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国军：被遗忘的金三角血泪史

1950年初，寄居台北的国军陆军中将李弥收到何应钦副官的一封电报，彷徨不安的他顿时精神一振。电报中称：国军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和第26军93师278团副团长谭忠等人，率所部共1000余人，进入缅北，成立复兴部队，请求台方空投补给。李弥得知老部下们身陷金三角，孤立无援，急忙找台湾当局给予援助，但得到的答案却是：目前支援极难，希望孤军自求生存，汇去泰铢五万元。

失望的李弥决意赶赴滇南地区，收容部队，负弩前驱，为国效命。未得到台湾当局批准的情况下，李弥于当年2月偷渡香港，又以“龙惠农”的化名取得葡属澳门的护照。历经两个月到达泰国曼谷，终于与李、谭等人取得联系，并拨私款十万美金供给孤军。这支遗落在金三角的国军，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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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残军的命运岔口，始于政权鼎革的1949年。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驻滇蒋系部队第8军（军长李弥）与第26军（军长余程万），仍围攻昆明。尤其是李弥，云南不但是他的故乡，还是抗日战争中他所在的第8军将士为国捐躯之地，他对这里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李弥虽然在卢汉投诚后一度接任云南省主席，想力挽狂澜，但为时已晚，随着云南解放，国军兵败如山倒，李弥在混乱中逃往台湾，其手下残兵或退或降，生死未卜。

1950年1月，709团团长李国辉将仅剩的粮食分给手下将士，率军突围，前往墨江、普洱。与此同时，谭忠等人率领的278团也在苍苍莽莽的丛林中艰难前进，将士们因身染疟疾，相继病倒。2月14日，两支残军最终辗转来到滇南西双版纳的景洪会师一处，他们商议应该留在云南打游击，还是设法前往台湾。

两天后的晚上，正是农历庚寅年的大年夜，本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时刻，可残军中的将士们很多再也回不到故乡，也见不到失散的家人。这夜，他们遭到围剿，死伤惨重，在新一轮的追击中一路溃逃，进入缅甸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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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缅北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予残军更多苦难。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中，带来疟疾的毒蚊犹如梦魇般在每个人身边盘旋，蚂蝗如树叶悬在枝干一般吸附在人的身躯上吸食鲜血，雨水如潮水般倾泻而下，将士们在泥泞的山地中举步维艰。

即便进入缅甸，残军也没有等来喘息的机会。缅甸所在的金三角是一片局势混乱的是非之地，深受民族问题、经济落后和恶劣环境的困扰，长期扎根的反政府武装和毒品贸易。前方是异域，后面有追兵，残军的未来，不知在何处。

幸亏军中还有一部损坏的电台，进入缅甸后，李国辉命人赶快将其修理。他一直守在电台旁，直到它向台湾发出第一个信号。台湾当局的回电却让他们心寒。台方自顾不暇，无法提供支援，只能由残军自谋出路，就连前长官李弥也无能为力。

这支军队，曾经为国出生入死，很多人还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如今台湾抛弃他们，缅甸政府更不允许他们在缅北地区久留。如此绝境之下，李国辉和谭忠的悲观到了极点，但他们为了手下千名士兵，依旧强打精神。

李国辉以“中华民国反共抗俄复兴部队”为旗号重建队伍，由他任总指挥，谭忠任副总指挥，总部设在小孟棒，聚集流窜到金三角的散兵游勇，在短短两个月内将部队扩充到3500人。

为了生存，他们建设营地，开垦荒地，接受华侨的零散接济，甚至为毒贩子运送鸦片，收取保护费。入缅之前，李国辉便与部下约法三章，要求全军不许伤害老百姓，不准抢劫、强奸妇女，违者格杀勿论。树大招风，随着残军队伍不断扩大，缅甸政府对这群异国来客早已忍无可忍。

1950年5月20日，缅甸国防部向残军摊牌，他们来到“复兴部队”总部，勒令他们10日内撤出缅甸。谈判无果后，缅军派出驻景栋的军团15000人，浩浩荡荡对残军展开围剿，甚至切断了他们前往泰国的道路。无奈之下，李国辉只好率军迎战。无处可去的残军唯有杀出一条血路，才能有一线生机。

