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忠秉公处理太和惨案

蒋介石派于学忠去山东，是要他反共并与之“对消”。于到山东后没有按蒋介石的一套办，而是单独提出了一套原则：“我们在鲁苏战区采取的策略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取中立立场，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

蒋介石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在山东的头子、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山东省政府委员(以后还打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总队第五纵队司令部”的番号，自称中将司令）秦启荣，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以蒋介石弟子自居，是坚持反共立场的顽固分子。他多次挑起事端，制造摩擦，残害八路军及八路军游击队。

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不久，中共山东分局决定，从清河区调62名干部到鲁中受训，然后转送到延安学习。当时，由三支队派两个连负责护送这批干部南进。1939年3月30日，当他们行进到博山、益都之间的太和镇（现属淄川）时，秦启荣指使其第四指挥部王尚志部，疯狂进行伏击。

那时，由于受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中共方面在受到顽固派袭击时未能果断还击，结果蒙受了巨大损失。在八路军受训的62人和210人的护送部队中，护送部队营长吕乙亭等2人当场牺牲、60余人突围，其余200余人均被囚禁，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10人被残杀。

“太和惨案”震惊全国。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及群众，对秦启荣这一残暴罪行气愤不平，难以容忍，博山、莱芜、蒙阴、沂水、益都等地群众纷纷集会，悼念牺牲的烈士，声讨和痛斥秦之罪恶行径4月1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关于国民党秦启荣部破坏抗战问题向全国发了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祸首。

其中谈到：我八路健儿何负于国家？更何负于友军？而一再摧残，逼人若斯之甚！时至今日，为抗战前途计，为国家民族计，对此抗战逆流不得不彻底纠正，电呈国府，严惩祸首，呼吁全国主持正义，此案迅速解决，以平士气，而固团结，不胜愤慨待命之至！

“太和惨案”发生后，全国反映强烈，纷纷指斥秦启荣不顾大局，破坏抗战，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做出姿态，遂电示于学忠查清情况。

于学忠立即派战区总部参谋胡志广，对秦启荣残害八路军一案，专门前往认真调查。他还告诉负责承办此事的战区总部秘书长周从政、秘书室主任郭维城等人：必须按照调查所得的实际情况，从总部立场出发，秉公裁决，不可支持或偏袒某一方。

调查结果表明，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在通过秦启荣防区前，已通知秦部，并得到允许（实为秦搞的阴谋）。在该部进行突袭时，山东纵队三支队不仅没有任何冒犯，而且没有任何准备，是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遭受残害的。秦启荣部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犯下了严重罪行，其目的是妄图消灭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力量，破坏团结抗战大局。

秦启荣是沈鸿烈的亲信。调查工作一结束，沈马上站出来为秦启荣开脱，妄图掩盖秦的罪责，甚至质问于学忠“打算怎么办？”于大义凛然，针锋相对地说：“我只能根据事实，秉公上报！”上报和公布调查结果时，于学忠尖锐地指出。这一事件的责任在秦启荣，不在八路军，八路军是真正的受害者。并严厉谴责了秦启荣的罪行。

处理命令下达后，八路军山东纵队认为裁决公正，表示完全接受，并且还将事件发生的经过和总部命令原文，印成小册子发出去。于学忠的公正处理，不仅以事实揭露和谴责了秦启荣，而且对沈鸿烈也是一次猛烈撞击，给国民党顽固派敲了警钟。

于学忠的公正裁决，遭到沈鸿烈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一些负责人以及秦启荣的大肆攻讦。他们说，于学忠的头脑作风受西安事变影响甚深，纵容包庇八路军那一套难改。认为总部秘书长周从政、秘书室主任郭维城等于学忠左右的人是中共分子，是西安事变的余孽。于学忠这样做，是很难实现重庆政权剪除异党的既定政策的。而于则说，这是沈鸿烈强词夺理，不顾事实，有意折他的臂膀。

