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朝代，其经济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大运河贯通之后，沿岸地区的经济呈现突飞猛进之势，逐渐兴起了一批商业城市，如天津等。

天津地处于九河下梢，是河海交汇之区。在金代时期，这里是一片荒旷斥卤的滨海荒地，为了满足海防之需而设立寨戍守卫。名为“日直沽寨”，是沟通武清县与柳口镇杨柳青之间的一个因水设防的据点。

直至元代，由于直沽靠近大都北京，又位于河海交汇之咽喉要道，因此元王朝统治者在此建立了接运厅、万户府等掌管槽粮转输的官府衙署，并派遣重兵戍守防卫，设立仓储粮。延佑三年，将直沽改为海津镇（见《元史·仁宗本纪》）。直到元朝末年，天津地区虽有“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的盛名，但也仅仅是官运粮米及物资的中转站。

《——【·天津漕运的发展·】——》

在明代永乐年间，政治和军事中心向北迁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了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了潜运。其中，漕粮转运皆以天津为京畿要道，天津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大步跨进政治和经济领域，地方经济也随之得以发展。

永乐二年，明成祖朱棣以直沽海运往来之冲、且海口田土育胶便于屯守的理由，设卫并派官在此监督筑城。城建成后，分别在永乐三年和四年将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调至城中戍守。虽然当时的天津城只是土城，且临河无池，但终究具有了“城”的初步轮廓。

与此同时，明王朝统治者在天津城内外大量建造仓库和储备粮食。永乐三年，他们在卫城北“造露囤千四百所”，永乐六年，又在城北尹儿湾“建百万仓”，以贮存海运和遭粮，以备国防之需。

在永乐十三年，南极江口至大通桥全长余华里的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使得河运便利。明朝政府因此罢免了海运，改行支运法，从里河运粮。江南数省的民间粮食首先运至淮安等四个仓库，然后由官军分批辘运、接力搬运，每年四次，可运输三百万余石粮食。

天津当时是“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的交通要道，运输数万石粮食经过此地，或者采用小船、浅舟转运至京通，或者移人海舟遮洋船送达蓟辽。天津三卫拥有运船300只，使用潜正和贴旗军140余名从事交卸转搬等工作，同时还拨发了500余名人丁随时修落河道、牵挽遭船，保持运槽粮船顺利通行。

永乐十九年明王朝正式迁都北京，天津成为重要的转潜中心。从事运输粮食、工役的卫所军士后来逐渐成为从事造船、修船、驾船、搬运、治河的居民。

随着明朝对南方粮米和物资需求的日益加深，明代潜运方式不断变革，天津在此过程中日臻重要。宣德六年，明王朝改行兑运法，令民运粮至瓜州、淮安，兑与卫听宫军，由其运载至北方，对遭浪转输加强控制。同时，还借耗米、脚价等名目大肆增加运额，正统初年潜粮竞达四百五十万余石，比元代最盛时期约最高额数还多近百万石《元史纪事本末·运潜》。如此巨额粮米一时齐集天津，短期内不易运清，明王朝统治者就在天津大建贮粮仓储。

宣德年间，在原有的天津仓外，又增置“天津左卫大盈仓九廉，汁四十五间”，“天津右卫广备仓七威，计三十五间”，“天津卫大运仓六底，计三十间”，并设户部分司，派户部主事一员监督仓储次放等事宜《天津卫志·仓威》。到正统年间，各仓所贮水次宫粮“功称万计”，天津成为明代重要的潜粮储屯所之一。

在明朝弘治三年，由于天津东濒大海，成为水陆交通要冲，明朝统治者设立了整访天津按察司副值一员，统领三卫军兵，负责“操练军马，修藩城池……问理词讼并兼管运河事宜”，从而改变了过去“三卫势均，纷无统纪”、“同处一城，不相统属”的局面，加强了对天津地方的统治。

弘治六年，天津卫土城颓塌，明朝统治者命副使刘福监督重修。修后的天津卫城四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宽二丈五尺，门四个，临河无池。

这一初步完成的卫军屯田、戍守据点向封建城市的过渡，对天津地方经济的发展、商业中心城市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随着明代运河的兴盛发达，南北物资交流进一步加强，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大量商品随船停泊于天津，并在此销售与集散，这进一步刺激了天津地方经济的发展。明王朝实行“简遭为命”，为使运军专心从事潜粮转输，统治者允许运军随船运售各地土特产。戈化十年后，现定运军每船附载“土宜”货物十石，后放宽到六十石。

明王朝统治者对潜粮转输规定了严格的期限，如“无故违误，运官住体间罪”这样。大量土产货物在转运途中无暇脱手，只有到达交卸地点验收之后，方能交由主人销售。于是，大量土产货物涌入天津市场，天津就这样成为了集散、销售南来土产货物的重要市场。

