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拉宾德的独白

编辑|拉宾德的独白

宗教是构成西方国家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一种普遍性精神活动的根基，是促进社会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特性。
作为立足和扎根于不列颠地域文明中的社会文化形态，罗马教会伴随着英国历史进程的起伏，见证了不列颠与各种外来文明的冲创。

宗教的力量

随着罗马教会在中世纪后期逐步成长为一股压倒性的精神和政治力量，它开始从根本上侵蚀甚至伤害着世俗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不仅自身在物质财富上富堪敌国，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难逢对手，主导着教育行进的路线。

因思想领域在很长时间内未能出现可以与宗教教育竞争，来引导人类思想突围的新式教育，无孔不入的宗教教育使人们笃定地认为，教会掌握着许多走向今生成功之门的钥匙，也通晓了去往来世的奥秘，因而仍全心全意地相信宗教的奖惩，虽然偶有质疑之声，但与广泛的信仰基础相比，只是不足挂齿的剑首一吷。

基督教会越发严苛的教义和独裁的统治已然偏离正常发展轨迹，教皇成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掌权者，国家的概念被极大弱化，连教区的牧师也充当起神的代理人，他们肆意地抨击人们的快乐和痛苦，歪曲地解释圣经典故，成为人神对话的滞碍。

到16世纪时，宗教已渗透到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宇宙的格局、世界的命运，以及社会、政治和家庭的秩序，都是用圣经和神学术语来解释。

教会提供了一种理解的系统，一个讨论的框架，和一类表达复杂概念的语汇，从自我约束到国家管理，信仰和仪式在诸多不同层面产生了影响，使人们在精神、智力、情感和内心上都产生了诉求，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宗教价值观、权威、纪律、结构和风格变化的影响。

所有人，无论其阶层如何，皆投身参与了英国宗教生活的塑造和重构，在愈发紧密的深层结合中成为促进都铎文明发展的原力，共同缔造了王朝社会的精神意象。

都铎初期的宗教秩序

英国学校教育几乎与基督教的传入同时发生，学校音乐教育无疑是宗教教育实践的直接产物，宗教因素是其发展、演化的重要动因。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三股力量，影响和塑造了15至17世纪欧洲国家的社会形态和思想风貌，虽然英国较晚参与到这场精神文化风暴，但其宗教发展的轨迹似乎在英格兰民族意识觉醒的那一刻起，便预示出有别于其他国家宗教秩序的特殊性。

这种新式文化形态的变革，促进了教育的迅猛发展，成为学校音乐教育演进的催化剂。

1485年新政权的建立，对英国教会或宗教秩序来说并无多少触动，亨利七世的统治也在虔敬的宗教信仰中按部就班地进行，整个国家的僧侣、修女和修道士大约维持在12000名左右，达到自黑死病以来的一个人数高峰。

尽管这时期的宗教机构已不再具有早期作为文化中心的风范，禁欲主义、学术成就及宗教热情也难觅踪迹，但整体来看，从王朝建立至宗教改革前夕的几十年，传统罗马教会在英国仍保持了强大的民众支持，因为它们满足了诸多普通人的精神需求。

“一群无害的、安于现状的男人或女人过着看似有规律的、虔诚的，既不狂热也不简朴的生活”,成为都铎初期宗教生活的生动写照。

传统宗教精神的缺失使得虔诚和圣洁的宗教生活并不普遍，从亨利七世开始至亨利八世继位时，英国宗教生活的基调是平庸且部分堕落的，中世纪残留的腐败陋习仍旧可见，部分宗教人士似乎已忘记当初选择成为上帝子民时的誓言，迷恋着一种不克己和无节制的生活，宗教漏洞成为他们腐化的最佳借口。

但自15世纪末以来，仍有一小部分恪守宗教誓言的团体，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抵制和尽力消除宗教精神的衰退，维护道德、宗教和金融纪律，即拄拐修士(Crutched Friars)。

这种称呼来源于他们随身携带的一根镌刻有十字架的棍子。

早在13世纪时他们便在英格兰地区参与教会济贫医院的管理工作，随着宗教进程的深入，他们在各项工作中始终遵守着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纪律，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尊重，遗憾的是，都铎王朝建立时，这部分修士在国家神职人员中的占比只有0.3%。

到亨利八世统治时，他们在英国的宗教活动被依法取缔，至1538年底，拄拐修士不复存在，只剩下伦敦和科尔切斯特的几幢建筑和街道名，才能让人记起他们过往的功绩。

这些修士为维护他们忠诚宗教的信仰和履行宗教誓言所做的努力，若非因为君主不断改变的宗教政策和观念，可能会在都铎王朝产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总的来说，都铎初期英国的宗教整体仍延续了传统罗马教会的路线，伴随着世俗政权的崛起和英国君主个体权力意识的强化，一场关于君教权力的博弈悄无声息地展开，最终在亨利八世的离婚诉求中，吹响了与罗马教廷决裂的号角，拉开了英国宗教世界改组的世纪大幕。

