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采取哪些措施？

文|春尽安

编辑|文知远

从全国的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有正向效应，那么该如何扩大这种效应呢？

• 概况

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达程度高，在全国属于发展前列，东部农村居民较之西部地区对金融服务有更高的需求。

从而获得资金支持后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而增加可支配收入。

而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逐渐积累到达一定规模，配套金融设施完善，金融资源对农村居民来说可获得性提升，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改善生活，降低收入差距。

而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该地区缺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济环境和市场，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对数字技术的合理认知。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生活水平改善程度极为有限。

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及中部地区表现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原因可能在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中部崛起战略颇见成效，总体区域经济增长带动乡村发展。

且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使得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缩小，收入差距缩小。

而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而增长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增速快。

但是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农村地区没有从东部经济增长中获取足额的红利，因此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有限。

贸易开放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在全国范围及中东部区域都对城乡收入差距有负向效果。

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活跃使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被吸纳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带动农村劳动人口就业。

尤其引进技术后农村居民劳动能力不断提升，其收入状况全面得到改善，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都表现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效应。

原因在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更多农村劳动人口前往城镇务工，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后获取比以往更高的劳动报酬，改善生活。

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总体上升，与城镇居民二者的工资水平差距逐渐缩小。产业结构仅在东部地区表现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

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迅猛发展的服务业令农业劳动力也在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提升了其收入水平。

而农业是落后地区的重要产业，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仍占有重要分量，这些地区技术支持薄弱、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却占用大量劳动人口。

农民没有从农业生产发展中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导致农村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没有明显改善。

财政支出作为控制变量在东部地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东部地区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通过政府财政支出提升社会保障程度，改善就业。

而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财政政策对城镇地区的倾斜导致农村地区没有受到相应的带动。

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在全国范围内及东部中部地区可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中东部地区由于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加深。

通过义务教育、职业培训等提升就业能力，掌握比过去更深层次的劳动技能，获取更高的就业薪资，收入差距得以改善。

西部地区呈现出不显著的扩大效应，原因在于西部地区很多农村学子获得知识教育和技能后，往往在发达的城镇发展，人才外流的同时拉高收入差距。

• 政策建议

1．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在各地的普及程度、减贫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应该制定符合本区域发展现状的方针策略。

东部地区有优越的经济支持和前沿的数字技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势显著，且目前覆盖广度已达一定规模，因此可以拓展东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加速业务创新。

针对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特点，设计契合农村居民实际需求的金融服务的金融产品，并且撤除冗杂机构和人员，避免同类机构聚集，造成恶性竞争。

而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介于中西部之间，中部地区农村人口数量大且分布稠密。

应该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中部农村地区的覆盖广度，增设机构，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令农村贫困人口可以享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成果，促进增收，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对于西部地区由于其起步晚、先天条件不足，在中东部地区数字化金融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西部地区还后知后觉。

所以西部地区应先将基础设施建设打扎实，提高互联网普及程度，以消除“数字鸿沟”。

同时提升弱势群体金融意识，减少“自我排斥”，从而逐步追赶中东部地区。

2．深化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的业务合作

长期以来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主导着普惠金融的发展进程，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提升、移动通讯的普及，腾讯、阿里等互联网企业异军突起，在普惠金融领域崭露头角。

传统商业银行看似被抢占了市场份额，行业地位岌岌可危，但是其固有的稳定盈利模式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仍然在互联网金融企业面前保持其独有的优势。

若二者相互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拓展经营思路，定能充分发挥金融的普惠性，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惠及更多弱势群体。

具体而言，互联网企业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通过充分挖掘长尾群体、小微用户的数据信息，来达到精准定位客户群体，激发潜在客户。

并且通过技术手段降低经营成本、控制交易成本，以此达到既能发挥普惠效果，又能满足持续经营的目的。

而传统的金融机构有固定的受众，有稳定的资金支持，在客户群体中有更高的信赖度。

二者相互合作，发挥各自优势，互联网企业贡献数据资源，帮助商业银行扩展客户群体。

并且传统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企业技术支持可以精准评估偏远地区用户信用等级，满足更多弱势群体的资金需求。

而“财大气粗”的商业银行利用其庞大的财力可以弥补互联网企业在信贷领域资金不足的缺点，也可以利用自身良好的公信形象，与互联网企业进行业务合作，提升农村地区对互联网金融的公众认知。

因此，互联网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对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助推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形成层层深入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当前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看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契机，都纷纷投身于此，想分一杯“普惠金融”的羹。

然而业内机构鱼龙混杂，将普惠金融搞成了“普遍放贷”，诱使更多人陷入借贷消费陷阱。

长此以往，不利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第一步应建立一套具有规范性的准入机制，提升准入机构的门槛。

剔除不合规范、缺乏资质的机构，防止出现农民工、在校学生等群体遭遇偿债困局，为弱势群体财产利益筑起“保障之墙”。

第二步应该对数字普惠金融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

金融活动极易产生监管套利行为，因此要对全国各个地区进行统一管理，迫使金融机构规范经营活动、透明使用用户数据、维护客户资金安全。

最后，要建立安全高效、覆盖广泛的数字化征信系统。

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如今应与征信领域深入融合，数字化征信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可以让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也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便利。

相信通过门槛设置、统一标准、强化征信这样层层深入的监管模式，一定会让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