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之蒋介石下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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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还表示“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十日，蒋介石集团在南线的主力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结束。二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引退谋和书告》，宣称：“中正在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有其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为什么一手发动全面内战、并且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的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宣告“引退谋和”呢？

这并不奇怪。在蒋介石取得最高权力后，有过三次宣告下野：第一次是一九二七年，第二次是一九三一年，这已是第三次。这三次，他都是在内外交困的巨大压力下无奈之举，同时又暗中牢牢控制军权和财权等核心权力，伺机再起。前两次他都成功了，不仅重新掌握最高权力，而且地位和权力反而比以前更提高。这一次的后果却和前两次有所不同。

造成他这一次被迫宣告下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政权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陷入绝境。他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已完全崩溃，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十八军等他的嫡系精锐主力全部丧失，平津战役也近尾声。在长江以南，除桂系在中南地区还保存一部分有战斗力的军队外，大多是残缺的或新组建的部队，胡宗南和阎锡山那些部队也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蒋介石夫妇与马歇尔士气瓦解，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体系。社会经济的崩溃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物价如脱缰野马般飞涨，绝大多数民众已挣扎在生死线上。这种状况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状况：

总的说来，政府正陷入极度惊恐之中。军事形势不可收拾。共军已在数量上超过国军，加上他们战术有方、士气高昂，使得共产党能够随意攻击任何一座城市。而国军的主要缺陷除了战略不当外，也缺乏战斗意志。士兵们或团伙或单个地向共产党投诚，作战的指挥上毫无斗志，军队不求进攻但求龟缩防守。在长春，共军一支步枪就可以换取国军六人安全逃离。在济南，一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共产党纵队直进该城。

财政问题甚至比军事更尖锐。以无异于警察国家的方法来控制物价和外兑率，这种企图将不可避免流于破产，此种迹象正日益明朗。在财政问题上，我们在认识所及的范围内努力支持政府深谋远虑、鼓起勇气进行改革。他们的各种对策大概也千方百计设计出一套可行方案。但即使有最善良的意图和最有效的控制，他们也难以避免预算失调的结局。政府目前五六十亿美元赤字。

这种军事与经济的互相影响使得百姓生活于困苦之中，并孕育了不满和绝望。最危险的因素也许是食物短缺并禁止百姓买卖。能忍耐磨的中国人民能够忍受一切，但一旦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吃、烧无从着落，就会发生骚乱以及所有随之产生的灾难。

政府尤其是委员长遭到尖锐的谴责，比以往更加不得人心。大概还没有过如此剧烈地指名道姓抨击他们，指责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不能提供聊以度日的生活条件。这实际上已不是什么道义的或政治理论问题了。即使知识分子眼中也如此。这种不满情绪甚至在南京政府各级官员身上也显著扩展。

这还是一个美国大使眼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比他说的更严重得多，而且在加速恶化中。就拿他提到的经济问题来说，十一月九日的《大公报》上有一段记载：“八日上午市场米价开盘三百圆，有行无市。场外高喊六百圆，尚难购到。中午米价黑市已喊一千圆，到下午更喊到一千四百圆。傍中央银行250000元面值的钞票正、背面晚有人曾以一千八百圆的代价，购进一石。八日沪物价上涨平均达‘八一九’限价二十倍左右。”这篇报道还写道：“这样疯狂上涨、瞬息万变的情形，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该报同天另一篇报道中讲到：上海的抢米风潮上一天连续发生八起，连浆糊用粉也被抢。

第二天，抢米事件增至二十多起，英法商电车公司、两路局的人因迫于饥饿而怠工。“京市（注：指南京）抢米潮到十日更为扩大，几乎所有的米店都未能幸免。饥民已由抢米发展到抢食物。”而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还只是方兴未艾，老百姓已活不下去了。蒋介石对所有这一切，除祈求上帝保佑外，都一筹莫展。

第二，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急剧尖锐化，特别是长期受蒋介石排挤并多次反蒋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对蒋施压，并且提出恢复国共和平谈判的主张。

桂系提出恢复和谈，重要目的是想趁蒋介石军事实力遭受决定性打击、处于狼狈境地时逼他下台，然后取而代之。淮海战役紧急时，蒋介石准备调在华中的宋希濂兵团和第二军增援，结果都因白崇禧坚决阻止而无法实现。军事力量一直是蒋介石赖以实行统治的主要因素。这时，他的嫡系部队主力已经被歼，而被解除国防部部长职务、改任华中军政长官的白崇禧手中，还掌握着未曾遭受歼灭性打击的桂系主力第七军等部队，坐镇武汉。李宗仁又已被选为副总统，有资格在蒋介石下台后代替他。这在桂系看来，是前所未有的夺取最高权力的大好机会。在此以前，它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本钱。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杜聿明集团被解放军合围于陈官庄；十五日，黄维兵团被歼。蒋介石在南线已经没有可用的嫡系主力，连原来设想的“守江必守淮”也办不到了。十六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双堆集战场失陷，今后守淮无力，决定作守江之准备也。”二十日和二十一日日记又写道：“指示蚌埠附近部队主力从速撤退江南，部署江防，迟则江防不及矣。”而桂系部队主力在“江防”中显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于是，桂系逼迫蒋介石下野的活动便一步步公开登场了。二十二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正午约岳军、礼卿（注：即张群、吴忠信)来谈。白崇禧派邓汉翔（注：当为邓汉祥）来告，嘱其二人劝告余从速下野，否则后悔莫及，恐各省将有通电劝辞也。余闻此，反甚宽慰，毫不为奇，以若辈早有此阴谋也。余属张、吴答其：一、必须先有安国保民不受奸匪欺诈之办法；二、继任者必须先有切实准备，并须正式交替；三、对前方被围之部队必须救援出险。果如此则甚愿辞职也。属以彼等度余之意告之，不可直言已经告余也。”

二十四日，白崇禧公开发出致蒋介石的“亥敬”电，写道：“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白崇禧（左）与李宗仁（右）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崩溃。”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电告张群：“本日与某公（注：指白崇禧）晤谈，言辞已万分露骨，并报告辖区内各省及川、桂已联系成熟，不日即有表示，第二军已令停止东开，事实如此，无力挽回。”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程思远回忆道：“同日，湖南绥靖主任程潜也通电主和，并请蒋下野。在语气上，程电较白电严厉得多。但蒋以为白乘杜聿明集团在徐州外围被围、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受挫之际，即以实力为后盾。迫他早日下台，误会甚深。蒋后来对张治中说：他平生不向任何压力低头。经白这么一逼，他就故意推迟下野期限了。”

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正午约理〔礼〕卿来谈，乃知桂系急谋倒蒋，其势若不及待矣。”第三天，他的日记又写道：“正午岳军、礼卿、文白持白崇禧要求和平、其实即要求下野之电报来谈，至十五时方毕。嘱其先与德邻（注：即李宗仁）商谈，观其形态后再定处置。而白则连致电话于张文白，问余究竟如何？其心更急不及待矣。余以立法院长选举，未能遵党决议之时决心辞职下野，今复得桂白之背逆胁制，乃更促成我下野之决心，所痛苦者惟不予我有一点准备之时间。”可见他的处境已狼狈到何等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