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 一份签名给战俘们带来的希望

孙振冠像被“收伏”了，不声不响，每天独自一人在一张大洋铁皮上画蒋介石的相。

有人悄悄地问，“老孙，你咋画这个？”

“混碗饭吃呗！”孙振冠不动声色。

谭兴东又成了孙振冠身边的常客。他和国民党旧军校毕业生王家悌争当“CIE”学校校长失败之后，泄了不少气，凭能力，他强于王家悌，凭反共贡献，谭兴东可以数第一，但是，他知道，他们并不信任他这个倒戈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军队的股长。有凤凰被鸡欺之感。他可以口若悬河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历数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种种罪行，却无法使自己重新换一个新的身份，阶级路线，不管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讲，这是传统产物。

他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价值仅仅被利用作为一个反面政治教员，不光是失意，还有怨恨。和那些人争吵，谭兴东过去常爱讲一句话，“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桥归桥，路归路，铁丝网内不要称英雄，有本事的上台湾看！”现在，他隐隐地感到，台湾也并不可靠，谁让他是共产党、而且是个不大也不小的官呢？

“老孙，识时务者为俊杰，想想看，咱俩这样子回去能有个好吗？斗争、运动、尾巴、帽子，你我都是过来人，比不得那些大老粗、年轻娃娃，政治上不能太幼稚。”

“我自幼信仰共产主义，从小就相信共产党。咱俩志向不同，不要互相勉强吧！”

“老孙，我的课你不去听，台下那么多人嚎啕大哭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就不动心——”

“你把他们骗到台湾去，你良心上过得去吗？”

“应该尊重现实，你也是个俘虏。”

“我是美国人的俘虏，而你，不光是美国人的俘虏，而且是国民党的俘虏。”

谭兴东冷笑了一声，“放心吧，老孙，有一条你放心，我谭某早就想明白了，将来，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老子都不信，也不去美国，就算我是个狗熊吧，也到中立国去当。走着瞧吧，共产党的那一套我见得多了，多少无辜的人死于这斗争那运动，什么AB团，改组派，争权夺利，自己杀自己，老孙，你今天骂我是叛徒，将来回去，你也就是叛徒！”

谭兴东如今在哪儿呢？不能不说他有一定的先见之明，回国后的三十余年间，六千零六十四名归来者大多数被戴上了“叛变”的帽子，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俘即叛变”公开成为标语口号，作为叛徒被打残致死的人不计其数。

卫光明等数十人被打死了；

王宇庆等被折磨疯了。王宇庆爬上工厂数十米高的烟囱，飘飘悠悠地要往下跳；

无穷无尽、无边无沿的心理创伤。谭兴东的宣传具有一定反面的深刻性，难怪采访中许多人说，不怕挨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听了后就像中了毒剂，人消沉得很，再也鼓不起劲来······。

王荣生的小同乡，和他同住一条街的同学周茜变得消沉，他参加听反动课，还唱反动歌。丁先文暗地里“教训”了他一顿，委屈与怨恨情绪之下，从此，他更疏远了。王荣生问他打算咋办，他低头不吭气。“你是独子，你母亲在家等你——”周茜红着眼圈说，“不要怪我，我在旧军队干过，我姐夫还是个连长

周茜走远了。

孙振冠、魏林、马兴旺等一直在寻找一个有理、有利的斗争机会和方式，以争取在战俘营里获得“自由”。

孙振冠首先提出一九五O年三月十九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和平宣言”、以及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的和平签名运动。“在我们战俘营里不也可以采取这一和平、而且为西方人所接受的斗争形式吗？”为了不吓退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提出签名的口号是：维护日内瓦公约，要民主管理，要人道待遇，战俘营里应该由职别最高的战俘领导。

各种带有希望的消息象一道道流萤在黑暗之中闪烁，“共产党的领导进了战俘营，出头指挥了，你没看见，那些蔫蔫的共产党员活起来了吗？”

