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讲历史，你知道他有几样讲法？

“少年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

在大环境的变动下，今天的孔乙己，一下子多了起来。

那么，“茴”字的写法，是不是也要多了起来呢？

其实，“茴”字的写法多不多，不重要；对中国历史的讲法多不多，才重要。

这不，孔乙己一多，对中国历史的讲法，就至少多了以下这种：

我们中国历史，号称“上下五千年”，那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算起的。

如果从神农氏炎帝时代开始算起，那应该是“上下七千年”。

如果从伏羲女娲时代算起，那就更早了，得有几万年。

当然，那些都是传说，不是属于“信史”。

我们中国的“信史”，应该是从周朝开始算起，是记载得多，考古证明也多。

那么，从周朝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到满清灭亡之前，是经历了三个大的政治时代。

这三个大的政治时代，就分别是周朝时期的“大封建时代”；从秦朝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郡县制时代”；从隋朝到清朝时期的“科举制时代”。

那么，这三个政治时代的特点，以及她们各自的成因是什么呢？

首先，这三个时代都是属于农业生产时代。

农业生产时代的根本矛盾，就是“土地兼并”，就是强势者和弱势者之间的“土地兼并”。

只不过，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导致生产关系不同，这三个时代的强势者和弱势者的社会身份，是各不相同的。

“大封建时代”的强势者和弱势者，是诸侯；强势者是大诸侯，弱势者是小诸侯。

“郡县制时代”的强势者和弱势者，是地主；强势者是大地主，弱势者是小地主。

“科举制时代”的强势者和弱势者，是地主和工商业者；强势者是大地主和大工商业者，弱势者是小地主和小工商业者。

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强势者和弱势者，他们之间的矛盾焦点，都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土地兼并”。

整个农业生产时代的社会秩序，就是围绕着“土地兼并”这个矛盾的发展，而反复地崩溃与重建的。

而在这个围绕“土地兼并”所产生的矛盾中，虽然最根本的矛盾双方，是强势者和弱势者。

但是，在这强势者和弱势者之外，还有另外一对矛盾的双方，那就是天子帝王和官僚系统。

其中，弱势者通过暴力起义，结束上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秩序，又通过重新分配土地，来重新创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天子帝王，就是领导弱势者通过暴力起义，结束上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秩序，又代表弱势者维护新的社会秩序的，也就是反对“土地兼并”的。

而强势者则通过掌控权力，追求“土地兼并”，破坏社会秩序；官僚系统，就是支持强势者破坏社会秩序的，也就是支持“土地兼并”的。

但是，官僚系统本身的来源与职责，并不是支持强势者破坏社会秩序的，并不是支持“土地兼并”的，而是代表天子帝王维护社会秩序的。

只是，在他们代表天子帝王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他们会因为与强势者的利益纠缠，而产生异化，从而背叛天子帝王，变成强势者进行“土地兼并”，破坏社会秩序的支持者和帮凶。

而天子帝王为什么会领导弱势者通过暴力起义，结束上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秩序，又代表弱势者维护新的社会秩序呢？

因为，弱势者虽然在个体上是弱势者，但是，他们如果仗着他们个体数量众多，而团结起来，那他们就会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强势群体，从而可以横扫一切个体性的强势者，创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因为他们是通过个体团结而形成的一个整体，他们就必然要推举出一个领导者、代理人，来领导他们集体行动，代表他们维护他们所创建的社会秩序。

而这个领导者、代理人，就是天子帝王。

因为，天子帝王的权力、地位是由弱势者支撑起来的，是用来维护弱势者所创建的社会秩序的，所以，为了捍卫自己的帝王地位，天子帝王，就必须维护社会秩序，反对“土地兼并”。

但是，由于个体性的弱势地位，使弱势者们没有文化，没有与自己的利益诉求相适应的思维能力，所以，弱势者们每次创造新的社会秩序，都是出自他们的本能，都是他们在从前的社会秩序彻底崩溃，他们完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他们凭着要活下去的本能而团结起来，打倒那些个体性的强势者而重建起来的。

所以，当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后，他们这些没有文化，没有与自己的利益诉求相适应的思维能力的弱势者们，就又会回到从前的分散状态，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各自奋斗。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就又会形成一些新的强势者。

于是，社会又开始分化，官僚系统，也会由于跟新的强势者之间的纠缠，而产生异化。

在异化了的官僚系统的支持下，土地兼并就会重新发生，并且，也越来越严重。

而弱势者们，一方面是因为其个体上的自然分散性，不利于他们团结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没有文化，他们的思维水平，不足以指导他们进行正确的抉择，导致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土地兼并”。

另一方面，天子帝王，是通过官僚系统与弱势者发生联系的，当官僚系统产生异化，背叛天子帝王之后，天子帝王就无法与弱势者取得联系，就成了孤家寡人。

所以，社会秩序会随着强势者的越来越强势，而最终走向崩溃。

弱势者们因为无法活下去，又不得不凭着要活下去的本能而团结起来，消灭强势者，重新创建新的社会秩序。

而三个大的政治时代，就正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天子帝王与官僚系统之间的关系不断演化的结果。

大封建时代，天子帝王是依赖于诸侯自治来管理天下的。

正是由于诸侯自治，诸侯各自都有自己的军队，所以，他们就很容易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与天子帝王分庭抗礼，迫使天子帝王，不能干预他们通过战争进行“土地兼并”。

