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号是如何产生的？

在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列岛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字。其早期的汉字称呼“倭”是于公元1世纪前后由汉代输入的。“倭”何时改称为“日本”并沿用至今的呢？这个问题一直是对日本的专业研究和业余兴趣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遣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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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中“倭”向“日本”的改称过程

隋以前的“倭国”

3世纪末汉字传入日本后，太安万侣（?—723）于712年编撰的《古事记》和他与舍人亲王于720年合著的《日本书纪》（两者合称为“记纪二书”）成为日本最初的史书。两者均以汉字写成，其中描述了日本肇国神话，并根据中国的谶纬学推算出公元前660年1月1日为皇纪元年——第一代神武天皇即位日。

据“记纪二书”记载，推古天皇(554—628)为第33代天皇，576年即位，是第一位女天皇，然而，推古天皇之前的32代天皇大多缺乏历史佐证。实际上，推古朝时日本列岛的“王”或“大王”首次改称为“天皇”。有的学者认为，“天皇”称呼是7世纪后半期才出现的。

（推古天皇）

593年4月，推古天皇立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使其摄政，此即圣德太子（574—622）。他曾随大陆移民鞍作氏和高丽高僧惠慈等人学习佛法和中国大陆先进文化。

7世纪初，推古朝廷决定向隋朝遣使，恢复与中国大陆王朝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以便积极吸取先进文化。

隋时，“日本”的意蕴——“日出处”和“东”的说法出现。

600年，推古朝首次遣使通隋。607年，第二次遣隋使成行。在中国史籍中，直至《隋书》（唐·魏征主编，成书于622—636年）尚未出现“日本”字样。

但《隋书·倭国传》记载，600年时“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这是关于倭国第一次遣隋使的记载。其中，“阿每”是日语中“天”(あめ，AME)的发音，可见当时的“倭王”已从中国的“天子”思想受到了启发。

《隋书·倭国传》对倭国第二次遣隋使做了如下记载。607年（隋大业三年）,倭国派小野妹子（男性）作为第二次遣隋使来朝,其国书开头语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大为不快，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就是说，倭国第二次遣隋使携带的国书以“日出处天子”的自称语开头，隋炀帝对此勃然大怒。

（小野妹子）

这是“日本”的意蕴“日出处”的说法首次出现于中国史籍中。

608年4月，隋炀帝任文林郎裴世清为使节，陪送小野妹子一行归国，日本朝廷“设依仗，鸣鼓角来迎”。（《隋书·倭国传》）推古女王、圣德太子会见并设宴招待。

从《隋书》的记载可见，隋朝(581—618)对日本列岛国家仍以“倭”相称。

据《日本书纪》推古十六年八月记载，圣德太子读了来使携带的隋炀帝国书中“皇帝问倭王”语气后，同样十分不悦，即“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这里出现了“天子之号”的说法，这与上述“阿每”(あめ，AME=天)的说法一脉相承。

608年9月，裴世清辞行，圣德太子又派小野妹子为陪送使、吉士雄成为副使，再次遣隋。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十六年九月）记载，倭使递交的国书以如下一句话开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但这段内容在中国史籍中却没有出现。

从《隋书》和《日本书纪》中可以得到两点信息：一是隋朝时的倭国已产生了对等意识；二是此时倭国已有了以“日出东方”之意改换国号的潜在意识。

610年和614年，圣德太子又派使遣隋。618年，隋朝灭亡后，倭国与唐朝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在派出遣唐使时期，“日本学习中国”达到了高潮。

（遣唐使路线图）

唐时，已获知“倭国”把国号改为“日本”。

到了《旧唐书·日本国传》（后晋刘昫等撰，成书于941—945年），出现了“日本”国号。其记载是：“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长安三年（703年），其大臣真人（第七次遣唐使持节大使栗田真人—笔者）来贡方物。”

上文讲了“倭”改称“日本”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说日本国是倭族的另一个国家，以位于东方而取名日本；二是说原来的倭国厌恶其名不雅，所以改称日本。

对于栗田真人遣唐一事，日本史籍中也有记载。菅野真道等编撰成书于797的《续日本纪》记载，庆云元年（704），“秋七月甲申朔，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国至。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

而在此前，养老四年（720）成书的《日本书纪》中已有训读为“ヤマト，YAMATO”的汉字称呼“日本”出现，但学者们一般不把此作为“日本”国号出现的依据。

《旧唐书·东夷传》中有“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的说法。就是说，日本为原有的一个小国，后来兼并了倭国。

可见，《旧唐书》记载了关于“日本”国号的两种由来。

无论如何，日本列岛国家自汉代接受“倭”这一汉字名称以来，六七百年间相安无事。然而，到了盛唐时期，倭国已从“倭”字中感觉到了贬义（“不雅”），故而改称为“日本”，至晚703年，中国史籍中对倭国改称国号一事已有记载。显然，最迟在703年第七次遣唐使栗田真人来朝时，已向唐通报了新国号“日本”。

