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５７年出现的“五单于争立”使匈奴处于内乱之中。这次对单于位的争夺也促成了呼韩邪单于对汉称臣。随着呼韩邪单于率众归附，匈奴开始作为西汉王朝的内臣存在，这期间汉匈关系发展融洽。一直到乌珠留单于时期，对附汉人员虽有记载。但是少有其人员大规模附汉事件发生。纵观汉匈关系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匈奴人员附汉事件从未间断，只是规模不同。

不同时期匈奴人员附汉情况简述

军臣单于在位期间，由于内忧外患的影响，匈奴与汉朝在综合实力对比中渐渐处于劣势，其地位开始变得被动。随着历史的发展，军臣单于中后期人员附汉数量较之前所有增加。君臣单于在位中后期，此时匈奴政权内部出现了动荡。从其死后伊稚斜夺位事件可见其端愧。君臣单于在位期间，汉朝已摆脱了初期的困境，而匈奴则开始出现衰弱的迹象。根据史料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君臣单于在位伊始，匈奴延续了冒顿时期的强大。但是中后期政权内部却也隐藏着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内外原因所造成的。匈奴政权内部矛盾因战争失败及其他因素的诱导而爆发，导致这一时期匈奴出现了大批附汉者。上述史料中所记载的匈奴降者，较之前附汉的数量更大。仅日逐王与乌厉屈及其父附汉这两起事件所脱离匈奴的人员数量就十分庞大。这使汉朝于宣帝五凤三年设置了西河、北地属国，来安置这批匈奴降者。呼韩邪单于附汉，使汉匈之间的地位发生根本的变化。

所以在呼韩邪单于率众附汉后，匈奴便作为汉朝的‘‘内臣”而存在，而且双方也有互不接受对方降者的盟誓。因此自呼韩邪单于率众附汉到乌珠留若韓单于时期史书中并未大量记载匈奴附汉人员的信息。综上所述，西汉时期匈奴人员附汉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其中冒顿单于至老上单于时期的附汉人员相对较少。从军臣单于中后期，匈奴附汉人员人数幵始增多。

匈奴人员附汉内因分析

游牧经济特点对匈奴人员附汉的影响。单一性长城沿线是农耕与游牧经济的过渡地带，北侧适宜游牧的地区主要是匈奴活动的场所。而南侧适宜农耕的地区则属汉朝的势力范围。面对地理环境的差别，黑格尔也认为：“地理环境的差别是生存于不同地域内的人们所从事的生产类型差别的基础……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别使人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牲畜是匈奴族衣食的主要来源，因而游牧是匈奴在其地域内进行的主要经济活动。由于汉匈两族彼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双方在经济上需要互通有无。

汉代政治家贾谊针对匈奴对中原物资的需求提出了招降之术。贾谊作为西汉杰出的政治家，对匈奴内部情形的洞察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他认为经济上的需求必然会导致匈奴人员带有亲汉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对其人员附汉产生的影响是不能被忽视的。近人陶克涛也提出：“市场的羁纤必然要引导到统治上的依附。”之所以汉朝物资对匈奴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源于其经济的单一性。

因此匈奴“好汉物”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单一性特点使匈奴部族对汉朝物资有很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会在一定因素的诱导下变成匈奴人员附汉的催化剂。

匈奴与汉朝的交往和争斗主要是为了得到人口和财物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并不是为了扩张土地。这点在冒顿阔氏对冒顿单于包围汉高祖时的劝阻中就有很好地体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这片区域上难以形成类似于中原的封建集权政权。经济上的分散性，导致其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就是我们之前所说“各有分地”的模式。匈奴贵族在自己的分地上有很大的权力。史载：“不为小礼以自烦”也是匈奴等级制度观念不森严的写照。这就为分地上的匈奴贵族脱离单于埋下了隐患。尤其是当单于势力受到削弱，分地上的匈奴贵族便有能力脱离单于而自寻出路。经济分散性为附汉人员提供了脱离匈奴政权的“物质保障”。对每个部落来说，对抗单于也是在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匈奴在与汉朝的交锋中一步步走向衰弱，因此对掌握分地的匈奴贵族来说，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其有实力摆脱单于的控制。这也是匈奴人员附汉的一个前提条件。分地上的匈奴贵族掌握大量的生产资料。丁零王卫律在向苏武弦耀自己的实力的时候就说：“拥众数万，马畜弥山”二”。由此可见，作为匈奴各个分地上的诸王，其经济实力不能低估。据林幹先生的研究：“根据史书记载，匈奴诸王的‘分地’——驻牧地（即管辖区）之由线索可寻者，约有十六个”。

