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蒙古国诸汗对儒士的态度，反映出哪些问题？

钱穆先生指出，“凡属政事上具有一种真实性之制度，则必从社会风气酝酿而出”。

成吉思汗时期

蒙古肇基朔方，制度简要，具有浓厚的游牧色彩，军事治理施行“以万户统军旅”的十进制军事体系。在国家治理中，《元史》记载“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此说过于简略，但足以说明蒙古国没有如中原王朝繁复的国家机构和制度建设。

在简略的制度下，蒙古汗国的一切政务皆由大汗之怯薛负责处理。怯薛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已出现，由蒙古氏族社会崩坏过程中产生的游离份子、服属于游牧主个人的所谓“伴当”演变而来。根据不同名称，有不同的执事分配，怯薛分掌冠服、弓矢、文史、卜祝等事，其中每种形式都有具体的执事名称，如火儿赤、昔宝赤、必阇赤等。

蒙古帝国的中央行政机构，由以怯薛制度为核心衍生的多种官称为主。据史料记载，该时期的官称中，辅相之臣与各类执事，惟有大汗可任命，且各官皆因事而设，名目繁多。

成吉思汗时期是蒙古向外扩张的关键时期，虽有亡金儒士服务于宫廷，但军旅之事为当时之主要任务。服务于军旅的医药、卜祝之事扮演重要角色，故对儒士的任用，也仅局限于军事、筮卜和掌管文书等方面，这不仅体现了此时蒙古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缺乏认识的情状，也有实用主义考量。其中对儒士耶律楚材的任用最具代表性。

耶律楚材，字晋卿，号湛然居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耶律图欲八世孙。东丹王图欲是中原文明的倾慕者，后人皆有一定的儒学修养。楚材父耶律履，通六经百家、阴阳方技、历象推歩等学，时人称之为通儒。楚材也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

耶律楚材是辽朝皇室贵胄，在金朝亦属官宦家庭，更重要的是其家学以儒学为主，是中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儒士。据李涵考证，管理汉文书的必阇赤设置于1211后，最早担任此官的是亡金贵族粘合重山。

耶律楚材进入蒙古宫廷后，也担任汉文必阇赤。窝阔台年间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臣彭大雅明确记载当时蒙古文书的掌管情况，指出镇海掌管回回地区颁行的回回字，耶律楚材掌管通行于汉人契丹女真地区的汉字。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的诏书也出自耶律楚材之手。

总体而言，成吉思汗时代对儒士与儒学缺乏认识，儒者或被看做巫师，或用于处理汉地文书，处理文书的人，在中国传统王朝中多以“吏”的身份存在。

窝阔台汗时期

太祖二十二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去世，其时窝阔台远在霍博之地，国事无所属，由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监国，直至太宗元年夏，窝阔台即位。窝阔台时期，蒙古人开始对儒士和儒学有所认识，相对成吉思汗时代可称之为进步。

拖雷监国期间，耶律楚材受命于丁亥年赴燕京搜索经籍，后又解决燕京治安。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还与拖雷订立朝廷礼仪制度，制定拜礼，可见拖雷对其非常倚重。作为成吉思汗至窝阔台时代的过渡人物，这种倚重关系着实有助于提高耶律楚材的地位。

窝阔台即位，拖雷“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礼仪正规隆重，得到窝阔台赞许，称赞耶律楚材“真社稷臣也”，并逐渐受重用。窝阔台即位后，实行了有利于儒士和儒学发展的政策，耶律楚材的作用不可低估。但他最受窝阔台称许的是为蒙古宫廷征收赋税的能力，窝阔台实行的利儒政策，大多出于聚敛中原财赋之鹄的。

蒙古人依靠强大的军队占领中原汉地，然缺乏管理汉地的经验，直至窝阔台时期，还有人提出清除居住汉地的汉人，以汉地为牧场的建议。耶律楚材认为汉地富足，只要有所为，没有求而不得之物，故上奏窝阔台：“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该方案得到窝阔台肯定。

太宗元年，窝阔台颁布诏书，命耶律楚材主持河北汉民赋调，自此，他开始全面负责华北地区的赋税征收。为更好地推行赋税制度，楚材又奏请设立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皆用儒士。太宗二年冬十一月，十路征收课税所正式设立，长贰皆用士人。

