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两次倾国力发起的高梁河之战和雍熙之役，使辽宋两国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持续了26年，硝烟频起的战火和反复的报复性厮杀没有打破僵持的局面。宋没有达到武力夺取燕京地区统治权的目的，辽也未能侵食宋朝的领土。

相反，战争造成了燕京及周边地区经济衰退、萧条，给生活在这一地区民众带来巨大、长久的不利影响。

这种态势亦使辽宋两国的厌战情绪不断加剧，由此双方都愿意以和平来换取并改变战争留下的“沿边郡县，久被焚掠”，“征伐未已，疮咦未复”的社会现状，达成友好往来的双边关系，维持国家和平稳定，发展两国经济，提高国力，改变广大民众的生活环境。

下面，从辽宋战争与和平看对燕京地区的民众生活的变化与影响。

（一）战争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1、对民众生存的影响—背井离乡与生离死别

早在中原五代乱世，为躲避战乱，燕京地区民众就出现大量居民不断迁徙、逃亡的情况，仅948年（辽天禄二年）“自幽州南逃之汉民凡五千一百余户，达三万人每户约6人。”

直到953年（辽应历三年），仍不断有从“契丹南部边境，即南京以南地区不断有吏卒官兵逃奔后周。”

宋太祖赵匡建立北宋后的乾德元年（963年），“龙捷军校王明诣阔献阵图，请讨幽州”的提议，得到了宋太祖的赞许。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辽宋边境，居住在那里的民众闻“或言帝将北征，大发民馈运，河南民相惊逃亡者四万家，”如果按每家5口人计算，一次逃亡的民众人数达20万之众。

高梁河之战到澶渊之盟的几十年间，随着战事变化发展从辽南京地区的居民南逃到宋境之后又回迁南京的民众有数万之众，严重影响这一地区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

来不及迁徙和逃亡的民众，便成了辽宋间抢夺的对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就曾数次南侵燕蓟，将一大批汉族的燕蓟俘户迁至上京临演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授予土地从事耕作。之后在辽宋战争期间，对于燕京周边地区民众的掠夺依旧不断发生。

宋朝军队攻打燕京地区的两次战役中，满城防御败辽将韩匡嗣，俘虏老幼三万户，雍熙之役潘美西路军撤退时，带领云、应、寰、朔等州军民近四万余众，总计宋在辽俘虏军民也近二十万人。

还有因疆界的划分使原居住在燕京地区的民众无法还乡与家人团聚。北宋前，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人许骤的父亲许唐在得知契丹将进攻中原，对其父许信说“今国政废弛，狄人必乘衅而动，则朔、易之地，民催其灾。苟不即去，且为所虏矣。”

许信舍不得家产，不愿离开，许唐“遂潜贾百金而南。”没过多久，石敬塘“果以燕蓟赂契丹，唐归路遂绝。”

与许唐相比，董遵诲算是幸运的，有幸得到宋太祖召见。宋太祖询问董遵诲的母亲在哪里，董遵诲答道：“母氏在幽州，经患难睽隔。”宋太祖下令派人收买边境居民，“窃迎其母，送与遵诲”，使母子能够重逢团聚。

生者如此，死后亦难以回归故里。居住在燕京武清县（今天津市武清区）的赵氏夫人“于应历九年（959年）岁在辛酉大吕之月廿七日，终于燕京铜马坊之私第，享年九十有三。至十四年（964年）岁在甲子应钟月一日，阪葬于武清县袭礼乡李罗村之故里也。府君因长男任官真定府，权葬元氏县，口宁两地，难返故园。”

因赵氏夫人居住在燕京武清县，属辽地，丈夫跟随长子居住在真定府（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属宋地。由于无法合葬，在相隔5年后赵氏夫人葬于亡地，可见战乱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战争中军民的死亡远比逃亡和俘掠的人数要多，辽宋战争间有关军民死亡人数及情况记载很多。

