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渡 王敦之乱

东晋政权是西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和发展。晋元帝能在江南重建和中兴晋室，北方士族王导、王敦等琅琊王氏起了很大作用。“江左夷吾”王导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永嘉之乱后，胡夷北虏在中原地区烧杀，搞得民生凋敝、经济萧条。所以“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前朝东吴国都建业）称帝，建立东晋。东晋政权的政治基础是流寓江南的门阀士族，其武力支柱是流亡江南的北来群众。东晋是在驸马爷王敦的军事支持下建立并巩固下来的，所以“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大族与皇权共执朝政的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大族由东晋初年的琅琊王氏，历颖川庚氏，经谯国桓氏，至陈郡谢氏。东晋建立后，屡次北伐，先有祖逖，然后是殷浩，桓温为提高个人威望，收复失地，曾北伐三次，功败垂成。当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秦晋对峙。此后，又有谢玄、刘裕等将领北伐。东晋北伐次数是历代中国偏安汉人王朝中北伐次数最多的，因此东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血性的汉人偏安王朝。

α、草创朝纲

西元307年，西晋永嘉元年七月，朝廷命镇守下邳的琅琊王司马睿移镇建邺，又命王衍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扬州刺史。

东晋王朝的开国之君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琅邪王司马觐的儿子。“八王之乱”时，他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司马睿乃皇室大宗远支，父辈也无建树，当时北方番邦的史书甚至造谣司马睿为一牛姓小吏的私生子，但是他的封地琅琊郡，包括了琅琊诸葛氏、琅琊王氏等南渡大族。司马睿初到建业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门可罗雀，吴中人士皆不来拜附。这对想成就帝王之业的司马睿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就连时为司马睿智囊的王导面对此尴尬局面也一筹莫展。正在无所适从之际，王敦来访，王导力请堂兄出谋划策以解燃眉之急。机敏过人的王敦闻言，当即献出了一个妙计。

这年旧历三月三的斋醮日，吴东百姓倾城而出，到江边嬉戏洗濯，借以消灾祛病。这一天，在王敦的精心安排下，司马睿端坐于华丽的车舆中，一行人仪仗威威，王导、王敦一脸恭敬地跟随其后。车队一路浩浩荡荡地走过，路人纷纷叹为观止。其时江南名士纪瞻、顾荣看见名望一时的王导、王敦都如此恭敬地跟随，心想车中所坐之人该是如何了得，于是相继拜于路旁。顾荣、纪瞻这样的江南名流一归附，其他名士皆来拜附。一时琅邪王府前车水马龙，名士荟萃，甚为壮观。司马睿的名声逐渐扩展开来，一些江南大族也都生了归附之心。

建兴四年十一月，愍帝出降匈奴刘聪，西晋灭亡。丞相、琅邪王司马睿听说长安失守，愍帝被俘，带领军队露宿在野外，亲自穿上铠甲，并向各地发送檄文，限定日期北伐。　

　　因为漕运延期，就斩了督运令史淳于伯。行刑以后，刽子手在柱子上擦刀，血沿着柱子往上流，一直到二丈多高的柱子顶端才流下来，观看的人都认为淳于伯冤枉。

　　丞相司直刘陴进言说：“淳于伯罪不当死，请免除从事中郎周莛等人的官职。”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人上书归咎于已，请求免职。　

　　司马睿说：“政令和刑罚失当，都是由于我的昏聩造成的。“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平东将军宁哲到达建康，自称接到愍帝司马邺的诏书，让司马睿全面负责国家事务。

　　三月，司马睿换上白衣服，出宫避居，举哀三日。于是西阳王司马羕和官员、掾属等共同奉上皇帝尊号，司马睿不接受。

　　司马羕等人坚持请求，不肯罢休，司马睿感慨流泪，说：“我身为丞相，没有尽到辅佐的责任，是有罪之人。你们如果这样不停地逼我，我只好回琅邪封国去了。”然后传呼私人奴仆，命令准备车驾，要返回封国。

