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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与国家的重大工作息息相关，也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在现代社会，我国法律制定了许多税收法规细节，确保财富合理性及合法性，而在古代社会，中央统治者同样通过各项手段来调整税收，使税收情况适应时代发展情况。

以唐朝为例，这一朝代的税收制度经历过转变。

早期唐朝以租庸调制为基础，尽最大可能吸纳人口红利，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数量和结构多元性的同时，减轻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矛盾。

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税法逐渐取代租庸调制，成为中央朝廷主要的税收手段。

在唐朝的税收制度改革中，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前后两种不同的税收制度分别有着怎样的特点？

租庸调制，一举两得

唐朝早期的税收制度，名为租庸调制，是一种面向社会群众，平均分配义务的税收制度。

建立租庸调制的社会背景，与隋朝末年的乱象有着极大的关系。

隋朝末年，由于统治者昏聩无能，全国各地接连不断地发生农民起义，战火四起，老百姓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在战争爆发时，他们无法安居乐业，只能选择流浪迁徙。对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国家来说，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农民生活的不确定性，让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大量的土地资源流失，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浪费，都是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严峻考验。

为了尽最大可能结束乱象，他们必须加大力度收归土地，使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结合，重新扶持国家农业生产。

朝廷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别统计国家的土地面积与人口总数。当然这里说的人口，指的是成年男子。

在古代人的传统观念中，只有成年男子才是创造社会价值的劳动资源。

根据面积与人数的比例，政府将100亩土地与一个人头对应起来。也就是说，一名成年男子可以获得朝廷提供的100亩土地资源，并以此来供养整个家庭的生活。

这部分土地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可以世袭，面积大约为20亩。这名成年男子的儿子在成年之后，可以从父亲手中继承20亩土地。

第二部分则是向官府租赁的土地，面积大约为80亩。既然名为租赁，农民自然需要向官府缴纳租金。

税收和徭役，就是租金的另一种形式。

简言之，农民以缴纳赋税和承担徭役为代价，从政府手中租赁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政府出租土地，便可以定期从农民手中征得税收，从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按照唐朝法律规定，税收一年一缴，每一年缴税之时，户部的官员都会专门进行账册查验，确保各项收支明细准确无误。

每三年的时间，中央朝廷则会做一次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人口普查。三年更新一次户籍，确保每一位成年男性都有地可种。

租庸调制兼顾了公平与利益双重指标，是古人关于税收改革的智慧体现。

作为公平，是指租庸调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面积是相同的。

不管农民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如何，只要是成年男性，他们就能从官府手中获得100亩的土地。

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土地面积的多少不是引起矛盾的主要因素，分配不均衡才是矛盾的关键点。

当官府能够平均分配土地时，农民便会意识到，土地的面积直接与人头挂钩，面积大小都可以量化。

明确的数据摆在眼前，农民不会产生任何逆反情绪，整个社会也会逐渐稳定下来。

而所谓利润，则是指租庸调制兼顾了农民和官府双方的利润。

首先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最需要的资源就是土地。如果没有土地，农民空有一身种植技术，自己的价值却无从发挥。

在官府给予的土地中，20亩属于人头红利，80亩则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不过成本并不高昂。总体来说，农民能够根据这一税收政策，不断积累财富。

当他们发现人口越多，土地面积越大时，他们便会产生生育愿望，增加社会人口总数。

而对于政府来说，整体财政收入也就有了保障。

原始的农业生产本就是人口红利型产业，农民人数越多，每个人分摊的义务越少，国家的整体收入却不减反增。

所以按照人头分配土地和按照人头征税的方式，实际上兼顾了官民双方，是一种共赢模式。

在租庸调制具体实施过程中，官府也会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变更税收手段。

在某些自然环境相对特殊的地带，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农业生产总值反而不如手工业和商业生产总值。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出台相应的政策，允许群众以相同价值的实物来冲抵农作物税收。

比如说江南地区，官府允许老百姓缴纳布匹、丝绸等物品，大大降低了老百姓的负担。

如此一来，朝廷的税收结构也更加多元化。当农业生产出现波折时，朝廷还能保证其他渠道的税收不受影响。

毋庸置疑，在唐朝发展初期阶段，租庸调制确实缓和了社会矛盾，也帮助朝廷实现了财政的稳步增长，为后世建立起国库充盈的优势。

税收改革，符合规律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朝一直都处于相对繁荣的状态当中。租庸调制为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也让老百姓实现了安居乐业的愿景。