6月16日，缅甸派出6架轰炸机在小孟棒上空连番轰炸。四个小时内，残军就被炸死一百多人，还遭到缅军疯狂的炮击和扫射。李国辉不得不放弃阵地，率军退入森林，并与缅军周旋了12天。此时，残军已然弹尽粮绝，缅军派来搜山的部队也已疲惫不堪。

困兽犹斗，李国辉决定，冒险向缅军发起反攻。由营长董享恒率领的一支40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疾行140公里，偷袭缅军设在孟果的司令部。不在绝望中爆发，即在绝望中灭亡。从林中杀回的残军如同饿鬼，不仅顽强地夺下孟果，还借着夜雨，闯进位于后山的缅军炮兵阵地，用刺刀与缅军搏斗，缴获10尊重炮。

天一亮，残军向缅军开炮。睡梦中的缅军大惊失色，他们没想到这些残兵败将不但杀了回来，还用炮火发动攻击，当即溃不成军。在历时40天的鏖战后，残军以伤亡上千人的代价，奇迹般地击败缅甸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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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以少胜多，击退缅甸国防军的新闻顷刻间登上各国报纸。世界各国才惊讶地发现，缅甸边境竟然有一支中国军队。台湾当局立马对这支残军刮目相看。蒋介石命远在泰国的李弥任总指挥，接管金三角残军，组建“云南救国军”，并为其提供补给。

李弥到后，整编残军，加紧训练，队伍扩大到1万多人，又得到美国每月20万美元的支持。李弥见到李国辉，开门见山地问道，以现在的兵力，可否反攻云南？李国辉对老长官坦诚相告：可以，但我们只能打游击，恐怕不能守。

1951年5月，趁朝鲜局势动荡，残军对云南发起进攻，攻占沧源，孟连等县。李弥以“云南省主席”的名义，发表《告云南人民书》，派人四处张贴布告，分发传单，将国军反攻云南的消息奔走相告。

然而，百姓冷漠的表情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他们并不关心是哪支军队闯入边城，也没工夫关心政治，吃饱穿暖才是他们亟需解决的问题。时间仿佛就此凝结，悲怆的气氛预示着残军此次反攻的结局。没有支援，缺乏补给，残军的反攻犹如昙花一现。在残军进入云南一个月后，共军四路围剿部队凭借强大的火力将残军再度逼出边境。孤军深入的残军在战败中再次迷失异域，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他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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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缅北，残军处境尴尬，再次陷入生存危机。缅甸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残军撤出缅甸，然而几次围剿都无功而返，不得不向美国和联合国求助。1952年，国际舆论下，美国政府停止对残军的援助，给李弥三个建议：第一，反攻云南；第二，进入越南；第三，滞留缅甸。残军无路可走，只能继续留在缅甸。

1953年4月23日，由于缅甸政府的控诉，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以59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台湾当局）通过第707号决议。尽管没有正面指责残军，但已公开表示要促请所有国家给缅甸政府以尽可能的援助，以使用和平的方法促使这些军队从缅甸撤退。

1953年11月，残军士兵登上飞机，前往台湾。第一架运送残军前往台湾的美国飞机在泰国南邦机场起飞，开始了残军的第一期撤退，李弥、李国辉、谭忠等军官全部上交武器，先后飞抵台湾。当初，李弥信誓旦旦要为手下将士讨个公道，但现在，无计可施的他只能黯然神伤，撤往台湾。

1954年3月，就在第二期撤退后，缅甸军方见残军兵力减半，李国辉等领袖已离开，以残军故意拖延撤军，停战期限已满为由，发起大举进攻。残军无力抵抗，留缅总指挥柳元麟只好与缅军谈判，请求对方不要赶尽杀绝，让他们转移到泰国边境，以便继续等待撤退。在缅军荷枪实弹的押解下，柳元麟所部如囚徒般徒步走过绵延的山路，进入泰国。1954年4月18日，第三期撤退开始。据台湾方面统计，经过三期撤退，先后有6572人撤到台湾，其中官兵5699人、家属8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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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撤退并没有结束，还有一大批残军因故滞留金三角。当飞机在泰国南邦机场此起彼落之时，一支由段希文、李文焕率领的残部转移到泰国境内，在经历几年的周折后，辗转到了清莱省的美斯乐。直到上世纪60年代，接替李弥担任总指挥的柳元麟还曾多次重返缅北，组织第二反攻根据地，最终被中缅军队联合进剿。