　　司马羕等人就请求司马睿依照魏、晋旧例，称晋王。司马睿同意了。

　　初九，司马睿即晋王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武。设置百官，建立宗庙社稷。

　　晋太兴元年，三月初七，愍帝死讯传到健康，晋王穿上丧服，移居倚庐。百官请求奉上皇帝尊号，司马睿不同意。

　　纪瞻说：“晋朝嗣统中断，到现在都已两年了，陛下应当继承大业。遍观皇室子弟，还可以推让给谁陛下如果荣登皇位，那么祖先的神灵和全国百姓都能有所凭依。如果忤逆天命，违背人心，大势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现在洛阳、长安两座京城都被焚烧浩劫，刘聪在西北自立尊号，而陛下却在东南为显示清高推让帝位，这就如同要您救火，你却作揖谦让啊。”

　　司马睿还是不同意，让殿中将军韩绩撤去摆好的皇帝宝座。纪瞻呵斥韩绩说：“皇帝的座位与天上星辰相应，敢挪动的斩首！”司马睿为之动容。

　　奉朝请周嵩上书说：“古代的帝王，道义周全然后择取，谦让完备然后拥有，所以能长久地统治国家，光耀万世。现在愍帝的梓宫未有归国，故都还没有恢复，义士泣血，士民子女惊惶不安。应当广开言路，接受好的建议，训练士卒，整治兵器，先洗雪大耻，满足天下人的共同愿望，那代表天下的宝鼎还会落到什么地方呢！”

　　周嵩要求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的违背了司马睿的心意，被贬出京城，担任新安太守。后来又因为抱怨，被免除官职。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这都体现了晋元帝的虚伪狭隘。　

　　建兴五年(公元317年)三月，愍帝死亡的凶讯传至建康，琅琊王的僚属纷纷上表劝司马睿即皇帝位。初十，司马睿于建邺即位称帝，是为晋元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兴。三一八年，晋元帝改年号为建武。司马睿即皇位，文武百官陪立两列。司马睿让王导登上御床同坐，王导坚决拒绝，说：“如果太阳与天下万物等同，怎么能普照众生！”司马睿于是不再坚持。

司马睿从东渡到登极，全然倚仗于王氏兄弟的支持。王导居机枢重地，运筹帷幄，纵横捭阖，联合南北士族，大权在握，政令由他而出。王敦则总掌兵权，专任征讨，后来又坐镇荆州，由上流扼守建康。

司马睿作为西晋皇室疏宗， 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 [1]，名份和势力都远逊于八王之乱中相互争逐的八王，他之所以能匹马渡江，使司马氏皇统在江南延续103年，主要因为王导堂兄、晋武帝驸马王敦平定长江中游的功绩。永嘉南渡后，王敦总上游征讨大权，王氏家族亲属居内外要职者人数甚多，远较渡江的司马氏五马强盛。史称：

（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 王与马，共天下。'[2]

晋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家人占有，后来王敦起兵攻入建康时，他又表示愿意再作琅邪王，让出帝位。

 、王大将军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三国）曹操《龟虽寿》

史说王敦，字处仲，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其父王基，曾任西晋治书侍御史。王敦是个击唾壶的打击乐器爱好者，具备曹孟德似的政治野心，最爱唱的乐府歌就是曹操的《龟虽寿》。王敦有着男人的豪放慷慨，也有着小人的狡诈阴狠。

　　王敦“蜂目豺声”，少时放荡不羁，成人后，眉目疏朗，性情简脱，胸有大志，不言财利，很早就有豪侈刚忍的名声。那时，门阀世族势力扶摇直上，社会财富大多流入他们的府库中。于是，时人奢侈成风，为了夸耀于人，竞相斗富。其中，大族王恺、石崇相互斗富竞奢，颇为惊人。王恺用糖水洗锅，石崇就以白蜡代薪柴烧饭；王恺作紫丝步障40里，石崇就作锦步障50里。一次，王敦与堂弟王导同在王恺家中饮酒，有一位年轻歌女在旁吹笛助兴，只因紧张中走失音韵，就被王恺一剑刺死。当时王导吓得脸都变色了，而王敦仍独自斟饮，神色自若。还有一次，王恺宴宾，席间，王恺立下一条规矩：凡美人劝酒，客不能饮尽，便斩劝酒美人。王导本不善饮，但恐美人被杀，遂勉强喝完。王敦则与其心怀仁慈的堂弟王导不同，连酒杯都迟迟不肯端起，把劝酒的美人惊恐得花容失色。事后，王导仍心有余悸，对堂兄王敦这种把杀人行乐作为下酒佐料的残忍表现惶恐不已，王敦却淡淡回了一句：“彼杀自家人，何预卿事？”王导叹息道：“处仲性情残忍刚烈，日后若身居要职，是没有好结果的。”