这就是西周灭亡，东周列国群雄割据，春秋战国时代形成长达几百年的战乱的根本原因。

而秦始皇、刘邦，就是在吸取这个教训的基础上，改大封建政治为郡县制政治的。

大封建政治和郡县制政治的根本区别，就是大封建政治是地方政权既有政权也有军权；而郡县制政治则将政权与军权分开，地方政权只有政权没有军权。

这样，在郡县制政治下，通过武力进行“土地兼并”的情况，就不会发生。

但是，虽然通过武力进行“土地兼并”的情况不会发生，通过金钱赎买或权力掠夺进行“土地兼并”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郡县制下的朝廷官员和地方官员，都是通过推荐产生的。

而这种推荐，就很容易“肥水不流外人田”，从而形成门阀世家。

门阀世家一旦形成，他们既有钱，又有权，进行“土地兼并”就无人阻挡。

所以，为了改变这个弊端，隋朝和唐朝，就前仆后继，推行了科举制，消灭了门阀世家。

但是，科举制消灭了门阀世家，却消灭不了富人。

而富人通过贿赂，与官僚集团结成利益联盟，同样能够进行“土地兼并”。

那么，为了应对官僚集团与富人结成的利益联盟，大明王朝，就利用宦官集团，建立东厂和西厂，对官僚集团和富人实行监督。

但是，因为宦官集团再庞大，也监督不了所有的官员和富人，更何况，宦官也是官，他们也可以进行权力寻租，也可以与官僚集团同流合污，所以，明朝设立东厂和西厂监督官僚集团和富人的实际效果，仅仅是聊胜于无，并不十分理想。

从这里可以看出，本来是天子帝王和弱势者为一方，官僚集团和强势者为一方的二比二的政治格局，因为弱势者的缺席，就变成了天子帝王为一方，官僚集团和强势者为一方的一比二的政治格局。

我们可以从王莽的“土地改革”失败，刘秀的“土地改革”成功，来看弱势者的缺席对政治局势的影响。

王莽就是在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篡夺西汉王朝的江山，建立他的“新朝”的。

而他篡权建立“新朝”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号令，进行“土地改革”，追求“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但是，他的“土地改革”，有没有得到那些失去土地的弱势者们的响应支持呢？

没有。

下面的弱势者们没文化，根本就不懂政治，怎么可能对他的改革进行响应呢？

而那些执行他的政策的朝廷官员们，本身就是“土地兼并”的元凶，本身就是“土地兼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怎么可能忠实地执行王莽的“土地改革”政策呢？

所以，王莽的“土地改革”必然失败。

那么，刘秀为什么又进行“土地改革”成功了呢？

因为，刘秀的官僚系统，是他在他自己打江山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自己建立起来的。

这个官僚系统中的官员，之前大多是被迫造反的弱势者，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他们当然会忠实地执行刘秀的“土地改革”政策。

所以，王莽的失败，是弱势者没有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所造成的失败；刘秀的成功，是弱势者参与了政治斗争所造成的成功。

我们再看“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中，弱势者缺席，对他们的变法与改革所造成是影响。

“王安石变法”，反对派不仅在理论上极力反对，而且，在执行层面，故意过度执行王安石的改革政策，故意把助人的政策，执行成害人的政策，搞得天怒人怨。

如果弱势者们能够团结起来，揭露一些官员阳奉阴违的过度作为，确保改革目标精准到位，“王安石变法”未必不能成功。

相对来说，“张居正改革”，比“王安石变法”要成功一些。

那么，“张居正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呢？

因为，张居正吸取了王安石的教训，他在推行他真正的改革之前，先推行“考成法”，改革官僚体制，打乱官僚系统与富人——强势者之间的联系。

这样，在官僚系统与富人——强势者之间暂时相背离，不能够相互勾结的情况下，他再来突击推行他真正的改革，出台“一条鞭法”，开展对富人土地的丈量工作。

由于富人们与他们所面对的新的官僚系统一时不能建立有效的联系，所以，面对张居正突击性的土地清查与丈量，他们就无法阻止或逃避，然后，他们就只有照章纳税，使得朝廷的税收收入一下子大增。

但是，张居正的这种成功，也只是有限的成功，只是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压力而已。

以张居正的精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大明王朝真正的危机，并不是朝廷缺钱，而是“土地兼并”太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的隐患，为大明王朝的最终灭亡，创造了条件。

那么，张居正为什么只是清查土地，而不进行“土地改革”，不让那些失地农民重新有地可种呢？

因为，他知道，他清查土地只是要富人的钱，富人们不在乎那点钱，不会为了一点小钱而跟他闹翻。

但是，如果他要进行“土地改革”，把富人们好不容易兼并来的土地，又去分给穷人，那富人们就绝对不能忍。

而他改革官僚系统，只是暂时性地让富人们和官僚们，不能建立有效的联系而已，时间一长，富人们还是能够与官僚们建立联系。

那么，到时候，他张居正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土地改革”也不可能成功。

所以，审时度势，张居正不做自己做不到，反而容易给自己招来祸患的事。

他能够让朝廷暂时性地有钱花，就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那么，我们由此看到，弱势者们不能团结起来，参与政治斗争，这会让那些变法派和改革派们是多么地艰难。

但是，弱势者们为什么不能够参与政治斗争呢？

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那样的思维意识啊。

所以，几千年的中国，弱势者们由于没有文化，没有理性斗争的意识，他们就只能是在最后的绝望中，进行本能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