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就是奸臣。大家就不要冲流量博眼球，为他洗白了！

一

秦桧生于两宋交替之际，灾难般的历史变故给了他人性里丑陋那部分一次放大的机会。很多人都有奸佞的“天分”，但大多数人没有表现的机会。秦桧的“天分”因为有了机遇，给过他生前无限荣光，就必须承担其死后的无尽羞耻。

秦桧出生于1090年，死于1155年。北宋在1127年结束，他当时37岁，也算正打当年。这之前的秦桧并没什么问题，甚至可以算一个好官好人。他27岁考中进士后就在朝廷做官，积极主张抗金。他的态度没问题。

北宋干不过金国，只能割地求和。宋钦宗派秦桧去金营商议求和。秦桧觉得违背其抗金的主张，三次请求不去，结果都被拒绝了，只好硬着头皮去。他的工作没问题。

二

不过这事没完，金兵不久就攻陷了汴京。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虏至金营，造就“靖康之耻”（郭靖、杨康）。金国想立张邦昌为帝，更换宋朝颜色，扶持自己的傀儡。此时的秦桧并没有被抓去，也没有逃走，而是和马伸等人力主保住赵氏江山，反对立张邦昌。为此，秦桧还亲自奔赴金国商议，结果被扣留在金国。活到这里，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努力都没问题。如果现在就猝死，甚至还有功！

秦桧留在金国大概有3年多，促成了三件事：一是金国逐渐放弃了张邦昌；二是秦桧得到金太宗弟弟挞懒的“宠信”，游走在金国与徽钦之间，两边讨好；三是在徽宗、钦宗父子的委曲求全下，金国承认南宋。南宋永远奉金国正朔，向其纳贡。

这三件事，第一件算有功，最后一件算有罪。鉴于没有第三件也难于促成第一件事，功过相抵了。关键是第二件事，暴露出秦桧在此期间有高度的“卖主求荣”嫌疑，因为徽钦父子过得猪狗不如，他却得钱万贯、绢万匹。这也是后来被诟病为奸臣的证据之一。儒家主张“君忧臣劳，君辱臣死”，徽钦都辱成渣了，他倒好，一点不死，还越活越潇洒。比起同为被虏的张叔夜、何栗、孙傅等人的坚贞不屈，秦桧的舒坦真是判若云泥。

南宋建立四年后，秦桧突然就回到南宋临安。他自己说是杀了监视的金兵，抢到小船逃回。这理由大多数人都不信，我也不信。你在那边确定的幸福美满，跑回来做什么？赌宋庭会不会认你功劳？

秦桧赌赢了。宰相范宗尹、枢密院李回都曾是他好友，（有可能也收了好处）一直为他说好话。高宗因此也认定其为忠臣（考虑当时力挺赵氏，反对立张邦昌），任命礼部尚书。秦桧上任后，便提出（转达）“南自南，北自北”的宋金南北分治方案。

针对当时的具体形势，主战、主和其实都没什么问题，都是一种形势判断，政治主张。不过，秦桧在此事上极力排除异己，甚至连当时支持他的范宗尹也不放过，就非常不厚道。期间又反反复复，七八年后，他终于巩固了宰相之位。

按照常理看，主战、主和都是政治主张，不存在绝对意义的忠臣、奸臣，可事实是政治主张的背后会形成政治利益集团，变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这些人里，有些是纯粹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有些人开始是，后来就慢慢不是，变成了自己的权力私欲。挂羊头卖狗肉，挂在为皇上、为社稷的名义争夺权力，你一拳我一拳，最后就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主和派的秦桧很善于搞这种斗争，一路上制压着主战派。其实这也无可厚非，问题是秦桧没有底线，这就成了他被诟病为奸臣的证据之二。为了排除异己，他搞“文字狱”，排斥朱熹等人，又安排儿子秦熺负责写历史，专门剔除对自己不利的资料。这两件事情都触动了儒家的底线，侵犯了儒生的利益。他们非常在意可又不好直接发作，因为发作你也打不过。仇恨只能积累着，积压着等到合适的机会再爆发。

这个机会就是金宋的关系演变。

“主战”“主和”都应该是一种临时的政策，要随着形势变化加以适当调整，要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最长远化来考虑问题。但事实操作上，由于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盾，政策很容易就会把对事的讨论，变成对人的斗争。这个逻辑也被秦桧无底线的延伸出去，假公济私、借剑杀人成为他诟病为奸臣的证据之三。在他眼里，只有自己的私利，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北宋灭亡后，在奔跑中匆忙建立的南宋确实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活下来是第一要务，所以和金国谈判就成为宋高宗最迫切的需要。高宗等人很清楚，和谈一定不是纯粹的和谈，必须有战场上的胜利作为辅助，才能顺利和谈。

事实也是如此，正是韩世忠黄天荡之战（以八千军队成功阻击金军南下，活捉完颜宗弼的女婿龙虎大王）、吴玠吴璘兄弟的和尚原之战（连破金营十余座营寨，完颜宗弼身中流矢）、岳飞的江淮阻击等等战役促成了宋金和谈。

南宋最终得以稳住东南，但赵构估计是被战争彻底吓傻，年轻的英勇已在几年的战火中烧尽成灰，留下的只有“求安逸”。（《我的团长我的团》指出中国人对战争的心理逃避）“想躺平”的那种劲头已经占据了他的每个细胞。“求和”成为他唯一的念头，死都不能改变，再怎么屈辱他也愿意。但人民不愿意，儒家不愿意，尤其是后世的汉人不愿意。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民族精神和脊梁骨的问题。

