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鸦片战争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我中华民族的入侵加剧，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出现并随之发展。在岳飞形象建构过程中，关于国家主义、民族意识思想逐步凸显出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初步形成时期。最早将“民族主义”概念引入中国的是著名学者梁启超。梁启超所说的“民族主义”，实质是“民族建国”，激励汉民族与满清抗争。

从清末开始，反满的革命党人或知识分子开始将岳飞纳入到汉民族反满的谱系里加以叙述。虽然在这时期，他们已经有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但他们对于岳飞的叙述仍然带着比较浓厚的华夷之辩色彩。

第一章，国民政府对岳飞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东北四百余万土地为日本占领，三千余万人民受日本蹂躏，日本继而窥视华北已成为我中华民族最大之敌人，其野心欲将统治我整个中国。故我民族欲图生存，殊应上下一心、精诚团结，凝聚民族精神。为纪念民族英雄，发扬民族精神，国民政府大量举办岳武穆诞辰纪念活动。1935年开封省党部、省国术馆及华北国术促进会以“民族英雄之不可泯灭”，应大加提倡，“借以恢复吾民族固有之精神”，遂拟定“以废历二月十五日为岳武穆诞辰”。

为庆祝此诞辰纪念日，开封省党部、省国术馆及华北国术促进会“拟举行国术表演大会”，时参加致祭者达三万余人，会场极其热烈，其意在“使人民咸知爱戴民族英雄”，“借以激励民众，秉承关岳南圣之爱国忠勇精神，复兴民族固有精神。”与此同时，豫省党部发起公祭，“印发事略遗像”，省党政各机关并派员携带祭文，前往汤阴致祭，且“印发告同胞书，分散各处，以表崇拜岳王之热忱，而唤起爱国御侮之精神”。随着国家土地逐步沦丧、民族危机愈发严重，为求国家自由、民族复兴、发扬民族精神，国民政府还于1937年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岳武穆诞辰纪念活动。

1937年3月，汤阴各界界定本月二十七日为岳武穆诞辰纪念日，并于二十六日晚“燃放烟火，炮打秦桧等玩艺”。为“以示崇敬，发扬民族精神”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中华民国政府拜谒民族英雄岳飞墓，连外国政府的高级将领也拜谒岳飞墓，崇拜岳飞的爱国尽忠精神。1935年，法国远东海军总司令爱斯德华赴杭游览在岳武穆墓前致敬礼。1937年，日陆军大将阿部省三至岳庙瞻仰民族英雄岳武穆墓鞠躬致敬。两位外国高级将领来杭州拜谒岳飞墓，都表达了对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赞扬。

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都在民族英雄岳飞墓前致以敬礼，虽然他们所想表达的意义未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岳飞民族英雄的形象和爱国精神已深深扎根于国内外的人民之中，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岳飞的民族英雄形象开始发扬光大。为应对严重的国家危机，国民政府开始挖掘传统的历史人物，塑造传统历史人物的精神品质，为现实政治服务。岳飞作为历史上抵抗外族侵略的英雄人物，于此情形下，大力宣扬其英雄形象，更易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为抗战服务。

第二章、抗战时期岳飞民族英雄形象的历史意义

国家为了应对危机，有意识地挖掘传统历史英雄人物，为现实政治提供滋养。岳飞民族英雄形象在建构的过程中，产生的最大的社会作用，就是促使全国人民共同奔赴抗日战争的战场，即进行抗战动员。

岳飞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是由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推动所形成的。1931年11月，国民政府蒋主席在国民党四中全会闭幕会议上特意强调岳飞，“我们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誓词，岳武穆以尽忠报国为誓词。我们中国国民党是要救国家救主人，不但是要做诸葛亮，亦要准备来做岳武穆。”在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时刻，蒋介石极力推崇岳飞的尽忠报国的誓词，意在使整个国家民众意识到目前所处的危难处境，争求国内团结，动员全国人民共同抵御外敌、担负起救国大任。

此外，一直非常崇拜岳飞的吴佩孚将军在1932年抵达绥远后，劝张学良整饬部下对日主战，收复国家失地。“中国此时正如辽金侵宋时代，余望军人皆作岳武穆，勿效吴三桂。政治上人人以文天祥史可法自期，勿作张邦昌洪承畴。”

吴佩孚将军终生信仰的人物是关羽和岳飞，终生遵循的信条是忠义和爱国。在国难危机时刻，激励国人应以民族存亡为根本，动员国民坚持抗战，收复祖国大好河山。1933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先生在招待外报记者会上指出“中国之民族，固属天性和平，然和平之中，实具有坚强之精神。

即能自救爱其民族之历史及崇拜为民族牺牲之英雄，如岳飞之毕生为拥护国土而奋斗者，乃为中国无老无幼古今一致崇拜为民族之英雄者，其精神实深入于一般人之心理，此实中国人民族精神内心之表现。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中国民族所以能抵抗外系者，实此种民族精神之表现，而此种民族精神者，乃维持中国民族之生命于过去于现在于将来者也。在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形下，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都不约而同地意识传统的英雄人物——民族英雄岳飞的价值，并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唤醒和增强，弘扬其抵抗精神应对国难，以实现抗战动员。

