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及现代价值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及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自国家产生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性质也从原始社会转入阶级社会，表现为后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等。民本思想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及变更之中一直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在原始社会，古代民本思想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这样发展历程。殷商时期，迷信的氛围特别强烈，事无巨细，每事必卜，甲骨文即是为记录占卜而产生。人们祭天地、鬼神，祭星辰、日月，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太阳神，以致夏桀暴虐无道，却以太阳自比，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到了西周，周人把天奉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周王亦称“天子”，是受了“天命”取代商来统治天下的。另一方面，周人又从商的覆灭中认识到“天命縻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装倒戈，才使西周打败了商王朝，这是“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既而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德”才可以“保民”。这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败，原来神圣不可动摇的天--周天子已失去天下共主的身份，天下大乱，礼乐崩坏。现实已动摇了人们对于神圣天道的崇拜。另一方面，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突出人的地位。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观点，强调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天”的地位已开始动摇。与此同时，从君主到一些大臣对“民”的认识都有了新的提高，认识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田氏代齐的重要手段就是收买人心，搞大斗出货，小斗收进，结果“得齐民心”，“民众归之如流水”。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仁政思想，告诫统治者“爱民”、“利民”，轻刑薄赋，听政于民，与民同乐。这标志着民本思想至此真正形成了。

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0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

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000国0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

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

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

《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

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道家民本思想的贡献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廿居下流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正是一种得民之道，只有把民众的利益放在前头，民众才不会感到你的统治是一种压力，才会乐于接受你的统治。《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民本主张，并将民本认识表述得更为直接。他说:“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一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会于仁而不恃，薄于义而不积，应于礼而不讳，接于事而不辞，齐于法而不乱.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庄于.在育”民众虽地位卑微.但他们却是上层统治者存在的依据.不可不重视。恰当地利用民行事.就如同用天、用德、用道、用仁、用义、用礼、用事、用法的意义一样，可使自己的地位得以巩固。

事实上，老庄学派尽管主张“天放”、“自然”，但并不是要统治者脱离与民众的联系，相反，他们认为察民情、顺民心才是顺乎自然的管理模式。《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千》第四十九章)圣人不应当固执己见，唯我独茸，应当倾听百姓的心声，善与不善，都当听之不拒。《庄子》进一步指出，君主如果自以为是，不纳谏不从众.后果就是:“其存人之国也，无万分之一;而丧人之国也一不成而万有余丧矣。”(《庄子·外篇·在有第十一》)总之.虽然道家民本思想没有儒家民本思想那样响亮，但它同样为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成熟做出了贡献。

明末清初，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产生，古代民本思想得到极大发挥，就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对君主专制独裁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指责君主制度是“天下之大害”，反对君主把天下当作私产，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的责任就在于“以天下万民为事”。这种社会政治思想是进步的，可以看作是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