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不世之功却被斩首，这位重臣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明朝的历史上，于谦是一个很冤屈的存在。他德才兼备、清正廉洁，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对黎民百姓体恤哀怜有加，并且在王朝的危急时刻主持工作扛起大任、力挽狂澜，组织军队顶住了瓦剌对首都北京的进攻，避免了明朝重蹈覆辙、走宋朝南迁的老路，保住了明朝江山的完整，可以说是有不世之功，但最后竟被以谋逆的大罪被处斩，家被抄，家属被发配到边疆充军，这是多么大的冤屈！回顾历史，在痛惜唏嘘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被杀？

1、

在土木堡之变之前，于谦一直是一个优秀的官员。

他是浙江杭州人，出生七岁的时候，有僧人看到他的时候就预言说他是“他日救时宰相也”。同样的预言，我们在史书中见得不多。

可能正是因为天赋特别地好，于谦在23岁那年就中了进士，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鼎鼎大名的王阳明，也才在28岁中的进士，可见于谦的智商是极高的。他是在永乐十九年中的进士，也就是明成祖朱棣当政的时候，属于明初。明初的政治是很清明的，腐败都是中后期，所以我们不用怀疑于谦中进士有什么水分。并且他的父亲是一介平民，没做过任何官职，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可以依靠。他后来能够官至侍郎、尚书这样的大官，也真的是靠个人能力和品行。

他是从御史开始做起、进入仕途的。于谦整个官场生涯都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应该和这一阶段的从政经历有关。作为御史这样的纪检官员，首先要保持自身的廉洁，敢于揭发不法行为，这是最基本的素养，于谦把这样的素养保持了一生。

于谦到江西巡查的时候，检查刑狱工作，曾经为好几百遭受不白之冤的犯人平反；在陕西巡查的时候，曾经发现了一批为非作歹迫害老百姓的军官，全部都奏明朝廷把他们绳之以法。当时的皇帝明宣宗发现了他是个人才，亲自写下他的名字交给吏部，快速越级提拔他当了兵部右侍郎。

他作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期间，兢兢业业工作，做了很多扶贫济困、修筑堤坝、赈济灾民、扶助百姓的善政，深得老百姓拥戴。他还整理军务，打击边关守将私自开垦土地的行为，把他们私自开垦的田地统统收归军队所有。在他的整肃和善政之下，朝廷当地的军政力量大增，太行山里的盗匪统统都躲避起来，根本不敢出来祸害社会。因为干得好，后来他升官离开河南、山西的时候，两地的基层官员、老百姓到首都北京上书朝廷请求他留任的人有好几千。

到了土木堡之变的前夕，他非常负责，对政局和军事非常敏感，见解非常正确，并且是力谏，极力劝阻当时的皇帝明英宗不要御驾亲征。可见，他多么优秀，对朝廷多么忠贞。

2、

在土木堡之变发生的时候，于谦是兵部右侍郎。兵部的主官尚书邝埜跟着皇帝的大军出征、治理军队，于谦作为留守官员主政兵部，表现极为出彩，可以说是挽救了明朝危局，使明朝避免了重蹈覆辙走北宋南迁的老路，为明朝立下了大功。

当时掌权的太监王振要挟着明英宗带着几十万大军御驾亲征蒙古部落瓦剌，被围在了土木堡，然后大败，明英宗被俘，消息传到北京，震动朝野。一国之君被俘，几十万人战死，几十位朝廷重臣死在乱军之中，这是大明开国以来从来没有的事情，一时间人心惶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负责留守监国摄政的郕王朱祁钰让群臣讨论战或守的对策，侍讲官徐珵说星象有变化，应该南迁，也就是逃跑。于谦立即大声斥责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这句话说得真是字字千金、掷地有声，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况。如果明廷当时真的南迁，逃跑到陪都南京，瓦剌趁势再一进攻，北京、河北等地就是人家的了，后果真的和宋朝一样，丢掉半壁江山，大明王朝就残缺不全了。

摄政的郕王朱祁钰当时就被震撼了，肯定了于谦的观点，决定全力守卫京师。就这样，于谦成为了当时的中流砥柱，辅佐着郕王朱祁钰拉开了北京保卫战的序幕。

当时北京的精锐部队都已经被明英宗带去阵亡了，只剩下不到十万疲惫不堪的卫戍部队，大明朝的首都从官员到普通百姓、士兵都十分恐惧，士气低迷，没有胜利的信心。这个时候，于谦成了上上下下的中流砥柱。他让郕王朱祁钰迅速铲除土木堡事变的责任者——太监王振的余党，发檄文迅速召集南京、北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各府的运粮军，让他们立即奔赴北京驰援，自己作为兵部尚书坐镇全局，依次筹划、安排、指挥好各项抗击瓦剌的事项。在他的带领、力挽狂澜之下，明朝成功地阻挡住了蒙古瓦剌部的进攻，同时加以政治外交手段，挫败了瓦剌以明英宗为要挟获取更多利益的勒索要求，可以说是功高至伟。