第三章、打击投降主义

日本人违背国际公法，以重兵侵略东北，不啻为强盗行为，为武官者应视死如归，捍国卫民。

可东北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其实质是一种投降主义政策，导致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在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形下，国家和社会各界急需呼唤正义的力量，与投降主义作斗争。

1931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指出：“宋时岳飞之厄于金人，并非岳飞战斗能力薄弱，实在是见忌于当时在后方的奸人秦桧，以致功败垂成。”

蒋介石特意强调岳飞，即因在此国难危机加剧时刻，盼望国家民族能一致对外，誓死抵抗，而不希望国内出现一个秦桧，出现投降主义，使抗战事业毁于一旦。历史的发展就像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相互依存。当我们大肆宣传岳飞坚持抵抗，精忠报国的时候，我们周围就会出现与之相对立的秦桧式的投降主义、消极主义、卖国政策。1933年，国民政府蒋主席再引岳飞秦桧之往事，以喻当前之局面，“在苦于不得效法岳武穆之杀金虏以救国亡的丈夫豪杰之事，遂不能不愤慨身后之秦桧，日明白活跃于其肘腋之间，股肱之下，此其愤激而发此痛论，宜也。”

蒋介石愤慨国家出现的投降主义政策，号召国人效法岳飞抗金之精神，以救国亡。同时，社会各界亦是宣扬民族英雄岳飞的抗金精神，抨击投降主义政策。幸我十九路军毅然奋起，打倒亡国主义、发扬自卫精神，使暴日受未曾有之大创祖国雪百十年之积愤。”

各侨胞觉得，十九路军对日本的抵抗，其伟烈之昭垂，断非历年来任何革命、任何内战所能比扰，所以不远万里，向十九路军致最诚敬、最热切之慰劳。这说明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各侨胞内心是爱国的，是崇拜十九路军英勇抵抗的行为的，对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罪恶是批判的。1932年3月，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各侨胞对十九路军进行了高度赞扬，肯定了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军的丰功伟绩，并赞其为当世之岳飞，“自张学良发明亡国之不抵抗主义，数小时间，丧失锦绣河山数十万方里吾华军队，遂为举世所鄙夷。日本军阀以一概百，谓我国军政当局，无国家思想，无武装同志，无一击价值，此诚吾华之奇耻大辱，吾侨之所椎心泣血者也。

幸我十九路军毅然奋起，打倒亡国主义、发扬自卫精神，使暴日受未曾有之大创祖国雪百十年之积愤。”各侨胞觉得，十九路军对日本的抵抗，其伟烈之昭垂，断非历年来任何革命、任何内战所能比扰，所以不远万里，向十九路军致最诚敬、最热切之慰劳。这说明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各侨胞内心是爱国的，是崇拜十九路军英勇抵抗的行为的，对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罪恶是批判的。同年6月23日晚，各团体在宴请十九路军的宴会上，亦高度评价了十九路军抗日救国的大无畏精神，担负了救亡中华民族的责任。

“民国二十余年来，几于只惟诸将士而已，诸将士能为民杀敌，自属名标竹帛，永垂不朽。固不仅得吾民一时之庆祝，然而环顾宇内，敌氛尚未已也，东北之河山，既尚未收复，康藏之风云，又相逼而来，诸将士对兹景象，能不一洒新1936年，吴铭在岳飞庙坟前写下诗歌，“国可爱偏不可爱，国不可卖偏可卖。爱国的坐牢砍头，卖国的逍遥法外。虽然啊！我们不必把铜铸一个岳飞，你总看得见这铁铸的秦桧，如今他跪在大众的面前，正是他当年跪向敌人的膝盖。”

作者利用诗歌的方式，批判了秦桧的投降卖国政策，也寄寓了作者对岳飞的怜悯之情。作者希望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诉诸文字，长留人间，蔚为中华国魂，树立民族正气，坚决反对汪逆精卫的投降卖国政策。

结语

抗战时期，人们关于岳飞的历史记忆离不开抗战大环境下人们的大力渲染。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抗金英雄人物，其誓死不降的爱国精神是唤起国人情感认同的重要养分。受历史背景及时代主题的影响，岳飞形象在各个时期经过国家与社会各界的诠释与建构，以不同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其多种不同的历史形象始终以民族英雄形象为基础，结合时代特征与历史使命赋予新的历史内涵。日本著名学者柳田国男曾说过，由人成神的第一个条件是此人必须含恨离开人世。岳飞没有成为神，但是岳飞的死已经超越个体的悲剧和记忆、超越种族的悲剧和记忆，具有超越古今中外时空限制的种类的普遍意义。在强调岳飞象征意义的同时，关于岳飞的信仰之所以经久不绝，说明在岳飞历史记忆的背后隐含着某种中国特有的凝聚民族-国家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