　　王敦曾一度沉溺于色，荒淫纵乐，身体也由此垮了下来。左右亲信劝他不要沉溺于此，王敦说：“这很容易。”当即令人打开后阁，把数十宠妾全部赶走，成功戒色。

　　晋惠帝在位时，皇后贾南风阴谋篡权，将太子迁徙囚禁于许昌，并下诏东宫官属不得为太子送行。时为太子舍人的王敦与洗马江统、潘滔等违禁在太子经过的路旁遥拜太子，眼泪涟涟。这种忠义之举一时被人们传为美谈。王敦因此名噪一时。

　　西晋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终于演变成一场历时16年之久的大厮杀，史称“八王之乱”(公元290—305年)。其间，永宁元年(公元301年)越王司马伦篡位称帝。次年，齐王司马礒、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睿等联合起义，兵攻赵王伦。其时，王敦的叔父王彦为兖州刺史，成为两派争相拉拢的对象。王彦在接到齐王司马礒的邀战檄文时，惮于赵王伦的强兵，不敢回复齐王礒。王敦预见到赵王伦必败，力劝王彦起兵响应诸王。事态的发展果不出王敦所料，司马伦大败。永兴二年(公元305年)，战乱结束，大权旁落于东海王司马越手中，王彦因此立了大功，王敦也被封为青州刺史。

永嘉初年(公元307年)，王敦为中书监。其时天下大乱，西晋王朝已摇摇欲坠。王敦此时把其妻襄城公主陪嫁带来的一百多奴婢悉数分配给军中将士，将自己府中的金银财宝也全部散发给众人，然后孤身一人两袖清风返回洛阳。当时晋惠帝在位，而大权操在司马越手中。不久，司马越就任命王敦为扬州刺史。谋臣潘滔曾力劝司马越说：“如今把处仲派至都城外，只会使他大肆发展势力，将来定会招致灾祸。”但当时司马越听不进去。待日后要封王敦为尚书，想赚其回洛阳以便控制时，却被王敦辞却了。

　　这一时期，王敦正如潘滔所言“蜂目已露，豺声未振”。他隐忍期待大展宏图、屡建功勋的机会，不久便终于到来了。

琅琊王氏族人随司马睿南渡之时，王导与王敦同心辅佐司马睿。王导主政，王敦居外总征讨。王敦四处经略，威风凛凛，为司马睿坐镇建康、立稳江东解除了军事上的后顾之忧。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扬州刺史刘陶逝世，司马睿用王敦任扬州刺史。不久，加授都督征讨诸军事。同年，江州刺史华轶自恃朝廷命官，违抗司马睿的命令。为防微杜渐，王敦与历阳内史甘卓等联兵击败华轶，华轶及其五子全部被斩蜀州杜岐领导巴蜀流民在湘州起义，荆州刺史周觊不战而退。王敦派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访等前往讨伐，自己率兵同时进驻豫章为诸军之援。王敦“经略指麾，千里之外肃然”，指挥若定。陶侃大败杜岐，王敦班师凯旋而归。作为此战的统帅，王敦被封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兼江州刺史。

　　当时，偏隅江南的东晋最重要的门户为荆、扬两州。扬州是中枢所在，财赋之区，称为“内户”。荆州则甲兵所聚，又处富庶之地，有相当的财力，凭借甲兵和财富，可以屏障扬州，号称“外阃”。掌握荆、扬两州，就控制了东晋的大局。