英国宗教改革的序幕

都铎王朝的建立催动了英国宗教改革的进程，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局部胜利。
首先，从宏观上来看，英国宗教改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改革一样都处在剧烈震荡的时代，共享了同样的思想前提。

一是人文精神的传播，使人性得到空前强调，极大地激励了人们追求内在精神体验方式的转变，更渴望一种个人与上帝的直接交流，而非一直以来的宗教仪式和教会训诫。

二即教会自身的运行问题，中世纪近千年的发展已使教会的体制变得臃肿不堪，现行宗教机制已无法满足教会正常、有序、健康的运转，权利滥用、经济腐败等问题屡见不鲜，因此改革亦成了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

其次，英国宗教改革的独特性在于其实质是一次宗教化的政治事件，从一开始君主的宗教态度便可初窥端倪。

亨利七世施行的政策和统治期间的外部事件都没有直接影响到宗教机构的命运，且通过其早期一系列巩固统治的举措可知，他几乎与前代君主一样，对待宗教事务保守且谨慎，在观点、行为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别无二致，是中世纪宗教正统思想的代表。

“无论是人文主义、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新异教主义(Neo-Paganism)，甚至是意大利不道德的政治现实主义，都没有对他在宗教问题的态度上产生任何直接影响”。

尽管他是一个虔诚和传统的天主教徒，但其本身并不热衷于对神学、信仰等精神学问的探索，可能在这个亟待重整秩序的时刻，对于初登王位的他来说，脚踏实地地制定政策、展开行动更显务实。

从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亦不难看出，他的社会地位和获得的尊重，有较充分的世俗阶级基础，是由那些受人尊敬的乡绅和城市新贵族一起累积而起。

即使官员中有许多都是教会主教，但对君主的权威并无多大影响，因为这部分官员首先行使的必须是国家治理的行政职能。

因此，都铎王朝这位自信的开国君主更愿意通过非宗教的专制统治令人臣服，“一个坚定的政府要为臣民提供他们想要的统治和需要的安全感，只要不过分粗暴地触犯普通法的规定和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就能获得无限的忠诚和服从”。

尽管都铎初期的英国同其它地方一样，已局部出现宗教改革的苗头，但这种处在萌芽状态的念头暂时不太可能破坏或者取代既有宗教秩序。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宗教改革始于对教会腐朽的强势反击，且大都在与罗马教会正式决战之前就先行展开了宗教秩序的修正和改革。

而英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先与罗马教廷决裂，随后才在宗教礼制上做出改变，建立英国国教，这是君主和罗马教皇直接对抗的结果。

亨利八世矛盾和激进的处事态度，亦在此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继承王位时与欧洲其他君主一样，与教会来往甚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可能是当时欧洲宗教秩序安全和稳定的杰出代表。

亨利八世甚至作为被认可的信仰捍卫者，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II)和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二世建立了所谓的神圣同盟，共同谴责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是一条动摇教会根基、破坏教会秩序的毒蛇。

英国基督教亦察觉宗教问题的急迫，因此首先在内部展开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寄希望于用最小的代价使宗教环境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

如关闭不能吸引新成员的修道院，重组地方宗教法庭等，以惩戒渎职的神职人员，提高宗教事务的效率等。

但这些措施仅仅只是罗马教会在某一个国家的适应性调控，基本无法撼动已在欧洲大陆精神文明世界根植许久，或者说被某些团体执意固守的宗教整体形态和意志。

反而此类巩固教会统治的诸多措施，在民族主义和人文主义日渐高涨的英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运行的滞涩感，教会行使的精神权威和经济政策。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获得了盟友和一定的宗教权利，但教会这种独立于王权之外的权力集团，使以君主为代表的世俗权力团体如鲠在喉，这也是亨利八世宗教态度前后两极分化的根源。

因此，与罗马教廷的决裂变得顺理成章，可以理解为君主为建立权威的至高性，大多数人决心维护自身利益，及国家对被教皇侵蚀的自主权的集中反抗。

毕竟，从本质上说，巩固王权和统治才是君主的第一要务，至于所牵涉事宜的合法性问题不在君主优先考虑的范围。

最终，英国教会在亨利八世就其婚姻合法性的争辩中与罗马教廷正式决裂，并很快通过《至尊法案》巩固了宗教分割这一现实，亨利八世君教权力的唯一性与至高性自此拥有了法律确证。

英国宗教改革并没有广泛民众抗议的隐患，也并非人文主义精神的直接驱动，它几乎是君主个人意志领导下宗教权利的变更，其本意也并非与罗马基督教会的彻底割裂，仅仅是为了争夺完全的宗教话语权，行使精神与世俗世界的绝对权力。

因此，改革后的英国教会并没有从根本上摒弃罗马教会的一些礼拜仪式。

从长远来看，英国宗教改革有利于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宗教生活亦开始从公众仪式转变为私人祷告，其后一系列的措施都是君主对王权与教权归属的进一步巩固。

随着修道院法案的颁布，多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承担学校音乐教育的机构宣告解体，英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面临新的调整和转折。

参考文献

[美]玛格丽特·L·金.欧洲文艺复兴[M].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