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君只看洛阳城-浅析《资治通鉴》下部

#头条创作挑战赛#

读书研史不止需要勤奋，还重在思考和逻辑，一切都具备后还需要极高的悟性，也就是领悟书文的能力和参透事物的灵性，很多史家是不缺勤奋的，亦不缺悟性，但是有的能光照千秋、千古流芳，有的却成千古笑柄，身败名裂。

为何？乃五行缺不缺德所致。

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纪传体最大的通病就是记录史事繁琐庞杂，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容易产生谬误，为后世研判带来不小的误解和困难，《二十四史》绝大部分是纪传体(《三国志》是个另类)，所以难免生出各种问题，历史“罗生门”情形是屡见不鲜。

譬如《晋书》在唐之前竟然破天荒的有十八类之多，太宗皇帝为此几近抓狂，最终选用南齐臧荣绪所作之蓝本进行编纂。

再譬如《旧五代史》原本早已荡然无存，只能从其它史书中摘抄片段拼凑出来，《旧五代史》成为二十四中唯一不是原作的史书。而《资治通鉴》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它是编年体，没有帝纪、列传、地理文艺志等体裁，虽入正史却无法与《二十四史》齐头并肩。

《资治通鉴》这类编年体史书中最难习懂的就是它的纪年方式，如【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等，相信大多人看到这个基本上都有头晕之感，简单，就是因为看不懂所以才头晕，所以咱家有理由相信阿头山蓬蓬们根本就没研习过《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纪年方法是使用了岁星(木星)运行的岁历法，按照岁星在黄道运行推算出的岁星纪年，此间立下赫赫功勋的是当时的历法学家史学家、《新唐书》编著者之一的刘羲叟，古板死倔老头司马光为何放着传统易懂的夏历法不用，非要剑走偏锋使用大部分人都看不懂的岁历法呢？莫非不想让后人更多学习《资治通鉴》么？显摆有学问么？

华夏古代历法中，岁历法是相对稳定且准确的，由岁历推算出来的史事存于何时，相比夏历法准确不少。岁历法是自古有之的，楚魂屈原之《离骚》开头就有【摄提贞于孟陬兮】之词，用的就是岁历法，而古籍经常提及的【岁在××】也是岁历法。

举例：《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所记汉中之战中，夏侯渊之死是因为其见张郃难以支撑，把自己的兵力分开去支援张郃，结果被刘备抓住机会突袭被杀。【（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备夜烧围鹿角。渊使张郃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挑郃战，郃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郃，为备所袭，渊遂战死】。

而在《三国志.魏书张郃传》中却又是另一个说法，刘备带精兵拼命攻打张郃，老张岿然不动打得刘备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他只能跑到别的地方放火，夏侯渊于是带人去救火，结果正好撞上刘备的主力就被咔嚓掉了。【备以精卒万馀，分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其后备于走马谷烧都围，渊救火，从他道与备相遇，交战，短兵接刃。渊遂没，郃还阳平】。

很显然这两处记载一个是为夏侯渊涂脂的，一个是为张郃抹粉的，而且《三国志蜀书》还有另外的说法，信谁的？这就是纪传体的通病。

而作为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就最大限度的避免了这样错乱的记载，使得历史“罗生门”就无法保留，因为司马光、刘恕、刘攽们必须做出取舍，于是选取了蜀汉的记载为信史。

至于夏侯渊之死到底是什么回事，连魏曹内部都出现了各执一词的情况，让司马光们真假难辩，那就只好说拜拜了，就用蜀汉史籍中的记载，按照岁历法的推算就比较清晰可靠：【及渊与刘备相拒逾年，备自阳平南渡沔，缘山稍前，营于定军山。渊引兵争之。法正曰：“可击矣。”备使讨虏将军黄忠乘高鼓噪攻之，渊军大败，斩渊及益州刺史赵颙】。

又譬如，吴主孙皓死于太康四年十二月，而陈寿《三国志》使用夏历法则记载为太康五年正月：【皓太子瑾拜中郎，诸子为王者，拜郎中。五年，皓死于洛阳】，

司马光们以岁历推算此事：【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时年四十二，葬河南县界】。经过史家考据岁历，司马光们是正确的，陈寿有误。

《资治通鉴》为何堪称【良史】？能和【史记】并称史学双壁？

主要是它所引用参考的书籍数量庞大，可谓是【总天下之典籍，拥当时之人才】，历史记载起自周威烈王至后周显德年间，跨1362年，历十七朝，其取材所涉的参考书籍、文献等，数量惊人。可惜的是《资治通鉴》本身没有具体罗列引用书名。

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说有322种，南宋史学家高似孙说只有222种，并详列了参据各书的名称。还有其它各种说法，大致范围应在300种左右，可谓是经、史、子、集一齐上阵。

司马光养子司马康曾说写此书可谓是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稗官野史，甚至到了连谱录、墓志、碑碣等资料也都不忽略、不放过，穷尽所有的地步。难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是赞不绝口：【网罗宏富】。限于篇幅，给大家以图片形式罗列一部分《资治通鉴》所引用之书。

经史子集、野史杂说，司马光们是一个也不放过。

阿头山蓬蓬们每天都会作出一副很懂历史的样子招摇过市，本质上不过是鹦鹉学舌般的装腔作势罢了。

那么，能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出师表》在《资治通鉴》是否存在？诸多明文中从未见过蓬蓬们拿出来显摆，由此可见它们要么是不知道《资治通鉴》里边有没有《出师表》，要么就是装傻充楞、摆烂装死。