经济上的分散性使其具备了一定实力，所以特殊情况下匈奴诸王可以做出很多违背单于的行为。正因为具备上述两点，史书中并未记载伊稚斜复归后对其进行过处罚。这与之后被王莽立为孝单于的咸所遭到单于忌悼是有很大差距的。单于知道咸接受了王莽的册封后，史书记载“单于更以为于粟置支侯，匈奴贱官也。”。伊稚斜并未对自封单于的右谷蠡王进行处置，应该也是对其实力有所忌惮。这表明“各有分地”使匈奴人员在一些特殊情况中可能做出一些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在匈奴强大的时候，单于对诸部还能进行有效的控制。

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浑邪王、休屠王率众附汉。二人附汉之前均有广大的“分地”和为数众多的“人员”，也就使其有能力摆脱匈奴单于庭的束缚。历史上浑邪王、休屠王曾占有河西地区。这是匈奴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要道，往来的贸易也给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单于派兵也没能将其击败，可见在军事力量上也不逊于单于的军队。游牧经济分散性的特点使得匈奴人员具有对抗单于的实力，这也是其附汉的前提之一。对各有“分地”的匈奴诸部来说，一旦匈奴遭遇到打击，或者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便会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出路。最典型的便是《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所记载的西溽部落附汉事件。面对匈奴的日益虚弱，西賻部落为了生存而选择脱离匈奴的控制。

单于不但没有制止西嗎部落这种背叛行为，反而使其南下归附了汉朝。虽然途中被单于部队杀伤甚重，但仍然脱离了匈奴政权，可见其自身的实力并不弱小。正是因为匈奴经济上的分散性，从而导致各部落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使一些部落有脱离匈奴政权的能力，这为其人员附汉创造了先决条件。脆弱性蒙古高原分布着大范围的草场，非常适合游牧经济。而牲畜是游牧经济重要的生产资料。牲畜的重要性对匈奴来说是不言而喻的。隋唐时期对同样作为游牧民族的突厥有过这样的评价。“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因此可见牲畜是游牧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准。

游牧经济抵抗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的能力较。因此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会使匈奴经济面临困境，甚至影响其政权的稳定。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位认为“相对定居的农耕生活，游牧生活是一个更加依赖自然环境且完全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游移不定的牧民和牲畜时时遭到各种天灾的侵袭，而牧民的财产（牲畜）比起农民的财产（房屋田地等）在灾害中更加容易损毁。”。因此匈奴的经济基础是十分脆弱的，而这种脆弱性主要是表现在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上及遭遇困境后经济的自愈能力。

匈奴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在史书中屡有记载，“夫胡絡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且得匈奴地，泽齒非可居也”。如果说匈奴脆弱的经济在这种严酷自然条件下尚能支撑，那么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对匈奴来说便会遭遇困境。太初元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因此“国人多不安”五凤元年，匈奴“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乘乱”。经济遭到破坏会使其政权出现混乱，学者林甘泉也认为：“畜牧业是匈奴的立国之本，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导致匈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动乱。”。“乱”局中当然包括匈奴分裂、动荡、甚至引起人员附汉的发生。

匈奴人员附汉造成的影响

匈奴附汉人员对其所在政权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此可以提供大量的情报，这也是匈奴附汉人员的重要价值所在。匈奴附汉人员向汉朝提供的情报类型多样，这些情报对汉朝制定相关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曾记载：“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这一情报使当时的汉武帝十分感兴趣。因此就招募可以前往月氏的人员。希望通过联合大月氏一起对匈奴进行夹击，这才有了汉武帝派遣张骞的“凿空”之行。

还有一例，＂汉復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这一情报也使汉朝制定了攻打匈奴的计划。可见附汉人员提供的情报之重要。匈奴附汉人员的情报还对汉朝政权内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匈奴降者的情报对汉朝防御匈奴宼边也起到了作用。比如，虚闾权渠单于在位期间希望同汉朝恢复和亲关系，匈奴的左大且渠出于对单于的怨恨想破坏虚闾权渠单于的和亲计划，因此诱使其出兵攻汉。

