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的特权、义务及不端行为

毫无疑问，新的教士占很大比例这样一个事实，承认了这一时期教的质量是不好的，但这总比任何事都不做要好的多。

在当时神职人员大量死亡的情况下，时间紧迫，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合适的候选人，教会积极补充教职人员，这种情况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这仍然给广大的基督徒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这种紧急情况下补充的教士队伍，整体素质水平低下在所难免，但我们不能够以此来贬低教会行为不当，因为只有当神职人员到位，教会才能够正常的运转。

在黑死病后，瘟疫带来整个社会的恐慌，享乐主义似乎变成一种潮流。

许多教士也开始放纵自己，本就不算合格的教士犯罪的纪录屡见不鲜。

对犯罪的类型的精确分类并不是很清楚。

黑死病过后教会中牧师犯罪主要集中在残忍的犯罪、道德上的过失。

教士的特权和义务

在十四世纪，关于牧师的生活以及行为举止有一些要求。

同样的，教会法律管理他们的学习以及对他们的宗教监护进行安排，虽然以简洁且公式化的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内在和外在的美德的规定被描述成：教士的规矩和行为举止期望其对自己的宗教工作一心一意。

这种方式的生活能够领先并维持灵魂的救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教职界享有一系列的特权。

尤其是司法豁免权，即犯有重罪的教士免受世俗法庭的审判，从而逃脱处罚，免受死刑以及肢体伤残的处罚。

教会有专门的法庭来处理教士犯罪，但教会法庭中实行的惩罚没有死刑，最严厉的处置方法是开除教职和教籍。

除此之外，还有免除服役和赋税的特权。

人身保护特权，即任何对教士实行攻击的人都要被处以绝罚。

中世纪的教士在享有这些特权的同时，也有自己所要遵守履行的义务。

教会对教士寄予很大的希望，期望他们能够在道德层面上树立标杆，作为普通平信徒的榜样。

正因为如此，教会制定了很多具体的规定来规范教士的行为。

守贞是所要遵守的义务中很重要的一点。

这一规定正式开始于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但在此前的宗教法中已经有对教士独身的规定。

此外圣经中也有所体现这一想法，圣事的纯洁必须以神职人员的纯洁，与异性戒绝关系来保证：耶和华告诉摩西要百姓自洁，“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祭祀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中世纪教会宗教法要求具有正级神品的教士独守其身，禁止结婚，但初级神品的教士则不受这一限制。

但这一规定并不意味着正级神品的教士从没有过结婚的经历，有些人是丧妻之后才接受的正级神品的祝圣礼，此后开始独身的教职生涯。

按照早期教会的观念，一个人一旦成为神职人员，就意味着他将终生泰主。

如果他有了家庭，就难免会把家庭的利益放在教会之上，这样他就不会全心全意地为广大的教徒服务了。

因此一个人想要成为穿黑袍地神职人员，享受主的特恩就必须下决心与爱欲决裂，保持独身的生活方式。

除了独身之外，中世纪的教士还有很多禁令。

14世纪英国著名的诗人乔叟在其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给我们刻画了一位“穷牧师”的深刻形象：有一位好教徒，是一个穷牧师，但富于圣洁的思念和功德。

他还是一个有学识的人，身居教职，他一心宣传着基督的福音，虔诚地教导着他的教区居民。

仁慈、异常勤勉、在困苦中能忍耐，这是他的常态。

不付什一税的人他不愿轻易逐出教会，却从教堂的捐赠中或自己的产业里拿出来接济穷困的教民。

他自己的要求有限，很容易满足。

在他的牧群中他以身作则，先自做出好榜样，然后教导他们。

这句话他摘自《圣经》，自己又加上一个譬喻说，如果让金子生了锈，铁还有什么办法呢？一个牧师是应该得到大家的信任的，假如他自己腐败了，一般无知的人当然更要溃烂了。

最可耻的是，愿每个牧师注意，牧羊人污浊，而群羊反干净。

牧师必须自己纯洁，给群羊做着为人的模范。

从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恪守教士规则的牧师，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自己的堂区居民负责的好教士，是一位好的“牧羊人”。

就像乔叟笔下的这位牧师一样，中世纪晚期的英格的教士有许多传统的美德，尤其包括宽容、谦逊以及贞洁。

为其他人的服务和适当的学习(competens scientia)应该被加以赞美。

此外，当时有许多的传统都讨论了教士和牧师外在的行为。

包括牧师举止和着装的谦逊，他们应该适度的吃饭和饮酒，展示自己的削发以便作为教士为公众所知，与市场、法庭、酒馆以及其他一些令人讨厌的地方的诱惑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他们不能够携带武器或者是去打猎，应该忙于自己的工作，勤奋的管理自己的教会，避免和女性有不适当的亲密关系。