　　王敦意识到荆、扬这一军事天险的重要性，便抢先一步把荆州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东晋初年有将相之才且立有功勋的陶侃、周访等人，在王敦的排挤下均郁郁不得志。王敦先是找借口解除了荆州刺史陶侃的职务，将他左转广州刺史，安排从弟王訥为荆州刺史。王訥到任后为消除后患，竟大肆屠杀陶侃的旧部，导致群情激愤。晋元帝乘机征王訥入京为散骑常侍，发布与王敦有矛盾的周访为荆州刺史。王敦针锋相对，转周访为梁州刺史、安南将军。此后，王敦坐镇武昌，亲自兼任荆州刺史。王导任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居中辅政，王敦则为镇东大将军、开府、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荆二州牧，执掌军事重权，渐有篡位野心。他镇守武昌，位处都城建康上游，对东晋政权构成威胁。

王敦官至镇东大将军，开府、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擅自选置刺史以下地方官吏，将屡立战功的荆州刺史陶侃贬逐为广州刺史，以族弟王濬为荆州刺史，竟引起陶侃部将的反叛。王敦原想在司马氏中推举一位柔弱易与的人物，便于王氏专权，因王导坚持推奉司马睿而作罢。东晋建立后，王敦坐镇武昌，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二。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 [2]

 、谋朝篡位

晋元帝崇尚法家学术，讲求刑法，整顿吏治，任命善于逢迎的刘隗为侍中、丹阳尹，酗酒放肆的刁协为尚书令，以分王导之权，对他们极为信任。刘、刁二人力主伸张皇权，排抑权贵，受到王氏的嫉恨。王导被疏远，仍能保持常态，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刘隗、刁协反陷于孤立。大兴（大兴）三年（公元３２０年），周访死，湘州刺史甘卓调任梁州刺史。甘卓虽敏于治事，却疏于治军，遇事往往优柔寡断，使王敦少了后顾之忧。王敦欲以亲信沈充任湘州，司马睿却据刘隗的意见，任命宗室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试图削减王敦在上游的势力。司马丞才干平平，好说大话而无实学。时为长沙主簿的邓骞得知司马丞任命的消息时感叹说：“湘州的灾祸，大概就在这上面。”

次年，又在刘隗、刁协的主持下，下令征发扬州各郡沦为奴隶的北来流民，清查豪族隐占的依附人口，借此扩充军队。刘隗因此出任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尚书戴渊为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讨石勒为名，实备王敦。刘隗、戴渊各率兵万人，分屯合肥、泗口（江苏清江西南），监视王敦。

“闻鸡起舞”的北伐将军祖逖，是东晋初年最识大体最有胆略的兵家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西元313年，中国晋建兴元年，晋元帝给他豫州刺史名义，又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祖逖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中流击楫”，发誓说：“祖逖不能扫清中原、光复家乡的话，就让我丧身大江之中!”击楫而渡江之后，祖逖与部下同甘共苦，军纪严明，几经奋战，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祖逖的王师得到中原故土广大民众的爱护，晋元帝给祖逖镇西将军的称号。三二一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击石勒，收复河北。晋元帝却派仅有虚名的南方士族戴渊做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职是镇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渊官职是出征，而且祖逖已收复的和未收复的州，都归戴渊统辖，这显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晋元帝起用南方大族戴渊、周觊与北方二流大族刘隗、刁协，牵制拥兵坐镇武昌的王敦，扼制其势力进一步扩张。他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驻扎合肥；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以北伐石勒为名，一面防御王敦，一面牵制祖逖。王敦也一直视祖逖为劲敌，曾派人拉拢祖逖与其一起出兵反击东晋，遭到祖逖的拒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纷扰不息，要求北伐收复失地的呼声微弱。祖逖眼看宿愿难成，又憎恨大族的权利争夺，遂忧愤成疾，于太兴四年(公元321年)病故，年仅55岁。

