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撰

编辑|枕上史书

上篇讲到元代安南达鲁花赤的由来和被接纳的背景，但随着形势的转变，显然这个职位的存在也受到了挑战。

达鲁花赤引起的纠纷

自讷剌丁之后，经历了忽笼海牙、叶式捏、李元等几任达鲁花赤，均围绕着“入觐”与相关邦交礼仪问题与安南持续交涉，使安南在自主权方面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至元十二年正月，安南上表请求撤销元朝驻安南的达鲁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沾圣化与函生，欢忭鼓舞。乞念臣自降附上国，十有余年，虽奉三年一贡，然迭遣使臣，疲于往来，未尝一日休息......反立达鲁花赤以监临之，宁不见笑于诸侯之国乎?”

这些话其实已经将安南的意思表述的很明白，他们强调了自己的忠心，但背后藏着的还是对达鲁花赤存在的不满，并且希望改变现状。

其实这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哪个国家会希望被如此管束，但对于安南的申诉，元朝政府并不认可，反而认为安南固执己见，“犹未知省”,并决定任命合撒儿海牙为新的达鲁花赤,与李克忠前往交涉“六事”之事宜。

事实上，此时元朝对于安南落实“六事”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不强求安南国王“入觐”,“可令子弟入朝”;至于协助兵役，也强调“不令远适他所，止从云南戍兵，相与协力”。

然而，尽管元朝已经有所妥协，但是安南并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至元十三年二月，安南国王派遣黎克复等借入贡之机，直接提出免除“六事”的要求。“六事”问题俨然成为横亘在元、安之间的障碍。

至元十五年八月，礼部尚书柴椿等持诏往谕，指责黎克复的请求是“藐涉诞妄”,而安南国王陈日烜有“不请命而自立”之罪，要求其人朝受命,甚至一度发出了军事威慑，称：

“尔或不思安全，固拒朕命，则修尔城隍，缮尔兵甲以待；祸福转移之机，在此一举。”

然而，陈日烜依旧“以疾为辞”,试图以贡献厚礼使之不了了之，柴椿则明确告知，此次来使就是要见见，但真的不是“要东西”，但还是说服不了陈日烜。

由于元朝多次遣使敦促陈日烜入觐受命，但均无功而返，元朝枢密院曾以“饰辞托故，延引岁时，巧佞虽多，终违诏旨”为由，拟兴兵问罪。

面对安南国王的固执，元世祖的态度也再次有所软化，至元十六年十一月，再次派柴椿往谕陈日烜来朝，表示如果不能亲自入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士民”。

对此，陈日烜认为“其事非古”,也不愿意妥协，后迫于元朝的压力，遣族叔陈遗爱代已人觐，元朝对此十分不满，决意册立陈遗爱为安南国王。

至元十八年加授柴椿行安南宜慰都元帅，李振副之，领兵送遗爱就国。并命不眼帖木儿为达鲁花赤随往。至永平界，安南拥兵拒纳。

此后，因安南国王陈日烜“杀其叔，逐我使”,加之不配合元朝征伐占城，元朝出兵占城之战，最终竟演变为征讨安南之战。

元朝在安南的军事行动受挫后，不得不接受现实，与安南仅维持一般的朝贡国关系，“六事”之举也随即不了了之。

因此，不眼帖木儿就成为元朝任命的最后一位安南达鲁花赤，并且未能真正上任。

达鲁花赤的辨析

蒙元时期从中统三年派遣首任安南达鲁花赤，至至元十八年最后一任，前后二十年共6任。

考之史籍发现：第一，蒙元政权任命安南达鲁花赤，正常情况下，一般配备一正一副，且其中必有一名汉人，这一特殊安排与安南王国的儒学传统有关。

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元朝的不断交涉之中，安南儒家阶层才得以逐渐在政治舞台中崛起。

第二，相较于高丽而言，达鲁花赤制度在安南的落实并不完善。首先，达鲁花赤仅在安南朝廷中设置，各主管机构与基层均未出现。

其次，所派遣的达鲁花赤基本没有常驻安南。最后，达鲁花赤与朝廷使臣的职责界限比较模糊，每任达鲁花赤处理的事务均与邦交关系有关，与使臣的职责并无明显区别，并没有对安南朝廷的决策与内部事务起到监督作用。

元朝一般是利用“六事”的规则对臣服政权实施有效管控，但因各地实际情况不同，其落实的情形也有所差异。

就传统藩属国而言，高丽王国因距离政权中心较近，对“六事”的落实程度较高，如王子入质、达鲁花赤设置、出兵助役等事项均配合蒙元政权的谕旨，元朝派遣高丽的达鲁花赤广泛干预了高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其职权范围广、权力大。

但安南的情形则不大相同，经历有宋一代，安南通过与宋朝的斡旋，已经基本获得了独立自主权，与宋朝的关系更多是维持一种礼仪式的宗藩关系。

至蒙元宪宗年间，虽然迫于军事上的震慑，安南王国在策略上保持与南宋、蒙古政权的均衡关系，并在获得蒙古政权允许“安治如故”的承诺后，接受蒙元政权的监镇官达鲁花赤，换言之，在元、安交往的初期，安南王国的独立自主权并没有受到实质上的侵蚀。

但在忽必烈继位以后，随着灭宋的形势日趋明朗，蒙元政权对安南的控制欲越来越高，要求安南落实“六事”规则，真心臣服。

然而，据现有史料来看，忽笼海牙、叶式捏、李元、合撒儿海牙等几任达鲁花赤在安南的使命并不顺遂。

因为此时蒙元政权与安南王国对于双边关系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分歧，所以达鲁花赤在安南一直受困于国王人觐、受诏礼仪等问题，其与安南进行争辩，试图让安南国王真心接受其对元朝的“从属”地位。

但是安南国王并不完全接受这样的安排，达鲁花赤在安南的活动“完全受到限制和防范”,并没有实现其“监镇”之义。

随着元朝监官态度日趋强硬，甚至以军事相威慑，安南国王感到尊严与实权遭受侵蚀，先是婉拒元朝的各种要求，而后干脆请求撒销达鲁花赤的设置，甚至“乞免六事”,这实际上就是对元朝政权干预安南内政的公开反抗，使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至元末年，随着元军在安南的失利，元朝不得不回归传统意义的邦交往来，与安南维持礼仪形式的宗藩关系。

因此，从总体而言，蒙元政权在安南设置的达鲁花赤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以至于无论中国文献或者越南文献关于达鲁花赤在安南的事迹记载都寥寥无几。

综上所述，蒙元政权在安南推行达鲁花赤制度，从创设到最后不了了之，历经二十余年，此期间正是蒙元王朝与安南王国双边关系确立与磨合的艰难时期。

安南达鲁花赤的景况正体现此时两国关系真实情形。

最终达鲁花赤制度在安南的崩坏，说明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王国的双边关系并非完全按照中原政权的设想而行，而是经历双方的一番邦交博弈，甚至军事对抗，最终形成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互动模式。

参考文献：

1.参见朴延华：《元朝对高丽控制与干涉——达鲁花赤与札鲁忽赤》,《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第93页。

2.《元史》卷二○九《安南传》,第4635页。

3.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越南历史》(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