三

在这个背景下，南宋朝廷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也恢复了生机，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一边对内镇压起义，一边对外遏制金兵，取得了不少胜利。整个战场形势一片大好，但赵宋内心柔弱的“国风”病又犯了。

宋朝向来“以文制武”，将军的权力很弱。迫于形势需要，南宋在建立初期，崛起了如岳家军、韩家军此类的半官方半地方武装。其他人还好，大多懂得宋庭的政治风格。岳飞却特别耿直，说直白一点就是政治头脑比较简单。岳飞三天两头的上书说这个说那个（内容确实是公忠体国），甚至还劝高宗赶紧立太子。高宗很不高兴，认为岳飞作为一名武将已严重越界，对内有武官干政的嫌疑，对外又刺激了金国。金国恰好又再次出兵施压南宋。（很有可能是秦桧通风报信的）

赵构热爱和平的“圣母心”也再次爆发，迫切要求和谈。一是高宗客居金国的老爸宋徽宗去世了，他想把母亲赎回来；二是他真就只想做个快乐的“男主”，写写字，吃吃面，不想太过操劳。

游走于宋金之间的主和派秦桧再次如鱼得水。他成为公开的和谈中介，超级政治中间商。金国公开要求宋朝必须重用秦桧，高宗也公开表现自己一直在依赖秦桧。在这种情况下，秦桧已经不是一个命官，不是一个政治家，就是一个奸商。我们已经不指望他能代表汉人，为汉人在谈判中争取权力，就希望他能一碗水端平。结果他还是借力发力，彻底压制主战派，按照金国的要求，一边吐舌头，一边喘气害死岳飞。

四

《满江红》电影播出后，秦桧一时成为热词。有人说杀岳飞的真正主谋是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罢了。言语之中，也没说秦桧是好人，不过言语之下反应出这一种甩锅的心态。

儒家说的“天下无不是的君父”“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担君之忧”。为什么？因为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是由皇权延伸出政权。君王必须具备高度的权威，是政治的意识信仰。信仰不能错，如果错了就不是信仰，就会出现分离分裂，最后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这是政权的逻辑前提。你要是不喜欢，可以选择不参加。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牛逼，也可以选择改造它，重新建立一套。你总不能一边参加，一边又说他的不是。这就是缺德。

人家请你吃饭，你吃了还说不好吃？父母把你养大，你却埋怨养得不够壮？人家刘氏、赵氏、朱氏百死一生，流血断亲创立王朝基业，你在家念几本书就要求和他平等治世？你选择科举、选择做官、选择加入，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就像找工作一样，工资报酬就是对应劳动付出。政权体系下，权力赋予本身也就包括责任担当。你不能只要权力，不要责任，不能只想吃饭不肯背锅。

为皇帝背锅是宰相的职责之一。

高宗再怎么昏聩也是人家高宗的事，不影响秦桧奸臣、汉奸的评价。高宗行不行，人家要在皇帝群里进行评价，那才是平等主体，不是跟你宰相互相论是非。

秦桧游走于宋金之间两头吃，不顾自己的出身，无视宋朝的利益，一味迎合金人的利益，放大高宗的恐惧，巩固自己的利益，毫无底线。

儒家认为，君王做出的决策如有什么问题，应该在执行中给予完善（纠正），而不是扩大。可是有那么一些人，总以自己的利益为唯一标准，揣着明白装糊涂，高级黑、低级红，满口借着领导的指令，故意抹黑领导，欺诈百姓，酿造君民对立。就像一首歌一样，词曲作者是一回事，唱歌的歌手怎样理解，如何演绎更是一回事。歌手的“执行力”很大程度影响了词曲作者能力水平的“表现力”。

秦桧就是奸臣，凭他在两国之间的“地位”完全有能力有机会修缮和谈条款，不是一定要杀死岳飞，可他不但想杀还是迫不及待去杀的样子。

这不是杀死一个武将的事。这是毁灭一种趋势，杀死一个王朝的退路。自此，南宋再也难于建立北伐，收复失地的国家意志，只有偏安一隅，苟安富贵的心态。作为南宋的朝堂官员，他们本应该把高宗的懦弱限制在宫廷之中，而不是变本加厉变成国策，并影响对后世治国的“基调”。

五

这是民间为什么恨秦桧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斗争，互相杀伐多了去，为什么独是你秦桧最不得翻身？因为秦桧毁灭了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在和平时期很难觉察，但到危难亡国的边缘时刻，有没有就是一个民族能不能延续的关键因素。在全民抗日时，连“三毛”都能想到学着岳武穆。要不是有这种精神在，世界的格局可能就要重新改写。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南宋在“妥协”外交政策的帮助，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才有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人民生活富裕。秦桧、高宗他们只以极小的经济代价换回了更大的财富回报。这是典型的经济学代替社会学，取代政治学的偏门理论。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忽略文化账、掩盖精神账、销毁民族账。

如果只算经济账的话，凯子可以叫老婆去卖啊，一个月的收入就能顶一年啊！那经济学家们卖不卖？所以这个道理不讨论。稍微想想就知道，什么叫嘴脸，嘴被包子堵住了，脸就不要了！

当然，从哲学两面来看，秦桧的行为经过儒家文学的反击，反而突出了岳飞的民族精神。不过我们可不是吃鸡汤长大的圣母婊，王八蛋就是王八蛋，我们不会因为活得好好就感谢每一个王八蛋。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不弄死你个王八蛋就不错了，还想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