大致宋朝方面，高梁河之战阵亡1万余人；雍熙之役，宋东路十万大军阵亡约7万人；至澶渊之盟间辽军数次南下宋军亦阵亡约万人，再加上无辜死亡的边境居民，宋在战争期间人口减少在一万人之间。辽朝方面在历次战役中死亡军民大约在10万人，辽宋共死亡军民人口约在30~40万之间。

从辽朝军队编制看，辽朝精锐骑兵部队主要由契丹等游牧民族组成，而辽南京统十一县，所辖军府州城五十六万余乡丁主要由燕京及周边地区的民众构成。由此，辽朝方面死亡的军民除少数契丹人外，大多数应为燕京及周边地区的民众。

宋朝边境抵御辽军南下的守军主要来自边境地区的壮丁。宋辽战争间死亡军民中，如果按燕京及周边地区民众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来计算，即大约有10万人之巨，而可能影响到几十万户家庭的正常生产生活。

2、对基础设施及农田损失等经济上的影响

辽军南下攻宋时，历来是“军入南界，步骑车帐不循叶陌。”态意行走，“沿途民居、园囿、桑拓，必夷伐焚荡。”若派遣骑兵骚扰，则“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己。”防守时则“固守封疆，毋漏间谍。军中无故不得驰马，仍纵诸军残南境桑果”这种做法对燕京边界宋境破坏极其严重。

宋朝军队进攻辽境时同样使燕京及周边地区遭受很大破坏。这一地区的民众疲弊不堪，为此辽朝中央不得不采取减轻税赋，体恤孤寡，严肃军纪等措施来平息民众的怨言。同时，辽朝廷多次下诏垦荒用以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土地耕种，粮食等农作物的生产。

垦荒的重点应该是在燕京地区，即今河北省北部。采用“赐南京统军司贫户耕牛”，“诏诸道劝农”等手段招募移民、流民，许民开荒立业等多种办法，招徕闲散劳动力，以扩大耕地面积。

同时，为鼓励生产陆续颁布“以南院大王留宁言，复南院部民今年租赋”，“禁刍牧伤禾稼”，“诏免云州通赋”，“诏赋流同时民”，“免三京诸道租赋”，“免云州租赋”，“朔州流民给复三年”，“诏复行在五十里内租”，“镯宜州赋调”，“免南京被水户租赋”，“诏减前岁括田租赋”仁习，“免南京、平州租税”巧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实施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当地因战争而遭到破坏的农业经济。

即使这样，到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萧敌烈在《谏伐高丽疏》中还上书云“国家连年征讨，士卒抗敝。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痰未复。……”可见战争对辽朝农业经济的破坏程度。

（二）和平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澶渊之盟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结束了动荡的社会环境，为燕京及周边地区的农业、商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以及满足民众期盼和谐稳定的生活愿望提供了和平环境。

1、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农业经济燕京地区原本就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到辽圣宗、兴宗、道宗时期，辽朝的农业生产得到迅猛的发展，超越畜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

在辽圣宗中后期，为振兴战后农业经济，出台过一系列抚农政策，使燕京地区的农业得以逐渐恢复，并得到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更得益于辽宋盟好后“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的和平外交局面和双方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共同愿望。

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燕京地区因遭大旱灾，复播种子奇缺，于是向宋朝控制的中原地区求购麦种以解燃眉，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但这次宋朝满足了辽的要求，使燕京地区不误农时，及时播种，没有影响到春播。

在这种和平环境当中，燕京地区民众安居乐业，牛马成群，出现前所未有的农业繁荣局面。太平五年年南京大丰收，圣宗临幸，“燕民以年谷丰熟，车架临幸，争以土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鳃寡，赐酣饮。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

在南京地区，这种年谷丰收，君民同庆的盛世景象，自唐末五代以来百年未见。清宁十年（1064年）“南京、西京大熟”。咸雍四年（1068年）废除限制南京种稻的禁令，除行军地外都可以种植水稻。大康三年（1077年）“是岁，南京大熟”。