这一改称国号的背后，是日本随着汉学水平的长进而对“倭”的含义有了新的理解。《新唐书·东夷·日本传》（北宋欧阳修等编撰，成书于1060年）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就是说，倭国（倭奴）已掌握了汉字（“夏音”），从而厌恶“倭”的称呼，故而变更国号为“日本”。按此记载，“日本”国号出现的时间为咸亨元年(670)。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1115年成书）卷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十年（670年）十二月”条载：“土星入月。京都地震。中侍智镜退。倭国更号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为名。这条史料与上举《新唐书·东夷·日本传》记载一致，也提到670年倭国更改国号为日本。学者们一般认为，《三国史记》的上述记载当为引用了中国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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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国号由来的墓志物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发现了三块唐代墓志，为研究“日本”国号出现的时间提供了实物证据。以下墓志按其中“日本”出现的时间顺序排列。

墓志一：《井真成墓志》

2004年春，在西安东郊发现了原遣唐使、后病死于长安的井真成的墓志（734年，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二年），其铭文开头记载:“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并序：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这一墓志的出现为证明“日本”国号的出现不晚于734年提供了实物新证。

（井真成墓志）

墓志二：《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

1992年，《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现身于台北古玩店。这方墓志未见原石，但从其铭文分析，当非伪造。墓志写道：“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据台湾学者叶国良考证，这一段所述史实为杜嗣先受命接待遣唐使。墓志中还提到“上帝宗于明堂，法驾移于京邑”这一武则天行明堂礼的史实，因此可以断定杜嗣先受命接待的是第八次遣唐使，到访时间是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墓志由杜嗣先之子撰于先天二年（713）。这里关于“日本”国号记载的702年比井真成墓志的734年提前30余年。

墓志三：《祢军墓志》

2011年，西安近郊出土唐代将军祢军墓志，其中有“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的字样，这是最早的关于“日本”国名的记载。其意是，百济的遗民逃到扶桑（日本）躲避惩罚。墓志刻于唐仪凤三年（678），墓志记载了祢军出使日本的事情。

祢军墓志，将日本国名最早实物资料的纪录，又往前提到了唐高宗李治仪凤三年（公元678年）。

（祢军墓志）

《祢军墓志》(678年)为目前所见最早将“日本”国号刊刻在石质上的实物资料。该墓志可与《新唐书·东夷·日本传》的“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记载相佐证，即“日本国号出现时间在唐高宗李治在位时的咸亨元年(6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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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号由来的历史与文化解读

5世纪末叶至6世纪中叶，大和国内部权力之争绵延不绝，形成了苏我氏与物部氏两大豪族并立局面。587年，以苏我马子（？—626）为首的苏我氏势力在武力冲突中战胜物部氏，日本进入了权臣贵族总览大权时期。

587年8月，崇峻大王（？—592）即位，苏我马子以大臣身份执政。592年，苏我马子保荐其外甥女、敏达大王的王后炊屋姬为王，称为推古天皇（554—628），都城设在飞鸟地区（今奈良县橿原市和高市郡），开启了“飞鸟时代”。

593年4月，推古天皇立厩户皇子为皇太子使其摄政，此即圣德太子（574—622）。圣德太子利用儒佛思想进行了旨在强化中央集权、削弱权臣贵族的改革。

（圣德太子）

603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制”，按照“德、仁、礼、信、义、智”将冠位分为大小十二阶，并用官帽和服饰的颜色来表示官位等级。冠位是根据才能和功勋颁发给个人，不能世袭，朝廷通过确定官阶等级制打击了骄横跋扈的世袭贵族。

604年，圣德太子兼取中国的法、儒、墨及佛等诸家思想，制定了以训诫形式规范贵族政治与道德准则的“十七条宪法”，意在借助儒家“尊王思想”来确立皇权的权威，增进豪族对朝廷的忠诚。“十七条宪法”的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即把和平相处作为最重要原则。

可以说，圣德太子是首次把长期引进的中国先进文化成功融入大和国治理中的政治人物。在近现代，圣德太子的肖像画曾七次出现在日元纸币上，其中以1958年到1984年发行的“C版一万日元”最为人所知，因此在日语中圣德太子也是高额纸币的代名词，足见他对日本历史的重要影响。

此外，圣德太子大力倡导和振兴佛教，意欲培育出超越氏族的统一宗教信仰，削弱豪族势力，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大和朝廷还编纂了《天皇记》和《国记》等史书，向内外宣示了天皇的统治权威。

在此过程中，圣德太子恢复了与中国大陆王朝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多次向隋朝派遣留学生和朝贡使者，隋灭后又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积极学习借鉴隋、唐先进制度与思想文化。“日本”国号，就是在这种对内强化天皇权威、对外宣示天皇正统性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往往是在与他民族的文化碰撞中得到唤醒，特别是在与先进民族文化的比较中得到激发的。面对强盛的隋、唐，自愧不如的大和朝廷从自身处于隋、唐“以东”的地理位置和“日出处”的多重意蕴中寻找到了心理平衡。“日出处天子”和“东天皇”的自我称谓就是大和朝廷在与中原王朝的长期交往过程中自我意识得到强化的结果，同时也标志着这种自我意识在与隋、唐的交往中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这种自我意识继续得到强化的结果，就是在盛唐时期对“倭”称谓的由长期接受到表示厌恶（“恶倭名”）直至“日本”国号的最终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