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人谈论治乱兴衰只有“朝代”的概念，今人探讨政治文明则更多关注“国家”。

考察殷代国家形态，简言之即描绘殷代国家的具体面貌，对于理解早期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殷代每个族邑都是独立的邦，商王为天下共主，凌驾于庶邦之上，众多族邑联结在一起组成国家，其基本结构为殷邦与多邦并存，殷邦统治多邦。

商王是殷代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王”拥有至高独尊地位，“王权”弱于后世的专制皇权，但又强于盟主的区域性“霸权”，与殷代国家“松散”“集中”并存的统治模式正相适应。

殷代国家政务集中在“祀”与“戎”两件大事上，尽管政府架构尚不完善，但在国家权力的运行过程中，书面文件已得到有效应用，部分具体事项如“取刍”、征收卜甲等皆展现出稳定的程序、合理的人员配置乃至初步的“行政层级化”趋势。

所以殷、周早期国家的某些统治措施，在春秋时期楚、晋县制中还有部分保留，可视为地方行政的最初萌芽。

殷、周国家形态之对比

古人喜言“三代”，大概将“夏商周”作为一个整体，与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国家相区分。对于“三代”内的异同，则有“殷质周文”之说，但往往只应用于名物礼制的解释，究其本质又多语焉不详。近人自王国维始，才以科学的治史方法剖析殷、周二代之异同。

一个朝代的国家形态，决定着当时社会的基本政治面貌，殷、周国家形态的比较分析，无疑是殷周对比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周代国家”是我们认识“殷代国家”最好的参照。

殷、周国家形态的相同点

所谓“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殷、周两代的制度、文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争论焦点在于承袭、变革为何，承袭更多还是变革更多。就国家形态而言，殷、周国家的结构形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统治模式则显露出较多差异特征。

一、“一邦与多邦并存”的国家结构

殷、周国家之间最本质的共同点就是“一邦与多邦并存”的国家结构，周天子既是“周邦”的统治者，也是天下“万邦”的施政者，“周邦”与“万邦”事实上在“国家意识”上分属不同的“邦”是十分明显的。

二、内外分治的统治模式

晚商“商邑”—“四方”的国家结构决定了其“内服”“外服”分治的统治模式；同样，西周“周邦”—“万邦”的国家结构，也影响了其“王朝”“诸侯”的内外分治模式。

早在克商之前，周文王还只是“西伯”时，他的统治范围已明显分为“周邦”与“庶邦”两部分，如《酒诰》“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云云，“庶邦庶士”乃指西土的“友邦冢君”，“少正御事”是说“周邦”内的大小官员。待到克商、东征、封建均告成功之后，周人建立起更完善的“内外分治”体制。

三、“点”状国土形态

商、周时人对每个王朝国家所控制的国土，只会有分散于各地的一些‘点’的观念。”殷代国家的国土呈“点”状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西周国家的政治疆域进一步扩展，但形态上依旧未脱离“点”的范畴。

相比于商代“王畿”的隐晦，西周“王畿”在典籍中的记载更显确切，《汉书·地理志》云“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仿佛从宗周到成周的千里地域就是周天子直辖的“王畿”。

表面上看，西周王室直接管辖的邑数量更多，土地面积更大，但西起陇西、东到洛阳的“千里”地域内，并非全部是“周邦”的国土，在关中地区、伊洛流域等地，还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小大邦”。

四、至高独尊的王权

商、周政体另一个明显的相同点就是王权至高无上。周人统治者不仅继承了商人的“王”号，将王权至高独尊的特点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西周金文中固然有“吴王”、“吕王”等外族称“王”者，但一则他们或属“友邦冢君”，或属戎狄君长，游离于西周国家体系之外，更不在“侯、田、男”的诸侯系统之中；二则他们也只是自家作器或歌颂祖先时，才偶尔显露“王”号，非公然称“王”与周天子作对。

熊渠之所以能称王，是抓住了两个条件：一，“王室微”，二，“我蛮夷也”。这适可表明，在西周国家政权之内，无论王室力量强弱，“王”号都是独尊的；当王室力量强大时，边缘族群也不敢擅自僭称“王”号。

当王朝力量强盛时，周王面对“邦君”“诸侯”也能行使更大的权力，史书中记载了周王“烹齐哀公”、干涉鲁君废立等事：

齐、鲁是东方最重要两大国，犹要面临如此压力，周夷王、宣王对“诸侯”的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尽跃然于纸上。