由于缺乏详细的统计资料，关于当时土产货物的种类、数量及销售盈利状况无法准确判定。但是根据万历年间《遭禁》所载的禁令内容，可以确定运军附载北上之货物种类繁多，除了运军自带的土宜货物外，还有附带的客商、势要人等带来的酒、面、糯米、花草、竹木、板片、器皿等货物，这些货物需要参问发落后入官。这表明运军附载的北上货物品类繁多，既包括供户、们消费的食品、日用的器具、把玩观赏的奢侈品，也有供人们修建之物料，品类甚多。

《——【·对天津城市造成的影响·】——》

明王朝的统治者为保障酒运采取了有效的治理措施，使得大运河畅通无阻，承担了沟通南北经济和交通大动脉的使命。

当时，明代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李长卿集·卷十九》所说，“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南、闽广、豫章、楚、颐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而夭津作为“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的重要港口，成为南北舟车汇集的中转站，沟通了海运和陆运之间的交通，同时也是商贾云集的繁华商业中心城市，被称为“南贾之所、北贾之集、五万之民所杂处”。

在当时，北方虽然广泛种植棉花，但由于土地高燥，纺织技术不精，棉花经常断续不成缕，即使能制成布，也质地松散，不堪使用，所以棉贱布昂。相比之下，南方土地卑湿，纺织技艺却十分出色，纱线细腻，织出的布料坚实牢固。但南方地窄人稠，无法大规模种植棉花，因此布料贱而棉花贵。各地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借助运河的便利运输棉花和布料，从而出现了“棉则方舟胃于南，布则方舟姗诸北”的现象。

天津则成为北棉南运、南布北销的重要中转站。当时，北方棉花分别沿永平新河、白河运抵天津，西河之棉则沿大清河、淖沱河、西河运至天津，最后通过租赁河、海船售卖到南方，等到船回到北方时再装载南方布料抵达天津，或在当地销售，或通过车船运输到其他地方。据记载，当时载布的河船经常沿清苑河往西走，一直到达雄县城下。

此外，明清时期，福建纸商每年都会将货物装载船只，由福建航海，受到神的庇护，得以顺利抵达天津。随后，他们通过舟车转运将货物销售到京津冀地区。这些活动也被载在《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以及《双延邵纸商会馆碑文》之中。天津盛产芦盐，一些商贩利用船只的便利运输盐。

除了官盐之外，还有许多商贩从事私盐运输和销售。他们在运河上“多用小船与经过之乌快官粮等船”，“北行夹带抵通州，南归贩卖抵临清，皆权贵势力者窝顿兴贩，巡盐官兵束手逃避”（《盐法通志·政绩》），这也见证了天津历史上的一些贩盐活动。在近海地区，一些山余私袅往往在海丰等场换市或者陆路贩卖，这些活动也在《长芦盐法志》的附编《援证六》中有所记载。此外，江南和北方军民也因造遮洋大船，利用海运方式，运输商品并贩卖盐。

由于南北商旅均频繁往来，天津地区逐渐繁华，商业日渐发达，从事商品交易的场所也与日俱增。宣德至成化年间，天津市集已有五处，弘治元年又新添设五集一市，详见《天津卫志》。在市集上，不仅有各地商贩售货，而且有外洋商船前来交易。以天后宫为中心，沿宫南、宫北大街沿运河沿岸形成天津最早的商业中心。

时人有诗描绘当时天津市集的繁荣情景：“玉帛都来万国朝，梯航南来接天遥，千家市远晨分集，两家河平夜退潮。贡赋旧通沧海道，星辰还象洛阳桥，何由四塞襟喉地，重镇还须借使貂。”（摘自李东阳诗《过天津》）

随着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商品经济的繁荣，明王朝在天津设关置卡，广征商税，天津成为明代商税征收的主要地区之一。

在永乐二十一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两年后，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陈济上建议：“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往来之所聚，今建都北京，而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闸一年，以为定额，庶无侵欺之弊。” 明成祖朱棣采纳了这一建议。这是最早见诸明代史籍之在天津设关置卡、征收商税的记载。

在洪熙元年，明王朝在天津开始征收“市肆门摊课钞”，向摊贩收税。宣德四年，天津的“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而且连“塌房货栈、库房、店舍居商货者”亦不放过。到万历年间，全国征收的商业税目达十余种。

笔者观点：

根据前文所述，明代中叶之后，天津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最初只是官运粮米及物资的中转站，逐渐演变成为各地商品和货物的集散地，成为了北方商业中心城市之一。天津之所以成为今日中国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城市，是由于明代漕运业的兴盛和大运河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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