本次赋税征收成果显著，辛卯年，窝阔台至云中，看到课税所征收的金帛及廪籍，非常满意，对耶律楚材说：“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

显然，窝阔台看重其理财能力而非儒士身份。窝阔台询问南国之臣是否还有如耶律楚材者，并非显示出其重用儒士治国之设想，而是关注是南国之臣的吏能。

总体上说，窝阔台对儒士和儒学的认识仍是肤浅的，甚至对儒士还持怀疑态度，如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敛财之事败露，以赃抵罪，窝阔台质问耶律楚材：“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仍有此辈？”最终在耶律楚材的解释下，愤怒才得以消除。

十路课税所长官的设置可以体现这一时期蒙古统治者对儒士的任用情况。太宗二年课税所长官任命情况为：燕京长官陈时可、赵昉，宣德长官刘中、刘桓，西京长官周立和、王贞，太原长官吕振、刘子振，平阳长官杨简、高廷英，真定长官王晋、贾从，东平长官张瑜、王锐，北京长官王德亨、侯显，平州长官夹谷永、程泰，济南长官田木西、李天翼。

他们都是极天下之选的金朝官员或文人儒士，具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在他们手下，选用省部旧人作为参佐，进一步提高了官僚队伍的素质。这是蒙古国任用儒士充实官僚机构的滥觞。

太宗二年以后，有郭汝海、徐世隆任职燕京课税所，樊大临任宣德路课税副使，赵椿龄任真定路课税副使，李庭秀任平阳路课税所，马亨任真定路课税副使，张楫任职北京路课税使，毕叔贤、齐荣显等任东平路课税所长官，杨奂任河南路课税所长官。

赵琦对上述人员中有史可稽的部分生平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据其研究，课税所的人选不仅通古今，明儒术，具有儒学功底，还有一定的吏事能力。同时，课税所长官上任后，也会起用一批儒士充当幕僚或佐吏。可以说，大蒙古国对儒生的起用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以儒任吏色彩，这也反映了大蒙古国统治者对吏的重视。

窝阔台在中原汉地设置中书省、行中书省等类似中原传统官制的机构，中书省的名称实际上是汉人以必阇赤机构的职能比照古代中原官制而给予的汉称。其中，中书省是为征收中原赋税所设，行中书省主要承担簿书处理、建言献策、军需供应等职责。

这些机构也任用了大批儒士。如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的中书省，任用高冲霄、李邦瑞、宋珍等一批儒士作为其僚属。胡天禄在行省平阳期间任用王子卿、李君实、徐进之、王君玉、薛正之、孟攀鳞、陈赓、李桢等人作为僚属，行省陕西后，又任用王辅臣、邳邦用、来献臣、张徽、裴宪、孟攀鳞、张琚、李庭等关西知名文人儒士。

上述人等之事迹，赵琦已有较为详细的考证。基于中书省和行中书省设置的初衷，上述儒士必然需掌握一定的吏能，以儒任吏色彩可较为明显地显示出来。

窝阔台还推行其他有利于儒士和儒学发展的政策，如袭封孔子后裔孔元措为衍圣公。太宗五年和八年先后两次敕修孔子庙。八年在金朝的文化中心燕京置编修所，平阳置经籍所，任用亡金儒士梁陟任长官，王万庆、赵著任副职，以开文治等。

对于这些政策，学界已有充分研究。此处需提及太宗十年举行的“戊戌选试”，此次考试不仅救助了一批亡金期间流离失所的儒士，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元朝初期儒吏的选拔提供了储备人才。

蒙金战争导致一批儒士流离失所，很多儒士或沦为奴隶、收人驱使，或寄身佛、道，也有人从事农、军、匠、商等职业，生活艰难，窝阔台年间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臣记载：“外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随于屠沽，去为黄冠，皆尚称旧官。

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贱役，又得衣食，最令人伤也”。长期以来被传统士人所贬斥的僧道却受到蒙古统治者推崇，成吉思汗时代就获得免除徭役的特权。