但是，这期间于谦办了一件大错事。

3、

当时明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是负责监国的摄政王，这个时候国家没有君王，太子又年幼，大臣们都忧虑国家没有皇帝，于是纷纷请求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朱祁钰非常惊恐，拒绝了很多次，于谦站出来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我们是忧虑国家，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了您或者其他人的私人利益考虑，为了大明朝的安危，您就登基当皇帝吧，您一当皇帝，国家有了君主，瓦剌要挟我们的空间就很小了。于是郕王朱祁钰就在这个非常时期当了皇帝，也就是明朝历史上的景泰帝。在这个过程中，于谦作为主持工作的首席大臣，是他带头拥立了景泰帝。这个事情一办，非同小可，决定了于谦后来的命运。

明朝立了景泰帝之后，瓦剌再拿被俘的明英宗说事儿就没有了力度，一看以此要挟明朝不成，双方又经过一波政治、军事、外交等的综合博弈，瓦剌进攻明朝受挫，没有讨到什么便宜，也就和明朝达成了战略平衡，不再进攻明朝，毕竟当时明朝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后来瓦剌甚至是主动要求和明朝和好，频繁派出使者到北京交好，提出要送还明英宗。

这个事情，非常敏感。因为天无二日，景泰帝已经登基、诏告天下，如果明英宗平安回来，那国家就有两个皇帝，这算怎么回事儿，况且明英宗还有一批文武旧臣都还在朝堂里主政呢，明英宗一旦回来，那景泰帝朱祁钰这个皇帝还要不要当？到底谁是一国之君？怎么处理这个局面？到时候情况就很不好办，甚至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都有。这和南宋的宋高宗那个时候的情况一样，宋高宗为什么反对北伐，讨厌岳飞那样的主战派？就是主战派提出要收复北方失地，迎回宋徽宗、宋钦宗二位被俘的皇帝，被俘的皇帝一回来，那宋高宗算怎么回事？他这个皇帝能不能当得成就是未知数了。所以，宋高宗很精明，让你主战派抵抗金兵，但是又不让你过于激进，限制你北伐、收复失地，这样既维持住了局面，遏止住了金兵的侵蚀势头，又保住了自己的皇位不受威胁。人，到底都是自私的。

但是于谦作为朝廷重臣，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天性善良，赞同接回明英宗，没有考虑到旧皇帝和新皇帝之间的帝位之争，没有考虑到皇族内部的利益之争，以为自己一心为国家考虑、为他们朱家王朝考虑就可以了，结果朝廷把明英宗接回来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景泰帝把旧皇帝明英宗接回来以后，很快考虑到了帝位的冲突。明英宗回国以后，景泰帝就把他软禁了起来。到底是同父异母的哥哥，景泰帝虽然怕哥哥复辟皇位，但还是念在手足之情，养着他，这一养就给自己带来了祸患。

景泰八年，明英宗趁着景泰帝病重，在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旧臣的支持下发动了“夺门之变”，一举复位成功。复位成功之后，明英宗迅速把景泰帝废掉，还废为郕王，也把他软禁起来，同时把带头支持景泰帝登基的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下狱。之后很快，景泰帝不明不白地死去，于谦、王文被以谋逆的罪名斩首。于谦落得了身首异处、家被抄，家属被发配边关的下场。

一代名臣，为明朝立下大功的于谦，成为皇族帝位之争的牺牲品。

4、

人，仅仅有善良和忠诚是远远不够的。朝廷，有外部的矛盾，更有内部的矛盾。身为朝廷重臣，于谦没有协助皇族处理好内部的矛盾，在帝位之争这个大事上欠考虑，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在杀于谦的时候，明英宗其实是犹豫过的。他当时说过一句话，说“于谦实有功”， 拥立他复位的大臣徐有贞对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这一下坚定了英宗杀于谦的决心。

于谦死的那一天，整个北京城都是阴云密布、暮暗之气沉沉，老天爷、全天下都在为于谦喊冤。但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抄于谦家的时候，朝廷一点钱财都没有抄到，可见于谦的清廉。杀于谦的事情，皇太后事前不知道，等得知于谦的死讯后，皇太后一连几天都哀悼于谦，明英宗这个时候也后悔了。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明朝给于谦平反是在英宗死了以后，明宪宗继位之后。朝廷赦免了于谦的家属，让于谦的儿子于冕官复原职，恢复了于谦的名誉。明宪宗下诏评价于谦说“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意思是说当年国家遭遇大难，是于谦尽忠保了大明的江山，是当时朝廷的顶梁柱，奸臣当道，嫉妒陷害了于谦，先帝后来已经知道了于谦的冤枉，而我的心实在是怜悯于谦的忠诚。”一道诏书，就把所有责任推给了奸臣。而当时主张杀于谦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也早就不在朝廷里主政了，一个被朝廷抓到监狱里弄死，一个因为谋反罪被杀了全家，一个被贬官流放，没有人会去跟朝廷辩论什么，一切尘埃落定。

而景泰帝的死，也很冤枉。他本来不想当皇帝，迫于形势，在于谦等人的推举下当了皇帝，当了皇帝之后本来不想把明英宗接回来，他当时郑重征求于谦的意见，于谦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景泰帝就听了他的意见，说” 从汝，从汝”。景泰帝尽管谨小慎微，但最后还是发生了夺门之变，自己被废，丢了性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于谦全盘没有考虑周全，既害死了自己，也害死了景泰帝。

一招之错，全盘皆输。也许，如果于谦当时不怂恿着景泰帝朱祁钰当皇帝，而是让他只摄政，让明英宗的幼子登基，让太后垂帘听政，就会避免了自己悲惨的结局吧！

参考资料：

[清]张廷玉等 《明史》 中华书局 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