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已二十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抄家得财的门路

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四月，张居正辅佐十年的明神宗朱翊钧突然翻脸，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派司礼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前往张居正的家乡湖北江陵办理。张诚是万历皇帝早年安插在张居正身边的一名探子，丘则是当年张居正厌而不升的旧臣。张诚等查抄张居正的兄弟及几个儿子的所有家财，共得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

张诚等看到张家的全部财产，不及明嘉靖时宰相严嵩家产的二十分之一，于是，对张氏家属严加拷讯，逼迫招认分散寄存银钱二百万两。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诬，以至株连亲友，荆川骚动。

张敬修不堪严刑追逼，痛写血书鸣冤，然后，自缢身死。三子张懋修投井自杀未遂，又绝食未死。张氏子孙家属饿死及自杀者数十人。张居正的母亲年逾八旬，惶惧哭泣，求死不得。事情的发生，离张居正去世只有一年又十个月。

　　明代中叶的国家，官场腐败，贿赂成风，经济崩溃，边防危急。官员本着做官就是为了捞钱的宗旨，“入朝视事，循例取索”；人事部门与富豪勾结作弊，“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司法机关利用手中权力，“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一种以吏治腐败为主体的污浊空气毒害社会，国家处在忧患危困之中。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明神宗即位，司礼太监冯保掌管代皇帝批阅文件及用印的大权，内阁首辅高拱对此极为不满，要求将这些大权归还内阁，开始密谋驱逐冯保。此事被冯保察觉。六月十六日，冯保宣读皇后、皇贵妃李氏及小皇帝的谕旨，称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限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下野，张居正升任首辅，张居正时代从此起步。

　　张居正接受辅佐十岁小皇帝的重托，总揽朝纲，锐意改革。

考成法的实施，打击了农村中的豪富势力，取消了这部分人的赋税减免特权，扭转了赋税转嫁到小农身上的状况，开辟了国家的赋税之源，形成“财裕民足，四海晏然”的局面。

整顿学政的措施，遏制了竞奔请托以成生员的腐败风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改革驿递制度，煞住了官员私用驿站、饱肥私囊的腐败之风，为国家节省大批资金，以至“小民欢呼歌诵”。

一条鞭法的推行，取消了豪绅势宦利用优免特权逃避赋役、偷漏税粮的特权，一律强制纳税，达到“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的目的，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解除了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但触犯了一大批官僚富豪的特权和利益，所谓“即达官显贵，亦不能少贷”。他的反腐败措施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但他仍然坚持秉公执法，非议的人愈急，他执行得愈力，自我表白说只能“弃家忘躯，以殉国家”。

可以说，张居正的改革是围绕反对贪贿开展的，贪贿之事也是反对他的人，密切注视他的焦点。张居正认为，上层官员应做奖廉抑贪的表率，政府首脑及地方督抚是正风之本。

他先从自己做起，仅两广官员送给他的礼物不下万金，他都拒绝接受。他明白这些礼金都是官员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在给一位官员的信中说：“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如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非骄伪也。”辽东总兵李成梁晋封宁远伯，是在张居正的提议下得到的。为感激提拔之恩，李派人到张家送礼，张居正对送礼的使者说：“你主人的功勋是从百战中得到的，我要是接受他的礼金，是对高皇帝的侮辱。”他怕李成梁误会，又写信给李的同事、辽东巡抚周咏书，说明李成梁应当殚精竭虑以报国家，即使酬谢知己，也不在于厚重送礼。

　　张居正自持其身，也“严饬族人子弟，毋敢轻受馈遗”，但无法控制他的父亲张文明。地方官为巴结首辅，往往到张家送礼，张家积蓄的家财，应该包括这些礼金在内。

　　张居正对自己身处险境早有认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任事以来，“所结怨于天下者不少矣”。

这些结怨的人，有遭他整肃的特权人物，也有被他触犯的既得利益者，还有被他革职或降级的官员，另有长于文笔而短于治国被他弃而不用的笔杆文人。这些受过他打击的人无时无地不在盯着他，寻求报复的机会。“自知身后必不保”，这是张居正自己的话，但他明知身危而不退步，不顾一时之毁誉，也不计万世之是非，忘身殉国，“虽机阱满前，众簇攒体，孤不畏也”。

身后被他言中，由于万历皇帝的鼓动，贪贿者以报复张居正为反攻倒算之机，新进者以攻击张居正为升官取仕之途，张居正成了“乱政之权奸”、“万古之罪人”。张居正当年忧虑的是他本人的安危，万万没有想到死后居然祸及自己的老母及子孙。

　　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皇帝查抄太监冯保家，聚得金银百余万两，外加珠宝无数。年已二十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抄家得财的门路。

　　这时，辽王朱宪的次妃王氏上疏，指说“庶人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辽王朱宪是朱元璋的第十五个儿子朱植的后代，是万历帝的嫡系宗亲，封地在湖北荆州。因为荒诞暴虐，隆庆二年被明穆宗朱载废为庶人。王府为张居正家据为己有，后以建坊银两折价购买。借此原因，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

　　明代的法律规定，抄家之罪有三条：一是谋反，二是叛逆，三是奸党。查抄张居正家产的决定公布之后，左都御史赵锦上疏提出异议，以为张居正“未尝别有异志”，意思是张居正没有犯抄家之罪。还有一位官至左谕德的于慎行，在写给执行抄家任务的刑部丘侍郎信中说：“张居正平生行事，务在建功立业，他以法绳天下，自己的荷包不会鼓起来；张居正以盖世之功自豪，不会用贪贿的行为玷污自己，他家的积蓄不会太多。”信中还指出：“张居正为国家操劳，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之时，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于慎行希望丘侍郎不要太重金钱而给后人留下话柄。丘侍郎对于慎行的一番劝诫置之不理。

　　赵锦与于慎行都曾惹过首辅张居正的不快，后来被迫退休归里，复出任职后，不仅没有投井下石，反而上疏营救落难的对头，时人称为有德的长者。

　　万历皇帝看到对张居正家查抄金银不多，就从政治上定罪，说张居正“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而不提张居正贪贿敛财之事。但仍然馀恨未释，说张居正的罪，本当“剖棺戮尸”，只是念着他对朝廷效劳有年，才没有这样执行。

张居正的兄弟及几个孙子都被充军边地。一代名相、十年皇师张居正，身后落得如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