接着，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在王庄召开了追悼“太和惨案”死难烈士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严正指出：“秦启荣所属部队在太和制造如此惊人的惨案，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这反映了顽固派对抗日的妥协、倒退、投降的罪恶走向！

这反映了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变本加厉！这反映了顽固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的加剧。”“太和惨案”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铁证。为此，《大众日报》增发了“太和惨案”专版。

4月10日，中北中央北方局发出了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要进行坚决反击的指示。据此，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出兵给制造惨案的罪魁祸首以应有惩罚。鲁苏战区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十大战区之一，其中所属东北军部队在山东是一支较大的力量。

要在军事上严惩秦部，很重要的一点是于学忠及其战区部队的立场和态度。他们理解不理解，支持不支持，开战后能不能保持中立，直接关系到战斗能不能顺利进行，惩罚的目的能不能达到。为此，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派山纵联络部部长姚仲明，到东北军通报八路军对惨案的立场、态度和要采取的行动。

姚仲明先到了于学忠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又到了离太和不远的五十七军前线指挥官霍守义师师部，向于、霍等通报了“太和惨案”的有关情节。姚告知八路军将对秦启荣采取惩罚行动，希望东北军主持正义，能同八路军一起打击破坏抗战的势力。

如东北军感到处境困难，不便出动人马同八路军配合，在八路军反击时，请霍部保持中立。东北军对“太和惨案”的发生甚感痛心，对八路军将对凶顽进行惩罚表示理解。但为了今后的抗日合作，此事第三者不宜介入，请予谅解。

了解了于部东北军的明确态度后，4月20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第三、第四支队等部，在张经武、黎玉指挥下，向太和镇发起进攻，收复了太河镇，救出部分被囚禁的人员，并乘胜直扑王尚志司令部，将王尚志的警卫大队全部消灭。

在沈鸿烈的支持下，1939年8月，秦启荣率部突然袭击驻莱芜北部雪野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后方机关，使四支队干部、战士伤亡20多人，制造了“雪野事件”。接着，秦又率部围攻淄河流域狄镇一带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第四支队各一部达10多天，制造了“淄河事件”，8月23日，山东纵队第一、第三、第四支队在张经武等指挥下，奋起反击，一举攻克淄川、博山以东的朱崖等地，沉重打击了秦启荣。对此，于学忠始终坚守了中立立场，没有介入。

那时八路军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原因是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为此，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到鲁苏战区总部与于学忠面谈，提出要在根据地内建立民主政权。

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此事本应他办。但因沈积极反共，于学忠坚持中立不反共，他指挥的东北军抗日也比较坚决，而且原东北军的部队中有地下党的一些干部进行工作。徐向前与于学忠谈判，也就在这种形势下促成了。

蒋介石对于学忠不信任，沈鸿烈对于联共又非常不满，于答复徐向前提出的问题非常困难，劝徐“你们抗日，就不要搞政权了”。经徐向前反复解释，于同意八路军可以在根据地内搞政权，但又不得不说“要合乎法律”。谈完后，徐向前还住了一宿，第二天返回八路军驻地。

此后，八路军根据条件成熟情况，在冀鲁边、鲁西、鲁南和胶东相继建立民主政权。1939年夏，敌人对沂蒙山区大“扫荡”，国民党县长都跑掉了，政权垮台了。八路军利用这个机会，先后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长清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1940年3月间，山东全省有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政权40多个。

11月已有近80个，年底发展到90多个。还有1个行政主任公署，14个专署，250多个区政权。此外，还成立了战时工作推选委员会，由黎玉任主任委员，实际行使省政府职权。在敌占区、铁路沿线和中心城市，建立真心向我、假心向敌的“两面政权”，为八路军抗日做工作，使山东敌后抗日游击区发展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在山东发展比较顺利，除了自身统战工作做得好以外，也与于学忠坚持团结抗战不无关系。

于学忠

沈鸿烈

秦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