辽朝后期有凡次大的贩灾情况，咸雍二年（1066年）七月，“以岁旱，遣使振山后贫民”。咸雍四年（1068年）正月、三月，“遣使振西京饥民”、“振应州饥民”、“振朔州饥民”。

咸雍八年（1072年）二月、四月。“振恩、蔚、顺、惠等州民”、“振义、饶二州民”。大康元年（1075年）七月、九月，“振南京贫民”、“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大安二年（1086年）七月，“出粟振辽州贫民”。

大安八年（1092年）十月、十一月，“振西北路饥”、“以通州潦水害稼，遣使振之”。几口燕京地区连续的丰收年使辽朝国库的粮食充盈，完全有能力应对灾荒年，可见燕京地区农业繁荣的盛况和民众生产生活的改善。

比邻燕京地区的宋境同样受到战争的巨大影响，社会生产的破坏极其严重，数十州县的生产农田被践踏，粮食及其他经济作物损失多半，一片荒凉景象。

辽宋盟好后，宋以“契丹讲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北面部署、铃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河北戎兵十之五，缘边三分之一。”

北方州县得以安定，压缩地方官员编制，节约朝廷经费开支，避免地方官员对民众的盘剥大量裁减边防驻军，使青壮年士兵弃甲归农，从事农业生产，粮食等农作物生产得以恢复，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商业经济：辽宋之间官方的商业往来主要依靠榷场贸易。辽宋的榷场贸易，经过了五通五废。宋初，辽宋双方就己经在沿边互市，但没有设置官署管理，纯属民间贸易。

保宁九年（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在北宋的“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年）被禁。

统和六年端拱元年，年，宋一度开放边境贸易，然而不久复被禁止。统和九年（淳化二年，991年），又“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碧置榷署”，不久关闭。

澶渊盟好后，辽宋双方的榷场贸易才逐渐走上正规化。统和二十三年（景德二年，1005年），辽在琢州新城、振武军及朔州南设置榷场宋在雄州、安肃军及广信军设置榷场，派遣官吏监督贸易。

这些榷场的开设时间很长，是辽宋间商品集散中心，其中尤以紧邻燕京的雄州榷场发展最快，地位也最重要。短期设置的榷场还有定州军城寨、飞狐菱牙、火山军、久良津等。

榷场交易的物品，在澶渊之盟前，从宋输入辽的有香药、犀、象、茶等，后来增加苏木一项。澶渊之盟后，再增加增帛、漆器、粳糯等商品。由辽输入宋的商品主要“有银钱、布、羊马、臭驼”等商品物资。

“岁获四十余万”，可见官方贸易数量相当可观，其中茶叶是辽收购的主要大宗商品，羊是宋输入的大宗商品之一。

除了官方监督下的榷场贸易，被辽宋禁止交易的商品便自发形成了榷场之外沿边地带和沿海地区的民间走私贸易。

辽宋对这种民间走私贸易实行多种防范措施，并有相关刑法制约，但无论怎样禁止或重罚，民间贸易终未停止，也说明这种贸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双方民众的意愿，弥补了辽宋双方禁例商品的空白，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辽宋之间的经济联系，满足了民众生活的需要。

无论何种形式的经济往来交流，都对辽宋双方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促进了辽社会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使契丹商品走出其境，向中原地区传播，扩大了辽代契丹商业经济交往的区域，客观上促进了辽代社会经济向纵深发展，加速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丰富、改善了辽宋两国民众的生活。

2、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由于战争关系，澶渊之盟前辽宋双方没有什么文化交流。澶渊之盟后，随着辽宋之间政治经济往来不断的频繁，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充分发展。中原汉族先进文化对契丹影响日益显著，同时契丹文化也给予汉族文化一定的影响。