它当然在，《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的《出师表》不是在《资治通鉴汉纪》中，而是在《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二》中，

《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二》中的《出师表》和今文略有区别，极大可能是诸葛亮原文，司马光们此间准确的指明了出处和时间：魏明帝太和元年三月，(蜀汉建兴五年三月)，即公元227年春，而且《出师表》本来也没有名字，只有【上疏】。

这是元初胡三省的注解本，原本条目中是没有注的。

蓬蓬们不是要否定【出师表】吗，这无疑是在打自家的蓬嘴和驴脸，因为司马光们把这件事情搞得门儿清，这帮蓬蓬都能睁眼说瞎话，一边认可【资治通鉴】一边却否认【资治通鉴】，很明显这帮蓬蓬已经不是人格分裂，而是精神分裂，不禁令人想起习凿齿这个疯子叛逆。

《资治通鉴汉纪六十五》所载：【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那个【初】字何解？

来看《资治通鉴》开篇的第一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就是以【初】字开始。

【初】在这里并非指事件首次，也并非指某个时间之初，周天子任命诸侯是只有一次的，没有必要特意说明是这是首次之意，

跟据胡三省的注释可知：【温公书法所由始也】，即指司马光的编写史书的独特写作手法从此开始。此后【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初，淮阴人韩信】、【初，鲁肃闻刘表卒】都是使用这种写法。可见【初】是司马光特写史书的一种方法而已。

【寓】又何解呢？《资治通鉴汉纪六十六》【寓】字的再次使用，让【寓】之含义趋于明朗，周瑜在去世前给孙权写了书信提醒孙权：【刘备寄寓，有似养虎】，白痴都知道刘备当时是在江东寄居、暂留，寓居的意思不言自明。

《资治通鉴》记载了【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同时也记载了【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这是否冲突？

蓬蓬们造假的理论根据，除了附会疯子叛逆习凿齿的谬论外，就是《资治通鉴》中关于诸葛亮的记载了，但是这真能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理解成“躬耕于襄阳隆中”吗？《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恰恰是“躬耕南阳”的有利注解。　　

《资治通鉴》的本质就是只管记载而不管考辩的编年体史籍，关于诸葛亮的记载直接使用的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陈寿和裴松之、鱼豢、韦昭、常璩、习凿齿等人当时的原作所载，这就意味着，研习《资治通鉴》跟研习陈寿和习凿齿等人的原作一般无二，只是历史时间线罗列比较清晰罢了。

为了排除异说不贻误后世，司马光和刘攽们更是忍痛割爱舍弃了许多与《三国志》记载相矛盾的诸多史料，《资治通鉴》问世时间是远远晚于《三国志》以及其他魏晋史书的，所以《资治通鉴》不是记载诸葛亮有关活动的最原始史料，也不是最全面最权威的史料，只是司马光和刘攽几位史学大师对历史问题的忠实记录而已，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阿头山蓬蓬们高估了自己的德行和水平。　　

通观《资治通鉴》，司马光丝毫没有否定和怀疑诸葛亮【躬耕南阳】历史，更没有涉及所谓的襄阳隆中与“南阳”的归属关系，而涉及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和《后出师表》【困于南阳】的时候，司马光们均是原文照录更是没有做任何注释和改动，这就是对历史的认可、对历史的执着和求真态度，可见《资治通鉴》是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所谓的襄阳隆中仅仅是其在襄阳的“寓居”之地罢了，蓬蓬们如果非要给自家找个爹，那就由它们去吧。

《资治通鉴》明白记录了诸葛亮在襄阳的活动是【寓居】而非【躬耕】；同时摈弃和修订了一些前世杂史似是而非、相互矛盾的记载，使之更接近历史事实。

《资治通鉴》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因为宋朝文人知识分子甚多，以致宗派林立文化研究盛行，挑战先哲圣贤的比比皆是，当然少不了有扯淡胡论的，

做为守旧派首领的司马光为了打击这股歪风邪气，即没把正史搞成神神叨叨的玄幻小说，又让古代历史事件清晰可靠成为信史，还可以在深处实实在在的恶心革新派的二首领王安石好几回，实在是妙不可言。

《资治通鉴》书成之时，刘恕、刘攽(Ban同颁)均已去世多年，其中刘恕去世不仅让司马光痛心疾首，今人闻之也为之动容，修书期间，刘恕恰逢母丧，于是回江西【丁忧】，

期间于西京河南府(洛阳)修史的司马光遇到难题，知会在江西【丁忧】的刘恕寻机赴洛阳解惑，刘恕家贫且刚正不阿，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时值隆冬，刘恕穷的连冬衣都买不起，却义无反顾的去往洛阳送书解惑。

至洛阳，司马光见刘恕如此窘迫，便将自家唯一的、御赐的裘服送给刘恕，事毕，刘恕告别恩师回乡，知道恩师也固守清贫没有余财，便将裘服悄悄留下，不幸在归途中冻成偏瘫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人世。司马光得知后悲痛欲绝，眼睛几乎失明，官家赐以厚葬，命黄庭坚为其书写【墓志】，其两子荫袭刘恕的荣勋，并赐器物褒奖。

仅以此文遥祭历代先贤们，遥祭历朝秉笔直书、为之搏命的史家们、遥祭生为君子，死亦文雄的刘恕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