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朋友圈的好友很多，相交一世的却只有他！

距今天的981年前，四川眉山境内的山上百花突然不开，草木全都枯萎，禽鸟也都高飞，野兽全都远走，一座秀丽的风景宝地忽然变得荒芜贫瘠。

过了很多年以后，眉山的百姓们才回过神来，原来是因为一位伟大的天才诞生于这一年。彭老山的钟灵毓秀，只青睐于他一人，才会出现此种奇象。

这当然仅仅是民间传说，但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苏轼的伟大。

苏轼，字子瞻，眉山人，生于1037年，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

苏轼的一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在仕途，多为逆境，但是好在苏轼他天性乐观，生生在苦哈哈的日子里过出了自己的节奏感。

苏轼性格豁达，热爱交友。据学者统计，如果他有朋友圈，也是有近千名好友的大V。他自己曾经得意地说道：“吾上天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但是他一辈子遇到的好友真的都是好人吗？他就没有拉黑或删除过别人吗？

他的好友章惇和王巩，最终在苏轼的朋友圈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交朋友，什么是第一位的？答案是三观，这是苏轼用他的经验告诉我们的。

人与人交朋友的标准是不同的，每个人交到朋友的质量也是不一样的。

在有些人的标准里，认识了就称为朋友；可是在有些人的眼里，好朋友才是真的朋友。

这大约就涉及到了朋友的类型和含金量。

有的朋友只在酒桌上你一杯我一杯，可是酒醒了，唉哥们你哪位？有的朋友只在你富贵风光时出现，当你没落了或过得不好了，他们都如都得了健忘症一般，没人再想得起你来。有的朋友表面和你一起吐槽一起聊，反手可能就把你卖了。还有的朋友只能共患难，却很难同富贵。

苏轼交友广泛，朋友也有很多种，但章惇确是最特殊的一种。

章惇，字子厚，号大涤翁，建宁军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北宋中期政治家、改革家、书法家，银青光禄大夫章俞之子。比苏轼大两岁。他们一起于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科举考试，都是学霸，所以都上榜了。

然而，章惇一看侄子章衡名次比他靠前啊，那怎么行，宝宝不能输，于是两年后再考，终于中了个甲等，这才结束了自己的考生生涯，去做官了。

苏轼与章惇年轻的时候，一见投缘，两个人惺惺相惜，成了莫逆之交。苏轼还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道：我第一次见你整个就惊住了！看到人便说“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苏轼是个直性子，也不会阿谀奉承，他既然这样说，那肯定是发自真心。

那个时候，两人关系确实非常好，好到无话不说的地步。

宋人笔记记载，有一天，章惇露着自己的肚子躺着，看到苏轼来了，就摸着肚子问苏轼:“你说这里面装的都是些啥?”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事。”章惇大笑。很多年后，苏轼模仿章惇摸着他的大肚子，问了朝云同一个问题。连“MF”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可见两人的关系不一般啊不一般。

可是慢慢的，两人政治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苏轼站司马光一方，不主张变法，章惇则偏向王安石一方，属于新党，因政见不合，两人友谊也面临着考验。

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后，许多人都避着苏轼。苏轼自己也很识趣，主动切断了与别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

而章惇作为苏轼的好兄弟，没有在此时“抛弃”苏轼，还写信安慰苏轼，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经常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章惇看不过去开启辩论，并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狡辩说:“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讽刺道:“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可是让苏轼感动得不要不要的。在落狱、初次流放时，不免屡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把你把你捧得高高在上的人，在你落难时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别说为你维护了，而章惇确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让他们二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段患难见真情却成了二人友谊的最后的一点美好。此后，随着新旧两党政治上都得越来越火热，两个人深陷其中，关系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差。

来呀，互相伤害呀，这是两人一度的状态，绍圣元年(1095年)，章惇拜相，达到个人仕途的顶峰。

这时的他，原本有足够的权力改善两人的关系，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想置苏轼于死地。短短两年的时间，他将苏轼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

这次远谪对苏轼来说可谓打击甚大，年过花甲，到了海南，第一件事却是为自己做棺材。

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功名插朋友两刀。当年苏轼眼中的一股清流，早已与世俗同流合污，变成了一股泥石流向他涌来。

