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早期革命往事（26）-自由同盟和左联的成立

潘汉年、夏衍、冯雪峰等人筹备成立左联几个月后，冯雪峰又接到一个新的任务，让他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是否可以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鲁迅虽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即便如此，鲁迅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做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自由大同盟成立二十天后，左联成立大会在陈望道任校长的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召开。

在此之前，鲁迅提议追加郁达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冯雪峰则邀请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前来参加成立大会。

关于左联成立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这样写道：

“（一九三0年）三月一日下午，潘汉年和闸北区委的一位负责人找到了我，说要先看看会场的情况，他们同我和戴平万四个人一起去看了。

从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的交界，到艺大二楼的进口处，直到全校的房间，都仔细作了观察。有哪几个门可以出口，有没有后门，经过后门可以从哪条路出去，都作了周密的检查。后来潘汉年对我说，这次会筹备得久，到会的人又多，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可能已经得到了些风声，因此必须特别谨慎，我们已经准备了纠察队和保卫人员。他对我说：‘你可以事先和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两个人陪着鲁迅首先从后门撤退。

在会场中我们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他们会一直保护鲁迅先生的。’同时他又告诉我，在会场内外，从北四川路底到窦乐安路，到中华艺大门口，安排了大约二十个纠察队员，只要我们警惕可疑人物，不粗心大意，那么，会议的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潘汉年亲到会场落实安全措施的第二天下午两点，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大一楼中间一个教室内召开，“至下午两时，教室里已被坐满，大约共有五六十人。”

“大会的程序是：首先推定鲁迅、钱杏邨、沈端先（夏衍）三人为主席团，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贺词，鲁迅、彭康、田汉、华汉（阳翰笙）等讲话。大会选出了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执行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冯雪峰与潘漠华自北平一别后，已有三年多未见面了。

夏衍在其回忆录中曾坦言，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三位外国同志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并“希望谈左联历史，不要忘记这几位外国同志。”

中国革命不能忘记的外国同志当然不仅仅只有他们三位：《中国评论报》主编伊罗生的真实身份是美共党员，英文刊物《中国通讯》记者汉斯·希伯是德共党员，《中国呼声》主编格兰尼奇夫妇是美共党员，《法兰克福报》记者佐尔格是苏联红军总参的“谍王”，电气工程师甘普霖是英共党员，还有宋庆龄的密友魏璐诗、耿丽淑、马海德、艾黎、爱泼斯坦……

随着左联的成立，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乐联）、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及世界语联盟（语联）等七个团体先后陆续成立，后来与左联一起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

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通过文总党团组织对左翼各团体进行管理，文总与济难会（互济会）、自由大同盟以及后来成立的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都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的地方。

鲁迅由于是自由同盟和左联的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文“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鲁迅不得不避居内山完造家中20多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