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三百年来一人

陈寅恪一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三百年来一人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甚至被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

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著名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陈寅恪可谓标准的富三代、官三代，他却丝毫未沾染富家弟子之恶习，勤奋上进，笃学慎思，积累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13岁求学日本，回国后就读复旦公学，毕业后开始了长达13年的游学之路，常人出国留学求文凭，陈寅恪不慕虚名，重视真才实学，游学期间他并未取得任何学位。36岁，既无文凭也无著作的陈寅恪却名列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很快学生们发现这位不太出名的老师学贯中西，对史料的引用更是信手拈来。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当时联大教授刘文典曾说：“陈寅恪（月薪）值400大洋，我值40大洋，沈从文只值4块大洋。”

1925年，清华大学筹建国学院，梁启超向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这个人是什么文凭？有什么著作？”梁启超说：“没有文凭，也没有著作。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也没有陈先生的三百字有价值！”也正是这句话，奠定了陈寅恪在学术界的至高地位。

陈寅恪一生通晓的语言有二三十种之多。除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他还精通梵文、满文、蒙文、突厥文、西夏文、拉丁文等等。这些语言能帮助他解决别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寅恪对儿女私情并不热衷，但是无奈年龄以及父母的压力，后来经同事介绍，陈寅恪认识了唐筼，如果没有陈寅恪，或许无人会听说唐筼，殊不知唐筼也是一位北洋新女性，她自小读书，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缘分天注定，在之后的接触和交谈之中，他们不断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情投意合，相见恨晚。

1928年，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在上海缔结了偕老之约

陈寅恪与唐筼的婚后生活，更多的是苦难和磨难。唐筼在大女儿出生时，原先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此后几十年，病体支离的她，以孱弱的肩撑起家的重担。陈寅恪是典型的学者，他全部生命燃于学问，生活中他却笨拙不堪。唐筼婚前不识柴米，但作为一个书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学着下厨、养花、种菜、带孩子，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

1937年7月7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老人痛心疾首、气绝而亡。然而，祸不单行。

就在为父亲治丧的时候，陈寅恪突然发现自己的右眼视力急剧下降。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发现竟然是右眼视网膜脱落，急需入院手术，不然就有失明的危险。

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陈寅恪如何能安心养病？战争环境中的颠沛流离，物质生活困顿，劳作辛苦，陈寅恪眼疾日益恶化。直到1944年底，陈寅恪已眼前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1945年，陈寅恪来到伦敦之后，英国最著名的眼科专家斯图尔特·杜克-埃尔德亲自主刀，给陈寅恪做了两次手术。手术之后，他的视力终是复明无望。1962年，陈寅恪在家洗漱时不慎摔倒，导致右腿股骨骨折。更糟糕的是，随后的保守治疗导致其股骨再也无法长合，此后余生只能长卧于床上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1969年10月，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她没有让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生死相随。爱到了这种程度，爱到了这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