宋徽宗继位后，开始轮到章惇倒霉。他被贬到了雷州，就差一点也要过海了。重情重义的苏轼则大度地让章惇儿子章援转告他的父亲要保重身体。

也许以前不是他们两人的错，让政治影响二人的友谊才是最大的错。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40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苏轼到死都很看重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在政治上的分歧，曾经的倾轧迫害，和朋友比起来，都没那么重要。

都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没有机会了，章惇被贬雷州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了。

人们常叹人生苦短，可有时候慢下来又觉得人生很长，长到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在这些阶段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比如中学时期，我们会遇到一起打球、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可是上了大学之后，这些玩伴却几乎很少往来了。大学时期，我们会遇到一起打游戏的室友，一起逛街的闺蜜，等毕业后，大家也就各自奔天涯了。工作后，随着工作，我们也结交了很多朋友，但是一旦大家不在一个空间里或时间段里，有各自互相健忘。细想一下，你人生中90%以上的朋友，是不是都是阶段性的朋友?

不过，人一生中也总有那么几个密友，从认识就相伴终生，甚至比婚姻还牢靠。不管大家伸出何方，虽然平常很少联系，但是心里那份情谊始终都在。

对于苏轼来说，这个终生的好友便是王巩。

王巩（1048年—约1117年），字定国，号介庵，自号清虚居士，莘县人，王旦之孙。北宋诗人、画家。

王巩出身名门，祖父王旦、父亲王素都是高官，他又是苏轼恩师张方平的女婿。但就算背景杠杠硬，王巩一生还是非显非达。这与他的性格有关，说话太直、太冲。反正就是每次机会一来，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大宋的言官们就开始对他进行语言轰炸。

“乌台诗案”中，一共24人遭受处罚，王巩是最惨的。主角苏轼才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而已，而他只是受牵连，竟被贬到了宾州(今广西宾阳)。

苏轼一看这情形，既难过又感到抱歉，痛心地对王巩说：“你都是被我连累的啊，流落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每每想到此事，我都上火啊。“

苏轼一开始担心王巩对他心怀怨恨，一直不敢给他写信。

没想到，人王巩压根儿不在意，更没有怨恨。到宾州后，他还主动给苏轼写信，丝毫没有提到牵不牵连，尽管在流放的日子里，他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本人也大病一场，还差点客死他乡。

苏轼恨自己小人之心，对这个朋友的了解远远不够。

患难见真情，生死定知交。两人的友情也日渐深厚。此后，从黄州，一直到惠州，宦海沉浮，苏轼与王巩的联系也未曾断绝。

苏轼的豁达的性格，可能受了王巩的影响。他对外显得很坚强、刚强，却会偶尔在给王巩的信中吐槽流放生涯的各种不快，结束还不忘加上一句:“不要和其他人说，老弟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王巩比苏轼小11岁，苏轼在信中会以“老弟”相称。意思是，老弟啊，我这些牢骚不解就跟你一个人说，你敢说出去我跟你急啊，这显然是密友间的“私房话”了。

正因为两人关系非常好，苏轼也才会直指王巩的隐私，让他注意点儿。

王巩好女色，苏轼说，女人是狐狸精，希望老弟能看清楚。这还不够，苏轼还在信中不停地唠叨，说你把我这封信当做你的座右铭吧。

此后的信中，苏轼反复嘱咐王巩远离女色，保重身体。“言不可尽，惟万万保音而已。”“未缘言面，千万保啬，不一一。”“回合未可期，惟千万保啬。”

总之，唠叨起来，真是没完没了。不是掏心掏肺的朋友，谁敢天天说对方的私生活。

王巩后来说：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为耐久，“耐久”两字用得妙极。我们可以想象两人友情的保质期很长，长到终生，也可以想象苏轼在那不厌其烦，反复规劝好友的样子。

有研究者统计，苏轼一生中与人结伴出游的频率，发现高居榜首的正是王巩。人生得遇王巩，已经够了够了。王巩能遇到苏轼，也是如此。这种朋友，应该是所有人都想拥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