但租庸调制的缺陷，却随时代发展而逐渐显现出来。

这是一项由人口红利决定的税收制度，每一户家庭生的孩子越多，整个家庭能够获得的政府分配的土地面积就越大。

为了尽可能多地积累土地资源，农民开始毫无顾忌地生孩子。渐渐地，社会人口数量飞速增长。

可是土地资源总数是有限的，朝廷能够分配的土地面积也是固定的。人口越来越多，每一个人分得的面积也就越来越少。

后来的人不如之前的人分得多，矛盾也就由此而产生。

于是老百姓开始怨声载道，埋怨朝廷吝啬，垄断土地资源。而朝廷实际上的困境，老百姓却无从知晓。

安史之乱的爆发，算是一个导火线，让中央执政者开始认真思考税收制度改革问题。

若是还按照从前的税收制度来实行，社会不公正现象必定会愈演愈烈。

战乱导致老百姓流离失所，户籍统计工作也无法正常开展。

大多数农民被迫远离家乡，远离自己拥有的土地。他们没有办法在土地上耕种，创造劳动价值，但是却必须背负土地带来的义务。

农民本就没有收入，生活本就十分困难，如果这时朝廷还要强制征税，农民起义必然会再次爆发。

而对于地主阶层来说，他们的势力强大，受到战乱的影响较小，手中掌握的土地资源和能够创造的劳动价值都相对稳定。过去的税收制度只会让他们继续吃红利，富上加富。

贫富差距扩大，整个社会将发生剧烈的动荡。

为此，宰相提出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朝廷需要根据社会成员的实际财富占有量来征税。

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穷人承担的赋税较少，富人承担的赋税较多。财富越多，责任也就越大。

这一想法和提议，正是两税法的开端。

两税法规定每年征税两次，每一次征税前，官员都需要统计被征税者的资产总额。具体征收数量，则以一定的比例执行。

过去那些背负了沉重赋税的农民，他们的资产总额少得可怜，在背井离乡之后，更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

在确认了他们的实际困难以后，朝廷不会再向他们强制征税，反而会在某些政策方面对他们予以扶持。

而占据社会资源优势的地主阶层，他们的资产总额十分可观，需要缴纳的税收数量当然也十分可观。

两税法的推出，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也最大限度兼顾了公平的原则。

与此同时，经历了战乱的政府也实现了财政数量的进一步增长。

在两税法出台一年以后，史书就有着这样的记载：“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内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

由此可见，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至于一部分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成员，他们的资产总额则由其职业价值决定。

比如商人，商人每年会创造多少交易额，政府都会登记在册。到缴税时，政府会根据交易总量，按照合适的比例对其进行征税。

相比起租庸调制来说，两税法的出现，在没有影响朝廷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为农民减轻负担，维护了社会稳定，也维护了统治阶层的政治秩序。

税收制度，积极影响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转变，唐朝的税收制度改革，对整个社会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统治阶层通过税收改革，平衡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增加富人义务，减轻穷人负担，缓和社会矛盾。

穷人不必再背负强制性的赋税义务，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实现人生转型，农民起义爆发的概率也将大大减小。

整个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老百姓也能在安稳的环境当中，实现商品经济领域的突破。

过去人们对土地的使用方式极为单一，只会在土地上种植粮食作物。

而当他们发现经济作物的附加价值更高时，在两税法制度改革的支持之下，他们也纷纷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增加自身财富积累。

经济作物必然会带来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所以商品经济也就此发展兴盛。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商品经济，正是在唐朝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两税法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固有观念，也颠覆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整个社会因此而更有活力，唐朝的统治也因此能延续下去。

结语

税收制度与朝廷财政收入息息相关，同时也与社会稳定程度密不可分。

不管是唐朝初期的租庸调制，还是中后期的两税法，两者都是朝廷在顺应时代要求的基础上推出的税收制度，因此也为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资料

《新唐书》

《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