祖逖一死，王敦认为天下已无敌手，遂于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夺。此前，刘隗、刁协排抑豪强，协助元帝强化皇权，引起豪强的怨望。他们“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的政策更是触动了豪族的利益，引起豪族的普遍反对。因而王敦在给元帝司马睿的上疏中历数刘隗、刁协的罪状，在刑名和征发“免奴客”上大做文章，借以笼络南北士族。吴兴大族沈充闻风而动，起兵响应。二月，元帝急令刘隗和戴渊入卫建康。却不敢与王氏公开决裂，拒绝刘隗尽诛王氏子弟的建议，王导率子侄20余人请罪：“乱臣贼子，历代都有。想不到今天出在臣族之中。”元帝非但不怪罪，反而更为劝慰、笼络。顺势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领兵防守。

四月，王敦率叛军顺流而下，一路披靡，势如破竹，兵到石头城，防守建康石头城的右将军义兴人周札开门投王敦。王敦占据石头城后，听任士卒烧杀掳掠，朝廷官员一逃而空，只有侍中二人在皇帝身旁侍奉。面对残局，元帝脱下铠甲，感慨万千：“想要得到我这个位置，就应该早说，我自会回到琅邪，何至于把人民害到如此的地步呢?”刁协、刘隗兵败后觐见司马睿。司马睿握住二人的手痛哭流涕，劝他们快快逃亡。刁协说：“我当守候在这里等死，不敢有二心。”司马睿说：“情况紧急，怎么能不走!”尚书令刁协在逃亡途中被杀，刘隗投奔石勒于河北，官至太子太傅。戴渊与尚书左仆射周顗为王敦所杀，湘州刺史司马承与梁州刺史甘卓也被王敦部将攻杀。

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默许王敦擅杀朝臣。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王导和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他的篡夺野心，只好退回武昌。

　　王敦控制大局后，元帝被迫拜他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将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他。王敦佯装辞而不就。王敦因太子司马绍有勇有谋，为朝野所重，想诬以“不孝”的罪名而废之，百官皆不从，废黜太子的阴谋便未得逞。这年底（闰十一月），元帝司马睿怀恨而死，王敦除原所督六州外，又加督宁、益二州。他改置百官及州镇长官，转职及被贬黜者达百余人，以其兄王含为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族弟王舒、王彬、王邃分别为荆州、江州、徐州刺史，将相岳牧悉出其门。

 、明帝平叛

三二三年，晋明帝司马绍继位，司徒、尚书令王导受遗诏辅政。王敦逼迫明帝给自己加黄钺、佩剑等特殊仪仗，给予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王敦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兼领扬州牧，就近控制朝政。

王大将军忌惮右将军、会稽内史周札家族强盛，在沈充、钱凤策划下，悄悄联合江南的沈氏士族共同讨伐周札。等周札得到消息，已是兵临城下，仓促间准备率领几百名部下出城迎敌。在周札的库房中，存有一批打造精良的兵器，手下都劝他赶紧拿出来装备士兵，可周札竟然舍不得，只将劣质兵器分发给士兵。见周札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依然如此吝啬，士卒也没有为他卖命的决心，结果在敌军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周札遂被杀，义兴周氏尽诛。随后，又诛杀司马绍亲信武官公乘雄、冉曾等人。

　　王敦党羽沈充、钱凤为其出谋划策，杀戮异己，劫掠财物，原来因司马睿加强皇权家族利益受到损害从而支持王敦的门阀士族，转而反对他。太宁元年（公元３２３年）四月，王敦经沈充、钱凤的挑动，准备再次举兵入建康，自取帝位。这一年，王敦病重。王敦无子，收兄王含之子应为养子，并拜侄子王应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叛乱前夕，钱凤对王敦说：“太将军万一不行，是不是当以王应继承大事?”王敦沮丧地说：“非常之事岂一般人所能应付得了。王应年少，怎么能承担大事。我死之后，解散兵将，归身朝廷，保全门户，这是上计；退还武昌，收兵自守，奏事朝廷，进献不断，这是中计；趁我未死，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大兵东下，直捣建康，这是下计。”钱凤对死党说：“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于是与沈充商定在王敦死后作难。