“有希望了，”平时闭着眼从不反抗也不说任何话的“老实”战俘把眼睁开了，“只要有人领着干，咱也上！”

一份份“签名”由各种途径送交孙振冠处，各种形状的香烟壳纸，手纸，各种笔划歪扭的签名笔迹，也有的只画个圈儿，或干脆盖个手印。白天，孙振冠把这些纸片贴身裹紧，晚上，这些签名纸片就藏在掏空了的帐篷杆子下。

形势非常乐观，签名者在最初三天就有二百余名，看形势，真正的浪潮还在后头。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王有敏、魏世喜找到了孙振冠。

“孙教导员，你不是个粗人，有知识有文化，怎么能不讲信用？”

“我不懂你们的意思。”

“你保证过不搞暴动。现在，据可靠消息，你们正在搞什么签名，名单就在你这儿。”

“我否认这件事。”

“这是确切消息，除你，还有魏林、马兴旺、刘光。你现在若是不交出名单，只好把你送交美国人，那么，等着你的将是枪毙。”

孙振冠知道事情已经暴露，不能再掩盖了，他说，“好吧，你们说对了，我们是在搞签名，但不是暴动，是反对你们对我们的苛刻待遇和迫害。”

“这是你们共产党的欺骗手段。”

“若说我是欺骗，也行，我只有一个要求，而且这个要求我想了很久，你们敢不敢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把七十二号所有战俘集中起来，让我讲几句话，只要我不宣传共产主义，讲什么内容你们别管。十分钟后，如果大多数人不支持我的活动，我可以停止签名，若是另一种情况，我希望你们也要考虑。”

“你得考虑后果，孙振冠，你是知识分子，过去，我们给你面子，但是，告诉你，有人早要治死你，要整你，不要不知好歹。”

“请放心，你们早就说了，我到共产党那边也是叛徒，也是死，现在，你们把我枪毙，我倒可以免去这个名声。实话说，鹿死谁手还不一定。你们相信你们手下的人都跟你们走？半碗饭早已吃够了，我也向你们摊牌，名单就在我孙振冠这儿，枪毙我你们也得不到。”

孙振冠很清楚，在这样的局势下搞签名活动，是孤注一掷，背水一战。的确有想在全体战俘面前讲十分钟话的愿望，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有百分之三十不怕死的人能起来就行，他清醒地感觉到，是延安是西安的局势即将见分晓。

十一月七日，马兴旺营长在军官大队全体战俘集合完毕之后突然站了出来，要求讲十分钟的话。魏世喜恐慌地把队伍遣散了。当日，美方宪兵司令部“Case”中尉把孙振冠、马兴旺、魏林等叫到联队部，以“暴动”的名义审问：

“Who is a Leader?”(谁是领导人)Case气势汹汹地问。

“No Leader?”(没有领导人)孙振冠回答。”

“你们被汇报要暴动！”

“不，我们仅想回中国，而他们要去台湾。”

“把你们的意见写出来，谁执笔？”

“我们自己写。”

十一月七日下午，签名活动公开化，吴博礼牧师和韩秉赫牧师也匆匆赶到七十二战俘营。当天夜里，七十二战俘营军官大队的厕所边搭起了一块雨布，点上了烛，傅稚衡正在起草给美方当局的签名抗议书。在他的旁边，担任抄写的是何平谷。天冷极了，只裹着一件破大衣，手冻得抓不住笔。下半夜，抗议书起草完，何平谷抄一会儿就把冻僵的手伸进傅稚衡宽阔的怀里暖一暖，一直抄到天明。

这一夜，整个七十二战俘营里三层外三层布置了岗哨，但是压抑了数月的战俘们却好似解放，熄灯哨吹过，依然谈笑风生，胆子大了，有人挑头起来干了，从这个帐篷窜到那个帐篷，就象过节般热闹。那一夜，又有数百张签了名的条子送到傅稚衡的雨布棚子里，整个熄了灯的七十二战俘营，只有这点烛火一直亮到天明。

摘自《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