就在这关键时候，匈奴三骑兵投附汉朝“言匈奴欲为寇”，这才使左大且渠的计划泡汤。还有一个例子，“明年（元鳳三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復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召边警备。”关于匈奴附汉人员会给汉朝带来重要情报这一点匈奴是了解的。公元前８０年，史载：“明年，匈奴发左右部二萬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瓶脱王，汉无所失亡。

匈奴见瓶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卽西北远去”这也就表明匈奴人认为缻脱王会向汉朝提供匈奴的军事位置。所以相对瓶脱王的被俘，那些主动归附汉的人员提供情报的可能性就更大。还有一些匈奴降者的情报是关于边境汉军的。例如，史载：“后降者来，若捕牲口虏，乃知之”。汉朝通过匈奴降者才知道汉朝军队在边境的行为。匈奴降者提供的情报对汉朝十分重要。其中既有匈奴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情报，也有关乎西汉王朝内部的情报。这些情报对汉朝在处理匈奴问题上提供了参考，也使其在处理汉匈关系中占得先机。

匈奴附汉人员对西汉王朝来说，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増强了其军事力量。最为主要的方式就是随从汉军作战。史料所记载其追随汉朝军队参加作战的事例较多，其中汉朝所设置的属国中的匈奴人员对汉朝的军事帮助是十分显著的。西汉时期设置的属国生活着很多归降入汉的匈奴人员。侯应谈及西汉边境安全问题时曾涉及到属国，其言：“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可见属国中的匈奴附汉人员是很多的。汉武帝元狩二年浑邪王率众附汉，汉朝于缘边五郡故塞外设置五个“属国”安置其人员。

宣帝时期（公元前５６年）在西河、北地二郡设置属国来安置呼邀累及右伊秩訾等率领的五万余人。史书中记载了这些附汉匈奴人在属国的官职。例如“属国且渠”、“属国都尉”等。这些附汉的匈奴人不仅在汉朝设置的属国里生活，而且经常作为汉朝的附属军队参与作战。例如威师将军与匈奴作战时。史书记载：“威师遣属国胡骑两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这些属国胡骑主要的构成者便是匈奴降众。附汉的匈奴人员作为属国的官吏，也经常带领属国军队参与作战，因立战功而封侯的匈奴降者也不为少数。

关于匈奴附汉人员可以增强汉朝军队的哪些方面的实力，我们可以从晃错的论述中了解到一些情况。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晃错曾经详细的将汉朝军队与匈奴军队之间的优缺点做了比较。他认为：“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润，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Ｋ，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匈奴的优势，汉朝军队是不具备的。而附汉的匈奴人员，则具备这些优势。从而在军事的方面弥补了一些汉朝的短处。

愿错还建议：“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卽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可见晁错认识到蛮夷降众在军事上的巨大作用。又因为他们的军事技能与匈奴是一样的，这也侧面表现出其对匈奴军事实力的认可。既然露错认为其他民族军队与汉军可以互为补充。那么匈奴降众对汉朝军事力量的提升便符合情理。

结语

匈奴人员附汉这一历史现象对研究西汉时期匈奴的历史是十分重要的。很多学者着眼于外因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多针对汉朝及其他因素对匈奴的影响。我们同样也应该看到匈奴人员附中内因的影响。即匈奴政权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这些方面对其人员附汉的影响。这些内因的影响虽然没有被直观地展现在历史中，但是仔细分析就能发现正是其经济特点、政治问题、以及文化心理方面的发展变化才使外因能够发挥作用。这种历史现象从其实质来讲正是汉匈之间民族融合的产物。正是历史的发展使两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有了更多的交往。才使两族之间人员上有了更多的往来，而匈奴附汉人员正是这期间的产物。

就这一群体的影响来说，对汉朝的军事、政治、外交方面都大有裨益。反观匈奴，其人员的附汉削弱了其实力，使之在汉匈关系中处于被动。但是也客观上加速了匈奴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一群体是有其历史进步性的。正是这些附汉人员增进了汉匈两族的了解。加速了中国的民族融合进程，对中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有着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