王敦有一侄子王允之，王敦爱其聪颖，常留在身旁。一天深夜，王敦跟智囊钱凤在灯下磋商叛变事宜，王允之一一听到。王敦觉察隔墙有耳，警觉起来。王允之大惊，叔叔的心狠手辣使他感到大祸临头，于是假装不胜酒力呕吐，吐得一塌糊涂，竟蒙骗过其叔父。不久，王允之把王敦、钱凤的阴谋告诉其父王舒。王舒奏报皇帝司马绍，暗中戒备。王敦至死也许都没想到，自己10岁的侄儿都“背叛”了他；王导也宣布与其脱离干系。王敦推荐自己的左司马温峤入朝，侦察朝中动静。岂知温峤早已不满王敦的大逆不道、狼子野心，他当着朝廷众官的面，把王敦的阴谋全部揭发出来。

晋明帝，史称礼贤下士，有文武才干。太宁三年(公元324年)，明帝下诏，讨伐王敦，以王导为大都督，作好周密的军事部署。王敦以诛杀奸臣温峤为名，以其兄王含为元帅，于同年七月与钱凤、周抚、邓岳等率水陆军5万人向建康进发。因顾忌将帅畏惧王敦的心理，王导带头到处散布王敦已死的谣言，并假戏真做，为王敦发丧，朝廷军中士气大振。

　　次年六月，司马绍任命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与丹阳尹温峤、右将军卞敦共守石头城，又采用尚书令郗鉴之计，召活动于江北的流民武装首领豫州刺史祖约、兖州刺史刘遐、临淮太守苏峻入援建康。

　　次月，王敦于病中令王含、钱凤率水陆军５万人攻建康，沈充也从吴兴率万余人与王含汇合。双方摆开战场，王含初战即败。王敦听此消息，大骂：“我兄真是无用的老太婆。”他又对守护的参军吕宝说：“我当拼死前往指挥。”当即挣扎着起床，但因病重力竭，身体虚弱，又只得倒下。钱凤的部队此时在建康也遭明帝亲率六军的攻击，屡战屡败。

王敦见大势已去，遂给羊鉴及养子王应交待后事：“我死后，应马上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后再处理葬事。”话一落音就一命呜呼了。时年59岁。“树倒猢狲散”，不久，王敦的余党更是一触即溃，被歼灭殆尽。而王敦寄于厚望的侄子王应在其死后虽秘不发丧，但也一筹莫展。他用席裹王敦尸，在外面涂蜡，埋于地下，然后就终日与狐朋狗友纵酒淫乐。平乱后，王敦被掘墓暴尸，斩首示众。

沈充、钱凤被晋军追杀，王含逃到荆州，被王舒沉杀于长江。王敦第二次起兵失败，琅邪王氏元气大伤，吴兴沈氏、义兴周氏等江东强宗也因此一度在政治上销声匿迹。太宁三年五月，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原荆州刺史王舒调任广州刺史，随即调任湘州，受陶侃节度，琅邪王氏控制上游强兵，威胁建康的局面基本结束。

太宁三年（公元３２５年）闰八月，晋明帝司马绍病死，遗诏命太宰西阳王司马伷、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辅年仅５岁的皇太子司马衍（公元３２０- ３４２年）即位，即东晋成帝。这表明门阀士族之间势力达到一定平衡，但这种平衡因司马衍舅氏庾亮兄弟权势的急速上升而被打破，颖川庾氏也就取代了琅邪王氏在东晋政治中的地位。

 、王敦之乱影响

　　王敦是东晋立国的有功之臣，与其从弟王导同心辅助东晋开国君主司马睿成就帝王之业，内征外伐，权重一时。其后，他拥兵自重，威震朝野，锋芒直逼天子。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他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一度得逞。太宁二年(公元324年)，王敦又孤注一掷，再次发难，岂料众叛亲离，终至败亡，应了时人潘滔对其所说的“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的一句谶语。王敦之乱期间，东晋集中应付内斗，对于北方的侵扰都没有力量去应付，导致后赵在王敦之乱期间夺取了东晋兖州、徐州和豫州的大片土地。苏峻凭著协力平定王敦之乱而有功获封赏，并且威望渐长，军事力量强大。但同时苏峻亦骄傲自满，甚至有异心，最终导致了后来的苏峻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