辽宋邦交后，辽朝大力倡导并积极推行学习中原地区汉族先进文化。契丹文化在文学上受唐宋诗词的影响很大。宋人著作、诗词大量传入辽地，并译成契丹文字加以传播，贵族中能吟诗作赋者不乏其人。

宋朝派遣欧阳修、苏轼等著名的文人作为使者访辽，进一步促进两朝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以致达到著名诗人苏辙在《栗城集》之《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中所描绘“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的空前盛况。

契丹文化在儒学上同样受中原汉文化深刻影响。今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石经的篆刻，就是辽朝得到宋本刻经后而进行篆刻的。

辽圣宗、兴宗、道宗都是积极倡导学习中原文化的皇帝，“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颁行《史记》、《汉书》”，“讲《五经》大义”等，使汉儒家文化在契丹人中不断传播。另外契丹文化在文字、医药、生活习俗、绘画、建筑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汉化的影响。

契丹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基础上，自身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提高了契丹族整体的文化水平，融合了民族间的文化心理，改变了狭隘的民族观念。

汉族也在不断的接受契丹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服饰、语言和手工业上，尤其是居住在辽境的汉人，受契丹文化的影响更为全面和深刻。燕京地区是契汉民族杂居广泛接触的地区，这里的汉人虽语言上使用汉语，而在服饰穿着上己经与契丹人没有区别。

另外，在丧葬习俗上，虽大多数汉人依旧采取传统的土葬习俗，但受契丹葬俗影响，采取火葬者远比中原内地多。

不论汉族还是契丹族，各自的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个性、特点和长处。通过文化往来彼此交流，相互渗透，互为补充，满足了民众的文化需求，提高了民众的生活品质和民族素质，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结语：

综上所述，辽宋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紧紧围绕谋取燕京地区而进行。而辽宋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直接影响到燕京地区的民众的生活与生产。

结束战争，创建和平与和谐的社会环境，是广大劳动人民迫切的愿望。辽宋两国的统治者顺应了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于1004年结束了这场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开始了今后百余年的和平共处。从中我们得到如下的启示：

一、从宋朝为谋取燕京地区统治权而发动对辽二次大规模战役的失败，到辽朝为报复宋朝用兵而不断南下侵袭宋境，目的是夺取和保卫燕京这一军事要地。

宋朝通过武力没有达到占据燕京地区的目的，直到金人崛起的北宋后期，宋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攻破辽朝中京后，协商联宋夹攻辽朝，宋朝才收回琢、易二州，将燕京改为燕山府。

宋宣和五年（1123年），宋又以岁币四十万两、年输燕山代税钱一百万络的代价，换回原燕京的六州，值此，宋朝终于得到了燕京地区的控制权。

然而好景不长，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人攻下燕京。事实证明，夺取并拥有燕京这样一个军事要地，并不一定能够固守住大宋江山，而应以“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的理念来治理国家。

二、宋朝谋取燕京地区一方面是为了占据军事要地，另一方面是为了收复中原王朝固有失地，拯救燕京地区的黎民百姓。然而战争非但没有使民众安居乐业，反而使民众颠沛流离，家破人亡，陷入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

大量民众主动或被迫逃离家乡，躲避战火大量民众被迫充军死于战场，众多州郡、村庄被焚掠，老幼妇孺死于非命大量农田、树木、果园被蹂踏、砍伐和焚毁，使辽宋两朝社会经济一度陷入停滞和倒退。

三、辽宋两国之间既有兵戎相见、相互征战的一面，又有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相互交流的一面。

两国之间的和战，是由两国统治者各自的利益和实力所决定的，在他们并存的165年中，和平时期为122年，失去和平为43年，这充分说明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辽宋两国在战争期间两败俱伤，对双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的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和破坏在和平时期则双方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可见，战争是灾难的魁首，和平稳定才是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前提条件，才是广大民众安居乐业有利保障，才符合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望。和平与发展才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