殷、周国家形态之差异

虽然将商王比作“盟主”的说法未必准确，但其中揭示了殷、周国家政体变易之大势：西周国家的“集中”倾向较殷代大大增强。如果说殷代国家是“松散”与“集中”并存，西周国家则将“万邦”逐步凝聚为一个整体。

一、封建与宗法相结合

“封建”一词古已有之，就是指封邦建国；“宗法”究其本质，就是对“久远的亲属保留或淘汰的法则”。若仅求狭隘的字面意思，殷代国家既有“封建”，也有“宗法”，不过晚商“封建”与“宗法”既不关联，也未产生重大影响，西周的“封建制”与“宗法制”结合在一起，却是周代国家的根本制度，如王国维所说，“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乎此”。

封建亲戚是为了拱卫周王室的统治。当“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之时，周人虽然依靠武力征服了广大东方地区，但相比于被征服的殷遗民及东方旧族，单单是人口上的差距就难以弥补，更遑论仅凭王朝力量牢固地控制各地。

同样面对统治“四方”族邑的问题，殷王室的思路是通过武力打击、任命职官、巡省监督等手段，压服本就存在的“万邦”；周人则选择了“创建新邦”，封建亲戚化整为零，众建诸侯，分而治之，诸侯又兼有守卫与扩张之职责，藉由“新邦”有效地控制局面。

二、“圈层化”政治地理格局的初步构建

殷、周国家对“万邦”的分类标准大体相同，即有无职官或职事。但殷、周统治者的“体国经野”之道并不一致。

各种类型“邦”的地域分布特征有明显区别：晚商时期，叛服不定、忠诚臣服和担任职事的族邑错杂相交，在商人重点开拓的东土地区，“侯”、“戍”等职呈现出“线状”排列的特征，即沿交通干线依次排开，控制战略要地与往来通道；西周时“邦君”“诸侯”的分布则初步显现出“圈层化”政治地理格局。

三、“王朝”地方行政的发展

周人藉由“封建亲戚”造就了“诸侯”，又通过“诸侯”的分布构建“圈层”政治地理格局，在“内圈”中，“周邦”对“万邦”占据绝对优势，此种态势推动西周国家在“内圈”酝酿出更严密的统治体系，甚至诞生地方行政之萌芽。

另外，“内圈”的其他普通邑聚也有一部分由周王朝直接管理，如恒簋铭中的“直”，具体的地理分布、管理形式尚难言明。且岐周、宗周、成周三处统治中心，及京、奠等次级陪都，足以辐射整个“内圈”，“都-鄙”聚落的行政化管理，也大大增强了国家政权的“集中”倾向。

四、官僚体系渐臻完善

“横向配置”方面，官僚体系也更趋完善。近年来新出资料及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西周王朝政府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等均已相当成熟，许多旧的认知亟待刷新。

（一）职官制度：政府功能的完善

（二）官员群体：“官僚化”的发展趋势

（三）世卿世禄：“职官”（周邦）与“世族”（庶邦）相结合

五、“邦”的形态的改变

殷代“邦”也即“族邑”的聚落形态，第一章中有详细描述，大体呈“都-鄙”结构，西周初期的“邦”也是如此，宜侯吴簋土田、人口的分布即为典型例证。在东方地区，一部分“小国寡民”的旧邦，直到东周时期仍保持如此形态。

国家形态，畿内只有采邑而无独立的“邦”，畿外皆为分权割据的封国。不过西周时期内外各“邦”只是产生如此演变的趋势，总体上“多邦并存”的国家结构形式并未改变。内外“庶邦”各自变化的极端结果，大概就是东周儒者构拟的“王畿-封国”。

结语

概言之，即周人统治者通过“宗法”“封建”“世官”等制度，将“多邦”牢牢凝聚在“周邦”周围，将周代国家建设成权力更加集中的政权机构。

殷、周之间国家结构形式虽未发生根本改变，但统治模式变化极大：周人强调血缘以维系“周邦”与“诸侯”的稳定，强调地缘以巩固“都邑”对“边鄙”的统治，强调职官以促进国家政权的成熟，强调民事以增强上层对基层的控制。

相比于殷人征伐、游猎、巡省、置奠、设官分职、武力威慑等举措，二者差异可谓显著，殷代国家试图建立一个“以我为主”的政治联合体，而周代国家的目标是建成“你中有我”的政治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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