所建立的传统多民族政权，与其说是统一大国，倒不如说更像是水果拼盘。

比如长期威震欧洲，人口、领土名列前茅的奥匈帝国，其前身哈布斯堡，是怎么起家的？

著名历史学家史蒂芬·贝莱尔，就曾在《奥地利史》中，引用了这样一条谚语：

“让别人打仗去吧，你，幸福的奥地利，结婚去吧。战神给别人的东西，爱神也能赐给你。”

自15世纪开始，哈布斯堡皇子先是迎娶勃艮第公爵的独生女，两国自此合并。

随后他们的儿子腓力，迎娶了西班牙公主，再次组建了国家联盟，并生下二子一女。

其中儿子斐迪南长大后，迎娶了波西米亚公主。

女儿玛丽长大后，嫁给了匈牙利与波西米亚的王位继承人。

于是这些邦国，也就顺利成章成为了哈布斯堡的一部分。

看上去是不是感觉很不可思议？哪有扩张领土不打仗，结个婚便能成的？为什么会这样？

道理很简单，欧洲这块土地都信仰基督，都认为君主的统治权，是由上帝授予的。

那么只要不改变地方上，基层自治组织的原有状态。

两国皇室继承人联个姻，所生下的孩子，是不是就天然能获得双方的统治合法性？

古代社会，这一套既高效，又方便，近代社会，等民族主义蔓延开来后，一切都完了。

帝国的各自治组织，大多拥有不同的文化、历史，习俗，甚至还具备完整的财政、军事、行政体系，国王一旦被推翻，便再也没有统一的理由。

再比如奥斯曼，情况也大同小异，其统治者甚至更宽容，长期推行米勒特制度。

什么叫“米勒特”？翻译过来，就是宗教自治，即：

奥斯曼境内，凡是非穆斯林的团体或氏族，只要不损害帝国利益并愿意缴税，就可以拥有独立的教育机构，保留本民族语言文字，充分享受内部自治权。

古代社会，奥斯曼君主左右横跳，集多个法统于一身。

他即是伊斯兰真主在世间的代言人，又是本地犹太教、东正教的最高领袖与保护者。

而等近代民族主义浪潮来袭，其内部之错综复杂，表现还不如奥匈。

好了，到此为止，国外史讲得有点多了，现在让我们回到段落主题，对比上述案例，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又在哪里？

其实根据典籍记载，在文明发展早期的黎明时代，华夏大地同样也是邦国林立的。

先秦多国体系与诸侯会盟

就像《礼记》在谈到商朝时，曾论述的那样：

“商汤承之，建此一千七百七十三国。”

这个数字准不准很难说，不过根据目前对甲骨文的翻译情况，著名学者高明先生，已经列举出了600多个族名。

那么这些小邦国，最后又是怎么演化成华夏大集体的呢？转折点在于周公制礼作乐。

从当时生产力的角度看，武王伐纣成功后，无论如何，也是很难将华夏全部直辖起来的。

于是西周皇室，选择将自己的子孙勋贵分封出去，即《荀子》中提到的：

“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到此为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毕竟纵观世界史，分封子孙，在很多古文明中，都是统治集团通行的做法。

可是分封之后呢？第一代，兄弟之间也许还能通力合作，第二代，第三代呢？

关系疏远后，被本地人同化了怎么办？亲戚间关系弄不清了，甚至打起来了怎么办？

王室一般也不会是独生子，儿子的一堆儿子要怎么办？谁来继承家业？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周王室开创性地制定了严密的规章制度，也就是伟大的《周礼》，华夏文明自此走上了独特的道路。

礼乐制度

所以，什么是“周礼”？简单概括一下，大致就是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宗亲关系，《礼记》曰：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

二是继承关系，《春秋公羊传》高度总结道：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翻译一下，西周的分封制度，一代为大宗，分封出去的旁支为小宗。

小宗如果以后继续分封，那也会相对成为下一代子孙们的大宗，代代相传无穷尽也。

然后大宗与小宗间，君主更替，固定以嫡长子为继承人，小儿子们则需带着人马就藩，确保不自相残杀。

所以说，这套制度奥妙在什么地方？很简单：

第一，周王室的子子孙孙们，无论分封了多少代，关系多疏远，只要一翻族谱，各诸侯国基本都是沾亲带故的。

后世中国人常说的“五百年前是一家”、“同根同源同祖”等俗语，其源头就在于此。

第二，周王室的分封，和后来大一统王朝的分封，有着本质的区别，大一统王朝分存量，而周朝则是找增量。

就像吕思勉先生在《中国制度史》里，对封建之道的总结：

“慑服他部，责令服从，一也。替其酋长，改树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二也。开辟荒地，使同姓、外戚、功臣、故旧移植焉，三也。”

秦汉之前去当藩王，是可不容易的，大部分情况下，都需要自己开疆拓土搞建设。

第三，宗法制是一种典型的，以宗亲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制度。

因此即便是与周王室没有直接关系的邦国，也是可以通过联姻，加入这套血缘关系网的。

比如纪国和莱国，是商朝时就存在的国家。

据史料记载，莱国曾和纪国联姻，鲁国曾和纪国联姻，纪国和周天子也曾直接联姻过。

而后，基于上述特征，西周分封制所产生的效果，就是周礼所笼罩的范围，随着时间推移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缘边地区和部落，被纳入华夏世界中。