为救助落于困境中的儒生，耶律楚材于丁酉年上奏窝阔台，指出以儒臣治国，如同用良工制器物，而培养儒臣是漫长的事业，无数十年无法完成，建议用“校试”选拔儒士，该建议得到窝阔台批准，同年下诏规定“中选儒士，若有种田者，输纳地税，买卖者，输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出差，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

考试主要在1238年进行，史称“戊戌选试”，科目仿照金朝，分经义、词赋、策论三科，选拔非常宽松，因此，“戊戌选试”无疑是蒙古统治者保护儒士的滥觞。

需要指出的是，“戊戌选试”发生在丙申年括户之后，是为了编定僧、道、儒户籍而进行的，选拔儒士只是其中之一项目，这从本质决定了戊戌选试不同于历代科举。耶律楚材推动“戊戌选试”，是与考汰僧道合并举行的，故“戊戌选试”不仅有救济流散和没为奴的儒士，使他们以“儒士”的身份得以优免赋役的用意，也是趁机打压日益庞大的僧道势力的尝试。

蒙哥汗时期

窝阔台之后，蒙古政权先后经历了乃马真后、贵由汗、斡兀立海迷失后三个统治阶段，期间汉法遭到破坏，设置于中原的机构由西域人把持，政局混乱，窝阔台时期施行的一系列政策无法延续，以至于时人发出“太宗之政衰矣”之感叹。该情况一直延续到宪宗蒙哥即位。

蒙哥是拖雷之子。拖雷卒于太宗四年，他死后，窝阔台以真定民户封给其妻唆鲁禾帖尼做汤沐邑。唆鲁禾帖尼是一位聪明能干又富有眼光的人物，她对各种宗教采取包容政策，居住真定期间，她“首务立学养士”，使诸子接触汉文化，重视与汉人世侯及儒士的往来，与藁城董氏的接触即为一例。

她也曾与蒙哥征召中原儒士魏璠、王鹗、赵璧等人，询问军国大计。蒙哥喜好畋猎，始终遵从祖宗之法，具有强烈的蒙古中心主义，不愿接受来自被征服国家的文化影响，故总体上对儒士保持既不推崇也不重用的态度，身边没有精通儒学的儒士。但他在位期间，燕京行尚书省聚集了一批汉人儒士。

燕京行尚书省初设于太宗六年，是中原汉地最高行政机构。窝阔台即位后，大力整顿各级行政机构，任用牙剌瓦赤、不只儿、斡鲁不、覩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以赛典赤、匿昝马丁辅之。汪古部人月合乃受命辅佐卜只儿断事官事。虽然燕京行尚书省的长官皆为蒙古、色目人，但行尚书省下所设六部中，有一批汉人供职于此。

月合乃辅佐不只儿在燕京行尚书省行断事官事期间，慨然以治道自任，任职期间举荐了诸多汉人儒士，诸如杨春卿、张孝纯、敬鼎臣、马文玉、牛应之等人，后三人俱位至卿相，马文玉也有从吏的经历。可以说，“以儒任吏”色彩在大蒙古国各时期始终延续。

总之，大蒙古国时期诸大汗对儒士及汉文化有一逐渐认识并利用的过程。成吉思汗时期，战争是大蒙古国的主要任务，汉人儒士扮演筮卜者和掌管汉人文书的角色。窝阔台汗时期，随着对金朝战争的胜利，国家治理尤其是中原汉地的治理引起统治者重视。

在以耶律楚材为代表的一批儒士的推动下，窝阔台逐渐认识到“天下虽可马上得，不可马上治”的道理，通过设置十路课税所、举行“戊戌选试”及其他保护儒士的措施，使一批汉人儒士能够摆脱蒙金战争带来的艰难处境，也使一部分人能够供职于蒙古宫廷，开启大蒙古国任用儒士的先例。

乃马真后、贵由汗、斡兀立海迷失后执政期间，窝阔台年间开创的文治局面遭到破坏。蒙哥汗对儒士及汉文化不推崇，但在其整顿后的燕京行尚书省六部中，仍有部分汉人充任官职。当然，对儒士的任用并非士人所期许的辅治君王，而是期会文书、征收赋税类实际事务，以儒任吏色彩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