1961年，国际舆论再次给台湾当局施压，要求残军全体撤离。去哪儿都好，就是不能留在金三角。然而，这次撤退比八年前更加困难，由于残军在金三角逗留多年，很多人早已在这里成家，娶当地女子为妻，他们不愿离开家人，也不愿离开这片他们曾经抛洒血泪的土地。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成为无家可归的游子们最后的寄托。

1961年春季，残军第二次撤退，前后共撤走四千多人。即将前往台湾的残军将士们，纷纷来到山坡上零乱安葬的墓地，向亲人、战友的遗骨告别。漫山遍野，坟冢累累，哭声震天动地。如今，他们又将从异国飞往另一个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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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段希文、李文焕与其他拒绝撤离的残军将士留了下来，他们如水上浮萍、云边孤雁，无依无靠，回不来故乡，去不了台湾。这支残军所驻扎的美斯乐，地处泰国边境，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但是偏僻闭塞。这是一个少数民族混居的小村落，房子多盖在陡峭的山坡上，建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

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刚入泰国时，残军的伙食费每人每月还有40-60泰铢，到了1963年经济最困难时，仅剩4铢，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更不要提随军家眷。由于卫生条件差，将士们的身体素质也不好，很多人得病后得不到治疗。1964年7、8月间，残军在美斯乐集中200人进行丛林战术训练，就有29人因病身亡。

泰国军方吸取缅军的经验，没有轻易对残军动武，只是下了逐客令，要求台湾当局将泰国境内的残军撤出。台湾当局很不给面子，他们答复：金三角地区的国军已全部撤台，仍在此地活动的军队虽曾属于在缅国民党军，但现在已是当地内部问题，台湾当局对他们不负任何责任，也不再提供任何援助，泰国政府可以对他们采取任何适当措施。

为争取一方栖身之所，残军不得不与泰国政府合作。1963年春，泰国政府同意残军暂时留居泰国，但必须按泰国军方要求收缴武器。残军不得已交出大量武器。金三角武装林立，枪杆子就是命根子，交出枪，残军就只能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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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的环境中，残军一直坚持到1970年。当时，泰国形势动荡，反政府武装活动频繁。泰国政府决定，利用残军来攻打叭当的反政府武装，一举两得。叭当是清莱省内的一个村落，地处崇山峻岭之间，盘踞着1000多人的反政府武装，泰军围剿多年也未能拿下。

泰国政府向段希文提出条件，事成之后，将正式给予残军居住权。段希文为了结束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也为了将士们的后代子孙，同意充当泰国政府的“雇佣军”，接受攻打叭当的任务，但又提出，战斗必须由自己亲自指挥。

泰军问，要多久才能拿下叭当，一个月够吗？段希文回答，一个星期就足够了。最终，残军在段希文的带领下，以78人阵亡为代价攻下叭当。之后，泰国政府将残军改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流离失所的将士用鲜血换回期盼已久的居住证，他们想要的，无非是一个身份。

1981年，泰国再度征调残军，要求他们配合国防军攻打反政府军。此时残军早已青黄不接，1950年跟随李国辉、谭忠跨过国境之南的老兵已年过半百，第二代的年轻人虽然正值青春年少，却从没上过战场。残军选出500人参加，其中年纪大的已50多岁，小的不过十七八岁，军装破破烂烂，泰军看了忍俊不禁。

此役过后，残军中又有260条生命魂归故国。由于与泰国政府合作融洽，残军中的男女老少上万余人终于正式归入泰国国籍。流浪的残军终于有了归宿，可是，贫穷与孤独依旧困扰着这些流落异域的中国人。

1982年，柏杨访问美斯乐：我在美斯乐看到一个10岁左右、面目清秀的孩子，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他低头不语，一再地问下去，他忽然流出眼泪，低声说：我们没有钱。我牵着他肮脏而冰冷的小手送他回家。所谓家，只是一座草屋，泥地上摆着一张光光的竹床，墙角摆着一个冰凉的火炉，如此而已。我像遗弃自己亲生儿子似的，把孩子留在那里，踉跄而出。台湾的孩子们正大批逃学，而孤军穷苦的后代，却用凄怆的童心，渴望走进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