这些奉行周礼的地区，各邦国虽然各有各的宗庙，各有各的利益，习俗也不尽相同。

但层层分封下来的诸侯、卿大夫、士等不同阶层，基本都是沾亲带故，且很容易追溯到同一祖先的。

这就是周礼，或者说后来的儒道，所推崇的家天下！

当然，就个人而言，还是更愿意将这种模式称之为“天下一家”。

儒生在解释帝王合法性时，虽然也会利用部分宗教色彩，比如《春秋繁露》里所强调的：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可是除了宗教色彩外，儒家还有第二重更重要的认同，即家认同！

按照孔孟信徒的理论，天下本质上是一个超级大宗族，天子是宗族的最高家长，即君父。

地方上的一切小宗族，都是这个大宗族的分支，虽然姓氏、习俗各异，但寻根究底，都是拥有共同祖先的亲人。

这是何等伟大的文化创举！血浓于水的家族理念有了，民族构建还会有遥不可及吗？

甚至到后世郡县制登上历史舞台，分封体系再也没有持续扩张的功能。

周边那些接受了儒家文化的蛮族小邦，也还会倾向于追溯一个与中原同宗的祖先。

比如契丹人，按照《辽史》的说法：

“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

还有鲜卑人，《北史》曰：

“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

南方缘边的交趾，《大越史记全书》强调：

“其始祖出于神农氏之后。”

东北方向的朝鲜，虽有檀君传说，但直到近代民族主义浪潮来袭前，主要还是祭祀箕子。

日本人则长期自称是周太王之子，吴太伯的后裔，与春秋时期的吴国同宗。

这种说法，直到德川幕府时代，才开始受到神道教天照大神的挑战，此处暂不展开。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在西方民族体系的冲击下，仍然保持统一了吧？

上篇文章中（点击查看）我曾说过，清朝灭亡，儒家天下观崩溃后，中国之所以没有解体，是因为当时的文人们紧急构建了国族认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可是再进一步细想，国族理论哪是那么容易让大众接受的？你准备怎么说服民众？

事情要是真的如此简单，奥斯曼搞个奥斯曼族，奥匈搞个奥匈族，以此类推，当代世界的国家数量，起码要减少九成。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儒家2000年的熏陶，近代中华共同体“炎黄子孙、同源共祖”的核心理念便不会存在。

没有这些核心理念的存在，局面演变趋势和方向，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所谓“祖上有德，福泽后人”，近代以来，儒家虽被彻底抛弃，但其残骸，仍在庇佑华夏。

至少是在民国这段军阀割据的历史里，维持住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这很重要！

因为只有这样，先烈们才有构筑各种理论、利用各种方法救国的实践机会与缓冲空间。

毕竟，再厉害的天降猛人，也不可能脱离时代大势而有所作为。

今天的我们，或许会感叹华夏近代之路的坎坷，但绝大多数传统古典帝国，甚至连走上这条路的资格都没有。

四、秦制

讲到这里，中华文明能在民族秩序冲击下，继续维持统一的必要条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注意，这里我的用词，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换言之，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在近代化转型的契机下，有成为统一国家的机会与潜力。

但在实际操作中，分裂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毕竟同源共祖理念并非不可淡化，地方特色风俗也不是不能拔高。

类似问题在那些高度自治，拥有完整组织架构的地方政治实体，比如朝贡国家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就像安南，上篇文章（点击查看）曾介绍过，在西方近代思潮舶来前，儒家文明圈中，是存在广泛的古典中国人认同的。

越南胡朝开国君主作诗《答北人问安南风俗》，开头就是：

“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阮朝著名大儒李文馥作《夷辩》一文，张口便论证交趾，是根正苗红的华夏成员。

然而等民族体系一来，为了重构叙事体系，与文化母国彻底切割。

千年北属，两千年反抗的论点都能塑造推广开来，分裂之易，统一之难，可见一斑。

事实上，从结果看，中国最终也的确只保住了大清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

由此再进一步推论，历史惯性方面，如果中华一直维持先秦的多国体系。

或者近代化节点方面，中国面对西方坚船利炮入侵时，刚好处于五代十国那种分裂周期。

那局面恐怕是完全无法收拾的。

近代化节点属于运气，无法控制，至于历史惯性，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终结了分封时代，开创了郡县统治的秦朝和法家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虽然还保留了“皇权不下乡”式的基层自治体系。

但郡县制架构，总体仍在相当程度上，维系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无论是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还是后世持续不断的改土归流，都为近代中华一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除了儒家外，华夏文明在演化道路上，有别于其他古文明的另一个特殊之处。

如果说儒家创造了中华一统的内核，那法家便铸造了中华一统的形体。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有种违和感？

上文不是说过了，按照古代的生产力基础，地方自治式的生产关系，才是合理的、正常的？

那法家又凭什么能创造并运行郡县体系，这种明显超越物质基础的制度？

而且细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商鞅变法，大秦原版的郡县制，还与后世有着很大的不同。

比如禁止父子兄弟同住，明显是要拆散宗族自治体系，将民众原子化，方便朝廷直接管理动员到基层。

看起来是不是更离谱，更脱离实际了？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的演化路径是什么样的？我们下一篇再讲。

参考资料：

《辽史》

《北史》

《礼记》

《荀子》

《夷辩》

《长征记》

《奥地利史》

《大诰三编》

《春秋繁露》

《春秋公羊传》

《中国制度史》

《大越史记全书》

《皇明条法事类纂》

《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