这其中尤其强调了对所有品位的牧师的禁欲的严格规定，并且陈述了在这点上对那些有过失的人一般的惩罚。

在教士中间，通奸是最令人厌恶的，但是作为结果他们不会丢掉自己的职位，除非他们的罪是公众丑闻的问题。

暴力犯罪

在黑死病期间及之后发生了更加频繁的教士犯罪行为，在赫里福德教区的主教纪录中，有大量教士被上交给主教法庭，从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以各种罪名被指控，并且主要集中于谋杀案，例如在1349年亨利德希普顿(Henr)de Shipton)，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执事长，他以谋杀案同谋的罪名被指控。

迪尔文堂区(Dilwyn)的代理主持，或许是被室不断征税的要求以及艰难的日子所激起，在主教的法庭上承认了他攻击一名财政部官员的指控。

在1383年，伊斯特霍普堂区(Easthope)的堂区主持被剥夺了圣俸，因为他谋杀了教堂的赞助人。

在主教特雷夫南特(Trefmant)的任期内唯一的案例，一名年轻的威尔士教士被指控在莱姆斯特的仓库中偷了一些胡椒。

在国王判定之前的审讯中，他被判为死刑。

这个年轻的威尔士人被移交给了教会法庭，后来他这些不道德的事情通过许多优秀的牧师以及教士的证词被成功的净化掉，没有受到处罚。

在修道院内的修士也有着更加恶劣的行为，杀人案件，其最终的结果也是和上述一样，犯罪者逃脱了法律制裁。

例如，14世纪60年代，圣艾德蒙兹的本笃会修道院的一起命案。

三名修士，约翰·德·诺顿(John de Norton)、约翰·德·格拉芙顿(John de Grafton)以及威廉(William Blundeston)，他们三个人争吵。

在大多数修士已经睡着的晚上，格拉芙顿悄悄溜进修道院内的宿舍，刺伤诺顿并致其死亡。

当其他修士醒来发现尸体，他们没有通知公民甚至也没有告知教会领导层，反而决定直接将尸体在没有通知验尸官的情况下掩埋，这违反了法律。

但是因为尸体在教堂慕地中一个浅的慕中草草地掩瞒，修道院主持约翰·德·布鲁克林(John de Brinkeley)很快就发现了它。

害怕来自当地民众不利的反映，这些修士陷入了一系列的争论之中，布鲁克林开始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格拉芙顿和Blundeston均被发现并被关押，后者在此案件中扮演从犯的角色。

而这个关押结果被证明是一场骗局。

一年内，这两位修士就被国王爱德华三世救免，甚至没有进行审判，基于国王的假设，这个案件是由于“热血”才做出的，因此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赦免似乎暗示着这样的暴力行为是经常出现的。

总之在黑死病后关于教士道德败坏、犯罪的纪录数见不鲜。

教士自身是受到教会法保护的，在瘟疫过后教士紧缺的情况下，很多犯罪的教士都以各种借口免于责罚。

在民法和教会法的保护下，大量的教士从整个俗界法庭的进程中被保护。

但教士在被国王的法庭上被指控犯了重罪，他们也会被传讯，之后直到他们的案子被教会法庭专理，他们会被移交给主教。

主教记录中的证据说明犯了重罪的牧师从世俗权威那移交到教会的权威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情。

道德过失

然而，对教士犯罪更多的指控是他们在禁欲方面的过失。

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苏德伯里斥责自己教区内的教士“他们的欲望是如此的疯狂，如此的堕落，没有什么能控制他们：许多人撑坏肚子，随后将自己投入进好色中，各种各样肉体的愉悦，直至最终被拖入罪恶的漩涡之中——教士令人讨厌的丑闻并给俗人树立了最糟糕的榜样”。

在1397年，赫里福德教区的居民表示他们的教士中大多数是如此的堕落。

无疑这些指控背后的行为也是各种各样的。

例如，约翰德亚当(John de Adam)，是Llanwaren的一名堂区忏悔牧师，该堂区居民指控他与一名叫赛丽薇(Celia Very)的女人住在一个屋子里“他们就像丈夫和妻子一样生活”。

这名牧师在随后的时间里出现并坦白他的罪行，被代表们判决去读诗篇以及每周五都要斋戒，尽是为了延续生命，只吃面包和水。

距离福菜克雷(Flaxley)的西多会修道院不远的韦斯特伯里堂区(Westburv)的居民告诉主教，修道院中的八名僧侣，包括院长本人，他们在修道院内和女人厮混在一起，修道院长这种行为持续了十三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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